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彼得的流浪生活一直以塔吐斯为中心。那不只是条船，还是他形象的象征，是他远离人群孤独生活换来的自由的象征。“在这条船上，我的活就是法律，”他说，“我不交地产税，我可以真正地享有主权。”

但是他娶了贝奇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她想住得离她与麦克古安生的儿子小汤姆近些。所以，彼得在靠近蒙大拿州分威斯顿的一个地方买了一个三百英亩、名字叫作松树的大牧场，就在去麦克古安的罗迪尔牧场的路旁。庞大的住宅建于树林之中。房子里面从巨石铺地的壁炉望去，墙上孤零零地挂着一幅画——亨利扮演成怀亚特·业尔普的画像。旁边摆着一个玻璃罩，里面是彼得在《逍遥骑士》中穿的夹克。起居室里满是他搜集的枪——一把业尔普住在汤姆斯顿时使用的六发枪；著名侏儒汤姆·山布配戴的小手枪；牛仔电影明星汤姆·米克斯曾占有过的一把手枪。在彼得看来，枪并不只是死亡与美妙之物而已；枪还是权力的象征。“告诉你，我是神枪手，”一位作家问起他的安置情况时，他这样说。“有人能把篮球投进篮筐；我的子弹可以指哪儿打哪儿。”

一开始，他抱怨离开了大海，述说着住在内地带来的道德与环境上的忍让。不过不久他就喜欢上松树了，并且与一个艺术团体来往密切；那团体除了麦克古安外还有作家吉米·哈里森，里查德·布罗蒂根以及威廉·海杰斯博格，歌唱家吉米·巴菲特和演员沃伦·欧兹。杰夫·布里杰斯和丹尼斯·克伊德以后会来的，还有导演山姆·派丁伯也会来的。在含糊的乱伦气氛中，每个人好象都与以前的婚姻，恋爱或者深厚的友谊相关连，使人回想起到彼得年轻时的方达——海沃德关系。他把这个新家叫做蒙大拿州的布鲁斯博格1。

在李威斯顿建造新“家”的同时，彼得仍然在设法处理与他的好莱坞真家的关系。仿佛要找到纠正他们纠缠不清关系的手段，他一直在想与亨利和简一起拍些影片。大约在他拍摄《逍遥骑士》作为由所有方达家人拍摄的影片，那是哈沃德·法斯特写后部有关革命的小说。他已搞成了几个剧本。制片兼导演乔治·史帝文斯同意搞此片。史帝文斯心脏病发作死去后，《自由幻想》便被闲置一旁。彼得还在寻找将两三个方达家族的人联合到一部影片中的机会。他的某些主意——比如与简的乱伦的故事——过于稀奇古怪，不可能成功。1979年，彼得导演《万达·纳威达》，他终于让亨利扮演了一个小雕像般的角色——一位灰白头发的堪探家。但这部非凡的低预算影片在票房收入上归于失败。

有一段时间，简也在筹备搞一部由他们仨人主演的影片。她想在那部有关革命战争——片名是《分隔的房屋》中让亨利扮演一个皮匠，彼得扮演他的徒弟，她则在一个小旅馆里当酒吧女郎。不过这主意一点儿也没有简是为了彼得而拍那片子的象征性，尤其在她开始觉得已经更能控制与亨利的关系以后。不久，她的日程又有所变化。

拍完《九点钟到五点钟》那部可为IPC电影公司挣回一亿多美元的讲述一个从业姑娘的丑角喜剧片后，简认为与父亲同台演出的机会终于来了。她是二十年前在公众面前与他发生争吵的。这么些年来，她的能量增大了，而亨利的能量减弱了，二人可以和睦相处了。不过她仍然认为需要弥补公众心目中他们之间的隔阂。想这么做的一个办法是帮助他获取他从来没得到过的学院奖，从而将她的感觉（按约翰·郝斯曼的说法）从当一个人的女儿变成当另一个人的女儿。

她和布鲁斯·吉尔博特认为，通过改编《金色池塘》来为方达家族划上一具典礼式的句号，那是一部关于两个老人的戏，其中一个人觉得自己快死了。那个角色可由亨利扮演，他们预订了一部可以充实那女儿角色的剧本，女儿由简扮演。了解些那家人的人们可以用不现的视角去看那部电影——观看简和亨利扮演着长期斗争着的父女，并且从影片戏剧般的结尾相互寻找自我。

彼得计划自己拍部片子，不过在简从电影演员协会得到许可，在人们举行罢工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继续拍摄《金色池塘》的同时，他去没有被批准。“罢工把我公司的拍片计划全毁了，”他说，驾着塔吐斯驶向夏威夷去了。但是重大事件是把那个伤感的家庭搬上银幕时，彼得被排除在外。拍成时，影片和生活一样，亨利和简在那里，而彼得仍然孤零一人在外。

亨利清楚这种特殊关系在彼得看来会是什么样，不过觉得自己帮不上什么忙。在彼得不断地刺激下，他现在被逼迫对爱与不爱进行表态时可以说“我也爱你”。不过也仅此而已。他已厌倦了与孩子们争斗，他告诉一个采访人说，“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认真地对待过个人问题。结果是如果你坐在那儿足够久，问题也就消失了。”亨利的态度并不能促使他爱的人接近他。他前妻弗朗西丝的女儿潘嫁给了一位意大利外交官，与亨利不亲。他过继的女儿艾咪已长成一个漂亮的黑发女人，在科罗拉多州过着自己的日子。她不愿意完全依赖于亨利，替别人看孩子和打扫房间挣钱念完了大学。十八岁上，好结了婚，不久又离婚了。艾咪可能每年去看望两次亨利，每次又使他们之间的距离加大，而她又无力去消除。她觉得自己好像被方达家遗弃了。有一次艾咪鼓足勇气告诉他，遭受了巨大痛苦之后她决心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他茫然地看看她，说道：“是吗？”

如果说亨利不善于表达感情，那他起码是忠诚的。1980年他在圣安娜法庭拍摄电视特集《盖迪安的喇叭》，有一次利用拍片间隙在为人签名，一个大块头儿的人走了过来，咄咄逼人地说：“有一个当共产党的女儿会是什么滋味？”亨利尽管病得很虚弱，还是一下子跳了起来，手指着那人的前胸喊道：“你把那话收回去！”终于，那人结结巴巴地说道：“对不起。”亨利坐回到椅子上，签完了名，把那纸扔到了那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