高兴是因为他们建立起来的生活，简发现她可以是汤姆的最佳财产，但又是他的一种最沉重的义务。她的过去与汤姆一样，是要由逐渐损坏名声与明确的改良来对付的“政治问题”。在另一方面，接受采访时，她强调她为坚持原则而付出了代价，（“我在1970—1975年被列入黑名单，和麦卡锡时期犹太人遭受的一样。”）并且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在我政治活跃时期，我的朋友遭到谋杀，人们被联邦调查局杀掉。人们消失了。有计划要绑架我丈夫，把他监禁在墨西哥”）。不过她也暗示，在她激进时期做的那些事是错误的，尽管那些错误是可以理解与原谅的，因为那是性观念造成的心理失常所致：“在我从政的第一年，对自己不能有效地做到自己代表的事情而深感自卑与丢脸。使我遇到这些麻烦的原因是态度问题，‘我还左得不够，我的火药味还不足。’那时，我的言论左得出奇——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我过于想证实自己是可以依赖的，证实自己是心诚意切的。”

运动第一次受阻发生在1979年，杰利·布朗任命简为加利福尼亚艺术院成员。她立即自费组织了一伙人，认为她可以把那小小的位置变成举足轻重，甚至跑到墨西哥与墨西哥总统夫人杰赛·洛伯兹·波提罗商讨加利福尼亚与墨西哥进行艺术交流事宜。但是就在艺术院的位置要提交到州议会确认之时，简针对琼·贝兹发表谴责北越不尊重人权的一封信发起了进攻。在人们的心目中，河内·简又回来了，从而，加利福尼亚议会否决了这一任命。她组织了一场写信运动，指责议员们重新搞起了麦卡锡主义，但这次否决对她来讲仍然是一次毁灭性的失败。

不过在大部分情况下，简还是想树立一个富有成效的随和的形象。曾于几年前因简“为娱乐界带来了坏名声”而授予她酸苹果的好莱坞妇女新闻俱乐部请约翰·威尼向被选为当年女演员的她颁发金苹果奖。她开始登上美国最受欢迎的妇女的名单。

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她被视为当代自主妇女典范的同时却在极度依赖于海丹的精神上的认可和知识上的指导。“汤姆是有才智的，”她会有些伤感地对朋友说。“我只不过是条变色龙。”一位编剧在《电气郝斯曼》拍摄现场看到电视新闻中报道中中国攻打越南时，她跑向电话机。“出了大事儿了，是吧？”那人听到她对汤姆说，接着，停了一下之后，她又问：“那我们该怎么办？”

一旦告诉她该怎么办，她就会在公众面前变成一个十足能干的政治发言人。报道简和汤姆在1979年为经济民主运动进行全国旅行的一位记者后来回忆到她的行动：“她一开始就脆弱得不堪一击。‘一想到今晚要与你交谈，我就非常紧张，’再不就是‘我就要开始了’，接着，她冲动地讲了起来，那故事好像出自自身的能量，讲到这个核恐怖，或者那个工人权利的丧失。慢慢地，她意志坚定地号召武装起来。听众觉得简·方达似乎从政治上找到了力量，他们实在应该走出去，保护并继续已经搞起来了的劳工组织。”

尽管在众目睽睽之下，冷静，消逝了。冷静地注视着简的背景的人们发现她是个时时需要一种驱动力量进行无休止地运动的人；她是个害着怕的女人，担心她一旦停下来就会被什么东西抓住。在经济民主运动中号召检查她影片的场景一样。她不断地开列着单子；即使她身体没动，手指也在不停在地互相弄来弄去。她总是看着汤姆，仿佛在等待指示。对这件事咱们怎么看？她好像在犹豫不决。怎么办？咱们相信什么？

她顺从。依赖于丈夫是绝对的，有些接近简的人在猜想她会不会最终成为派蒂·尼克松的在翼翻版，表面上心悦诚服地忠于他；骨子里又充满了怨恨。

汤姆看起来没发现这一点。他几乎自信得过了头。他相信自己符合时代精神，并且在寻找零零散散的证据，哪怕再小，用来证明他的观点。一位记者1980年与他在一起，当时一件民意测验表明，大部分加利福尼亚选民赞成房租控制，看着他点起了火焰：“庆棒了！我告诉过你们，房租控制是个很好的机会。人们认为机会不按照我们的想法出现，权力就是机会。去他妈的吧！”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机会来了。我们要利用起来。前几届政权都被二次世界大战那代人控制着。下一代将来自越战期间政治生活。就是我们这一代。”

1980年初选到来时，他公开嘲笑那种他是否能当上总统的想法。但背地里他却另有估计，并且是可能成为现实的估计：肯尼迪——布朗——海丹；肯尼迪——右翼行动——海丹。正如一个朋友所说：“他充满信心，他应该并且将要成为一生中社会变革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