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探索教改新路

　　一九七二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全国大中专院校恢复了招生，不过，不是通过考试录取，而是通过推荐选拔录取。这一年我校开设了四个中专班，二年制。第一年是文化课，第二年开始分文理，我担任四班（理科）的班主任。

　　这时，“文革”还没有结束，由于恢复办学有些突然，因此教材编写跟不上。“初中数学教材教法”怎么讲？（当时县里缺乏大量合格的初中教师，师范的培养目标暂定为初中教师）文革前的旧教材不能用，可是新教材又没有。怎么办？受‘文革’的影响，我当时胆子也够大的，决定自己编写教材，而且，一面编写一面授课。

　　你想，一位青年教师，一缺乏教学经验，二缺少教学参考资料，能编写出什么样的教材来？我的想法就是把自己‘逼上梁山’，我觉得，一个人的能力常常是逼出来的。我经过反复思考，心想：“不就是让学生学会怎样上课吗？我把怎样分析教材，怎样了解学生，怎样编写教案，怎样组织课堂教学，怎样布置和批改作业………参考有关资料，结合自己的教学体会，认真总结出来不就是教材吗？”基于这种想法，我草拟了一个提纲，这就是二十年后我所编写的《实用教学概论》（石油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前半部分的标题。

　　当时，教学参考资料十分缺乏。我跑遍了济南市的大小书店，也没有找到我所需要的教学参考书。没有办法，我只好闭门造车。这个阶段，我像着了迷一样，白天走坐都在想“教材教法”，夜晚编写教材到深夜。第二天就叫本班学生李玉祥同学刻板油印。

　　李玉祥同学来自山区，性格内敛，为人老实忠厚，学习基础较好，字写得很漂亮，办事又认真，因此我选择他给我帮忙。学校印刷条件又差，可把李玉祥他们忙得够呛。我埋头苦干了一个学期，总算完成了《初中数学教材教法》的编写和教学任务。

　　实际上，那时教学也没有什么章程，既没有教学大纲，也没有什么教学标准，教师愿意怎么教就怎么教。文革还在继续，教学基本上还处于无政府状态。记得，有一学期中央文革小组反什么‘翻案风’，学生也跟着闹什么“教育要革命”，要求学校期末考试要开卷，大家一起讨论着答题。

　　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这些学生的要求是毫无道理的。讨论着答题，你抄我的，我抄你的，还有什么个人真实成绩可言？这明明是一种打着‘革命’的旗号，干着自欺欺人的事情。我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就此，我们数学组决定：数学考试，开卷（可以看书和查阅任何资料）进行，但是要求独立完成，不能互相抄袭。

　　可是，三班有些班干部带头‘造反’，联合全班学生坚决反对“独立完成”的要求，还扬言要罢考。考试那天，他们串通一气，竟然拒绝交卷。我那时年轻气盛，做事又认真，我决意不给他们记数学成绩。直到学生毕业时，学校领导劝我根据他们平时的学习成绩给他们个分数，我也没有同意。至今这事我也不知道学校是怎么处理的。我这个人，就有这股犟脾气。凡是我认准的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都说，大丈夫能缩能伸，我怎么也做不到。

　　一九七三年县、市召开表彰大会，我被学校推荐为“县教育革命积极分子”，语文组教研组长杨崇峰老师（已故）被推荐为“市教育革命积极分子”。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获得的荣誉。看来，只要下一番功夫，就会有一定的收获。辛勤的劳动获得了社会的承认，更加提高了我的自信心，更加激发了我的上进心。

　　一九七四年，我带四班到港沟乡去进行毕业实习。这个阶段的工作对我来讲也很生疏。我充分发挥了学生党员、班长杜寿义的作用，从联系到安排具体工作都叫他去做。组织听课、讨论、备课、试讲等等活动我都记不太清了。有一件事却让我终生难忘，为了学生们实习期间的安全，我制定并强调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其中，特别强调不得擅自外出。

　　有一天下午，女学生房本兰和一位男学生请假到潘庄去，记得是为这位男同学联系购买家里盖房子用的檩条（木料），结果一夜未归。这件事可把我气坏了，也没调查到底是什么情况，第二天我就在全班同学面前狠狠地批评了这件事，严肃地说：“……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这件事造成了不良影响。大家要引以为戒。”

　　当天傍晚，房本兰同学就找我个别谈话。哭哭啼啼地追问我，她到底造成了什么不良影响？不管我怎样解释她也听不进去。她再三解释说：“我曾经上山下乡到潘庄，我在那里与老百姓的关系搞得特别好。昨天一去他（她）们都热情地招待我，说什么也不让我走。我看天色太晚了就没回来。这到底造成了什么不良影响……”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在一个仅二十七八岁的男老师面前哭哭啼啼不依不饶，弄得我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房本兰同学性格倔强，学习认真踏实，是一个表现不错的女同学。这次，由于我的讲话没有把握好分寸，严重地伤害了她的自尊心。回想起这件事来，我也感到十分愧疚。

