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运

　　安居乐业心舒畅，

　　投身建校日夜忙。

　　身兼数职办学校，

　　名利①悄然来身旁。

　　注：①名，县人大代表，市教育革命积极分子；利，２％涨工资，指定给我。

　　一、麦田里建起一所新型学校

　　我接到县教育组的调令，心情非常激动，好像久旱逢甘雨，月黑见黎明。第二天，我冒着小雨急忙赶到洪家楼县教育组（教育局）去办手续。一进门就遇到了段组长（副局长，已故），他把我招呼进他的办公室，说教育组要成立函校，打算留我在教育组工作。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执意要求到东郊公社去工作。当时，我根本没有考虑个人的前途和发展，一心想应对当前的家庭困境。段组长体谅了我的困难处境，让张干事（人事干事，已故）给我开了去东郊公社教育组的介绍信。段组长惋惜地说：“既然这样，你就先到东郊去干两年再说吧。”看来，县教育组领导还是很器重我的，也尊重了的决定。

　　赶到东郊公社教育组，见到了孟繁忠组长，他笑眯眯的跟我讲：“我们正联合三个厂和七个大队筹建一处高中，正迫切地等待着你的到来。片上的负责人是李福灿同志，他兼该校的负责人，你负责教学业务工作。…”

　　筹建梁王工农联中的还有路家庄民办教师陈庆生。有一天李福灿带着我们来到山东塑料厂马路对过，指着一片麦地说：“这就是我们的校址，占地二十三亩，方方正正的。让我们来规划和组织建校工作。”记得，那时征地可太便宜啦，一亩地才八百元。

　　我们的办公地点就临时安排在陈庆生家里。我们一起讨论了学校的布局。校门正对着学校办公室，两边是教学楼，南面是具有三百米跑道的运动场。学校由七个大队出劳工联合修建，这就需要有统一的建筑图纸。规划图和建筑施工图由我负责绘制。

　　我跑到书店购买了清华大学编写的《建筑学》。当时的教材是工农兵学员用的，因此，比较浅显实用。我突击阅读，终于弄清楚了民用建筑图的符号和画法，以及标准教室的一些要求。我把学校办公室设计成了“工”字形带檐廊的平房，檐廊正对马路，看起来挺漂亮，而且还寓有“工人阶级”的意思。学生教室设计成二层平顶楼房，如同两翼展现在办公室的两旁，寓有展翅腾飞的意思。六月份我画好设计图，济南石化二厂给晒的图纸。七月份动工修建，当月完工并且交付使用。我们这几个人的办事效率也太高了！要是在现在，恐怕连建校的手续也批不下来。

　　我们学校通过考试录取了四个高中班。从全公社选拔了各科骨干教师，从石化二厂聘请了两位教师，组成了学校的教师队伍。记得是九月一号学校开学，我负责学校教学业务兼数学教研组长和数学课。除了我之外，数学组都是年轻教师，他们是“文革”时期的高中毕业生，知识基础极差，又没有教学经验。尽管当时用的教材内容比较简单，但是，对于他们来讲，教高中确实太困难了。他们只得先听我的课，然后再上他们的课。教学研究基本上是“以老带新”的形式进行。相对而言，我就是老教师，其实我只不过三十多岁。

　　开学后不久，传来了毛泽东主席逝世的噩耗。中华大地就像塌了天一样，悲痛笼罩着全国，一切娱乐活动都停止了。记得举行悼念仪式那一天，我们全校师生胸戴白花，高举我校的旗帜，列队顺工业南路向大辛庄“幸福柳”方向进发。东郊公社在那里设有祭奠毛泽东主席的灵堂。

　　刚刚路过王舍人庄，突然间狂风四起，大雨点劈里啪啦地落了下来，一会儿暴雨倾盆而下，师生们一个个都变成了落汤鸡。悲痛的气氛、严肃的场面使大家一直坚持到最后。

　　一年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我被陈景润的执著精神所感动，在学校里成立了“数学课外兴趣小组”，我亲自带领他们活动。济南市组织全市中学生数学竞赛时，根据“兴趣小组”里学生的知识基础和思维的敏捷性，我推荐高一冯延明同学前去参加竞赛。

　　冯延明同学思想品质好，又特别聪明。记得在他入校之前，梁王片区的初中、小学曾经在我校搞过文艺会演。其中，有个初中的小男孩，快板说得有声有色，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高中入学考试的考场上，有一个考生举手，检举他人的作弊行为。我一看正是那位说快板的小男孩，我顺手拿起了他的考卷，在反面写道：“此考生优先录取！”，　这个小男孩就是冯延明。现在是省财政厅的一位处长。（现已退休）

　　全市那么多高中，仅历城县就有十几处，而且都是国办高中。我们是联办高中，而且，冯延明才是高一的学生，怎么与他们相比呢？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在这次竞赛中，竟然获得了全县第二名的好成绩。跃居全县十几处国办高级中学的前列，仅次于历城二中。

　　东郊教育组得到消息之后，迫不及待地给我校打电话报喜，说：“你校在这次全市数学竞赛中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教育组向你们表示祝贺！”他把“全县”两个关键的字眼漏掉了，闹出了一场使学校很尴尬的笑话。

