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提前三年开始去发现美国。她把沃奈特留在家里。尽管这次她和汤姆是去与尼克松的把战争越南化的努力进行斗争的，他们还把追带上了征程。（简声称，她的童年就就是在一个改制的衣橱抽屉里度过的）。汤姆把南越描述成“世界上最大的警察国家”，汤姆说，南越政府不会同意和平协定中号召民主自由与自由选举那一部分；这就要求人们通过竭尽全力的反战运动来结束美国的援助。

不是每个人都把北越看作一幅美丽的图画的。彼得也在巴黎会见了他们的代表，可能想到他们也会把他像他姐姐一样地算作他们的一分子，河内来的人行动起来了。不过彼得却不一样，是个更难琢磨的方达家的人。

“这事儿我全知道了，并且我也知道你们干什么来了，”他告诉他们。“我认为你们是对的。不过先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印度支那半岛周围的油里有你们的什么利益吗？’”

“我们在油里没有什么利益，”一名越南外交官说。

“你是个十足的骗子，”彼得说，站起身离开了会场。

简并没有这样的举止。从1973年末到1874年初，她和海丹消除了所有河内之行的障碍。换种情形，他们的印度支那和平运动可能会造成不大不少的冲击。可是尼克松深深地陷入了丑闻之中，海丹发现了一个“水门机会”——此时国会已有足够的信心重新行使其外交政策上的特权，反对一个受了伤总统政权。他和简前往华盛顿，用几周时间游说议员，说服他们终止对南越政府的援助。

1974年4月愚人节那天，他们二人来到了河内，随行的有拍电影的摄影师赫斯卡尔·沃柯斯勒，要拍的影片的名字叫作《敌人介绍》。他们在河内把9个月大的孩子留给一位越南妇女照顾，带着一个摄制组下到某省的解放区扑捉美国这么多年来反对的默默无闻的农民的情况。

两周中拍摄的彩色胶片美好而纯洁。那记录片的主人公北越的男女也是如此。汤姆和简希望这些北越人形象能够说服那些一直认为这种人在夺取南越后能够进行大屠杀的国内乡亲们改变看法。

回国途中，简和汤姆在巴黎瓦迪姆的家作了逗留，去接沃奈萨，还和一起去见他的新婚妻子凯瑟琳·斯奇内德。瓦迪姆搞了个聚会，客人有罗杰斯·迪伯莱，以前的盖瓦里斯特，后来在密特朗政府供职，还有瓦拉利·吉斯卡特·德斯坦本人。吉斯卡特看着汤姆坐在瓦迪姆和斯奇内德刚买的昂贵的新地毯上，啃着一个油腻的鸡腿。汤姆和简入睡后，那位法国总统说：“这两位美国政治家彻底地休息了。”

然后，声音中带着关切，他问瓦迪姆：“你认为他有一天会成为美国总统吗？”

 正当简和汤姆不懈地忙于河内事务，彼得却心满意足于毒品的烟雾、女人和夭折了的拍片构想之中；亨利则又振作了起来，又一次在百老汇当起了名星。在独角戏《柯拉伦斯·戴罗》中他以一位光彩照人又尖刻的律师的有力形象惊动了影评家们。方达又回到了适宜他的环境中来，并且再高兴不过了，他被那戏弄得激动不已，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塑造自己能够想象出来的更好角色的机会。“他是个心胸坦荡的人，”方达提到戴罗时说。“我希望自己就是个这样的人。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可以作这样的人了。”

《戴罗》由约翰·郝斯曼导演，他发现方达尽管在肚子上加了垫，头发贴在额头上，这样装扮起来，在体形个还是掩盖不了扮演者与戴罗间的差别。不过他在方达的演技上发现了“奇迹”，达到了化装要求。《纽约时报》戏剧评论家沃尔特·柯尔同意道：“方达先生从来都不太象演员。他表情像自己，说话也象自己……。（不过在这出戏中）戴罗下意思地篡夺了方达的性格，并且这戏的成功不是因为美丽的外表和轻松的演技，而是智慧的变形。”

首场演出成功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剧作家大卫·林脱斯发现亨利在演戏途中脸色突然变得苍白。为了坚持把戏演完，亨利常靠在桌椅上休息，而这是舞台编导中没有的举动，却又与角色很一致。他时不时地漏去些闲话，把戏稍许缩短又不致于让观众发现。谢幕后，林脱斯来到后台，发现亨利冒着虚汗，大口地喘着气。脉搏飞快。林脱斯怕他有生命危险，扶着亨利坐进了一辆出租车赶往诺克斯山医院。

这是舍丽第一次看到丈夫生病。她后来说，她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她给正在欧洲拍电影的彼得打了电话，也给在巴黎的简去了电话。他们赶来时，心脏医生告诉他们家人，看起来没必要动手术。彼得又回去拍电影了；简则继续前进，又去参加加利福尼亚那场将要收摊印度支那和平运动。亨利的病情突然恶化，医生们决定安装起搏器。

亨利出院时，步履蹒跚，使舍丽很担心。她观察了他几天，又带去看了医生。医生发现起搏器的电极没有插到心脏护层上。错误纠正了，方达飞往加得福尼亚。他到贝尔·艾叶养病，在花园里干活，照料着果树下的蜂箱。他终于感觉好多了，不过舍丽发现了丈夫的巨大精力充沛的人了。亨利·方达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