　　十年之后，她成了我儿子郭士伟的小学班主任。她教语文，在她的精心培养下，郭士伟的语文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在一年的时间里，学习成绩由中游上升到前几名。进了重点班之后，又跃进到前几名。小学毕业考进了济南一中（初中）。据当年小学毕业生人数的统计，省重点中学的录取率仅为百分之一。郭士伟考入省重点中学，多亏了我的学生房本兰。我从内心里感激她，这段师生情谊让我终身难忘。在疫情之前，他们同学聚会时，我见到了房本兰同学。提到当年对郭士伟的培养时，我表示了对她的感谢；当提及半个世纪前对她的不当批评时，我表示歉意。这就是我们纯真的师生关系。

　　七、艰难岁月道路坎坷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县里派　“工宣队”进驻了我校，又搞什么“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刚刚稳定下来的教学秩序又开始混乱了。福兮祸所伏，我当了教研组长，又成为县先进工作者，这对于一位刚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师而言，是很光彩的事。可是，好景不长，倒霉的事却接二连三地接踵而至。

　　一九七五年一月，我的第二个儿子郭士进降生了，这本是一件大喜事。可是，郭士进刚出满月不久，我岳母就中风瘫痪在床了。

　　玉梅本来就体弱多病。一个人还得上班还得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身体哪能承受得了？于是，玉梅由于心情不好又加上过度劳累，犯了肾炎。我不得已开始跑校（骑车上下班），每天早起骑车一个多小时到达学校，下午课外活动之后骑车回家。急急忙忙赶到家里，天色已经黑了。简单地吃点饭就得赶紧忙家务，晚上躺在床上已是精疲力尽。

　　这时，学校有些人开始在背后说三道四了。个别人还向工宣队打小报告，说：“郭兰科还是县先进工作者呢！　整天价往家里跑，晚上也不在学校办公了。”这件事引起了工宣队的重视。工宣队长找我个别谈话，我如实地谈了自己家庭的困难处境。王队长对我的处境深表同情，还说要亲自到我家去探望。正巧玉梅累得犯了肾炎，我需要请假回家陪她看病和照顾孩子。这样，工宣队的两位同志就决定随我一起到我家里去看看。这本来是对我的关心，我也十分感激。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我十分纠结、寒心和懊恼。

　　工宣队的领导要上我家里去探望，我发自内心的感激。我想，这是领导关心我，了解我的困境后，一定会帮助我解决困难的。我们一行三人骑车路过济钢立交桥时，王队长说：“郭老师，你先回家等着吧，我们两个先到铁厂去看一个战友，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再到你家去。”这突如其来的改变，让我感到愕然。心想：“原来他们是去看战友的，不是专程来探望我家属的。”我们只好约定，再过一个小时后我在王舍人庄十字路口等候他们。

　　我回到家里看到夫人躺在床上，满屋子尿布上搭下挂，杂乱无章。家里这样脏乱，担心工宣队的人会笑话。于是，我抓紧时间整理了一番，又把地拖干净。然后去迎接工宣队领导的到来。令我感到不解的是，我忙着给他们倒上茶水，他们却连一口水都没喝。问了问家属的病情，待了不足十分钟就走了。这种不冷不热地探望让我感到心凉和不解。

　　过了两天，我回到学校听同宿舍的陈老师说：“工宣队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不点名的批评你啦，说你家属无病装病，躺在床上，制造假象。”听此言气得我头都快要炸了！我气愤地说：“他们怎么这么不尊重事实？他们不是亲自去过我家吗？我对象真的是病倒在床的，他们也不是没看见？！怎么胡说八道呢？我去找他们评理去！”

　　陈老师年近半百，是一位小心谨慎胆小怕事的人。他一个劲地劝阻我，怕把事情闹大了。我冷静下来一想，也对，找工宣队不就把陈老师牵扯进去了吗，再说，小腿扭不过大腿，只好不情愿的放弃了。我想，这几年我勤奋地工作，提拔为教研组长，选为县先进工作者。现在遇到暂时困难了，不但不照顾，工宣队反而公开诬陷我。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不良风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忍受着吧。人生的道路上，有时会遭受不白之怨的。

　　更令我气愤的是，工宣队王队长有心脏病，他经常托我到市立三院去找我大姐，让大夫给他换方拿中药，麻烦过我好多次。这次到我家去探望，我还以为是对我的感谢和关心呢！怎么也没想到，一位军队复员干部、“工人阶级”领导，竟然在背地里捕风捉影地造我的坏舆论，投石下井！我气愤不已，为了解决家庭困难，也为了逃离工宣队对我的惩罚。我强烈要求调离历城师范，到东郊公社去教中学，哪怕教小学我也愿意。士可杀不可辱！我受不了这个窝囊气。什么“工宣队”就是“整人队”！

　　随着政治运动的深入开展，工宣队（学校）安排教师在晚上办公时间进行政治学习，这样我就不能再跑校了。没有办法，我只好带着大儿子郭士伟一起上班。学校领导按照工宣队的指示，或许是照顾我的实际困难，或许是对我的一种惩罚，撤掉了我的数学教研组长职务，停止了我的教学工作，安排我进校办工厂，在我的学生（毕业留校生）张书华领导下，参加劳动，实际上就是劳动改造。让新分来的工农兵大学生接替了我的工作。

　　张书华为人忠厚实在，知识基础踏实，聪明好学而又不张扬，是我赞赏的学生之一。他是济南一中的老高中毕业生，因“文革”的原因而失掉了考大学的机会。在历城师范学习期间，他自修了“高等数学”等大学课程，学习成绩突出，品行又好，因此留校任教。临时安排他负责校办工厂的工作。

　　尽管我在校办工厂待的时间很短（半年左右），可是张书华对我的照顾和帮助却是令我终生难以忘记的。张书华家住东郊公社沙河村，离我家十里地左右。每到周日下午他早早来到我家，背着郭士伟和我一起去赶火车。在郭店下车后，一直帮我把郭士伟背到学校。在学校里他帮我照顾郭士伟，直到现在想起来我心里都热乎乎的。师生情意长啊！张书华人品好，知识基础踏实，后来进修了大学课程，评为高级讲师，成为数学组的教研组长。

　　我和孩子住校，晚上政治学习怎么办？记得，在一个冬天的傍晚，天气很冷，郭士伟的脸蛋冻得发青。我把他放在床上，用被子把他裹起来。一口一口地给他喂饭，先让他吃饱了，我再吃。当我吃饭时，懂事的郭士伟两眼盯着我问：“爸爸，菜凉了吧？”我说：“不凉不凉！”我禁不住眼泪盈眶。孩子这么小就跟着我受罪，当爸爸的会不心痛吗？

　　吃过晚饭，集体政治学习的时间就到了。我对郭士伟说：“爸爸要到办公室去学习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行吗？”郭士伟很懂事，不情愿地点了点头。我把他锁在屋里就走了。等我学习回来，孩子依着被子斜着身子睡着了，小脸蛋上似乎还有泪痕，我心里像针扎一样难受。

　　一九七五年夏天，学校搞试点招了两个民办教师班，数学课由新分配来的工农兵大学生担任。本来这个班的数学基础就差，又叫新手教课，当然学生就听不懂。当时，倡导工农兵学生“上、管、改”，学生认为学校没有安排好老师给他们上课，这是对民办班的歧视。于是，集体上书工宣队和学校领导，强烈要求校办工厂里的郭老师给他们上数学课。

　　工宣队和学校领导迫于政治形势的压力，恐怕学生把事情闹大了，就找我个别谈话，动员我重回数学组工作，给民办班上数学课。我爽快地答应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请求，下学期就把我调走。领导同意了我的条件，这样，我又踏上了讲台。感谢民办班的学生，让我回复了教学工作！我讲的课深受这个班学生的赞赏和一致好评。

　　我上课的时候，儿子郭士伟就在校园里转来转去自己玩耍。有一次，我正在上课，郭士伟推门而入，着急地喊：“爸爸，我要拉屎！”闹得全班学生哄堂大笑。我赶紧把他送到厕所里去，转身赶回教室上课。这个班的学生都很喜欢郭士伟，课间常常有些同学斗他玩。

　　教材中有大地测量的内容，实践性比较强。我给学校提出建议，到港沟去搞现场教学，并且要求学校尽快安排人接替我的工作。我带领学生进驻了港沟潘田庄，正巧遇上公社搞“万亩丰产方”的大地测量和平整土地工作。白天，我带领学生进行实地测量，晚上我给他们讲解理论知识。由于心情不舒，劳累过度，我的双耳中耳炎发作，流血流脓，头痛难忍，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学习，我一直坚持着工作。

　　苦难的日子终于熬到头了，县里派来了接替我的教师。这是一位毕业不久的工农兵大学生，她留着短发，方脸庞，大眼睛，高个子，看上去朴实大方。谢天谢地，学校终于把我“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