　　时任教务员的刘继才老师，接到电话就把这消息写成了“喜报”贴到了学校大门外，还贴到石化二厂传达室一张。新建学校，谁不想扩大影响？可是，过了两三天济南日报刊登了市中学生数学竞赛的成绩，根本没有我校学生获奖的事。不少关心学校的职工问学校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只好很尴尬地给他们一一作解释工作。

　　这一年我开始走鸿运了。当时我的工资待遇在学校已经是最高的了，可是国家下文按人头百分之二的名额涨工资，上级领导指定给我涨了一级。全公社教育上只给一个县人大代表名额，公社领导推荐了我。济南市召开表彰大会，我被市政府授予“教育革命积极分子”先进称号。回想我在调离历城师范前的遭遇，那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天无绝人之路！

　　在梁王联中工作期间，县教局组还推荐我参加了济南市教育局组织的“赴南方学习‘三算’代表团”，记得有济南师范的老教师莫泽丰和教导处郝主任，其他人我记不清了。到江苏邳县学习了一个星期，每人发一本小册子，以听讲座和进学校听课的形式进行学习。我还参加了历城教育局组织的“赴南方教育革命学习代表团”，去上海、杭州学习了一周。由东郊公社教育组的孟繁忠组长带队，记得有历城教育局教研室的教研员杜寿义，还有东郊公社的两位女小学教师，一共不足十人。

　　我们先到了上海崇明县，在那里听了几处学校推广“三算”教学的经验介绍和进教室听观摩课。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小学的教改实验，真是大开眼界。他们的教改思想“由实例上升到理论，在理论指导下解决问题”的认识路线是十分清晰的；他们的情感教学搞得课堂气氛十分活跃；他们很重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的开发。上海崇明县的教改实验确实是一条教改的新路子。

　　学习回来之后，我可就忙碌起来了。县教育局教研室在我们东郊沙河小学搞教改现场会，让我作“三算结合教学”的专题介绍，让李、杨两位女教师搞观摩课。由于现场会开得十分成功，县教育局又决定召开全县小学数学教师大会，让我搞“三算结合教学”讲座。讲座在县大礼堂里进行，上千名小学数学教师听了我的讲座。枣庄（历城县教育局副局长张源沂的家乡）煤矿教育组的同志还来录了音，准备回去给矿区的老师播放。济南市四个区其中有三个区（当时，济南市是四区一县）的教育组（教育局）先后邀请我去给他们的小学骨干教师作了关于“三算结合教学”的讲座。

　　打倒“四人帮”之后，“文革”的混乱局面宣告结束。全国上下百废待兴，各单位求贤若渴。山东师范学院数学系总支书记与我师范的同事杨崇峰是老同学，他通过杨崇峰了解了我的情况之后，力挺调我进山师任教。他亲自来到历城教育局，找到他的学生张源沂（山师毕业，时任教育局副局长），协商我的调动事宜。遗憾的是，张源沂局长没有给他老师面子，婉言谢绝了他老师的请求。

　　这年暑假，县教育局抽调我到历城二中培训高中数学教师，并且与东郊公社教育组协商调我进县教育局工作。这可急坏了我校负责人李福灿同志，听说，他与刘继才老师一起跑到县教育局（可能这一年教育组改称为教育局的）找到张局长理论了一番，坚决请求局领导不能把我调走。并且他们俩还到我家里去做我的思想工作，暗示组织上即将解决我的入党问题和领导职务正名问题。我坦率地说：“我只想发挥业务专长，既不想当什么学校领导，又感到自己入党还不够条件。”坦率地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其实，我真正想离开梁王工农联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学校周边的工业污染太严重。夏天，济钢炼焦车间冒出的黄烟随风吹到教学楼上，呛得师生鼻子和咽部难以忍受。上下班时路过济钢和化肥厂之间的马路时，浓烈的气味呛得人透不过气来。我担心长此以往身体会受到严重伤害。本想调入山师任教，结果没有办成。只好同意了县教育局的意见，调进了县教育局工作。

　　二、三斤猪肉

　　常言道，人挪活，树挪死。领导上照顾了我的家庭困难，把我从历城师范调到离家很近的梁王工农联中工作。工作环境改变了，生活方便了，从而激发了我的工作热情。尽管家庭负担比较重，两个孩子还小，妻子身体又不好。但是，我从小养成的知难而进的性格却是始终如一的。

　　下班之后我就赶紧忙家务，忙完家务已是晚上十点钟左右了。等老婆孩子都睡下，我才能静下心来集中精力备课。就在这个阶段我养成了抽烟的坏习惯，似乎感觉吸烟能够提神，解除疲劳。常常边办公边吸烟，不知不觉就到了半夜十二点。弄得不足十几平米的小居室里烟雾弥漫乌烟瘴气。

　　每天早上妻子要忙着送孩子去托儿所，还要忙着做早饭。直到吃完早饭骑车走出家门，才如释重负一样，心里才感到有些轻松。

　　好不容易熬到星期天了，可是，休班比上班还忙累。大人孩子一周换下来的衣服要洗。那时生活条件差，没有洗衣机。把同一颜色的衣服泡在大盆里，在搓板上打上肥皂用手一件件地搓洗。玉梅的油脂麻花的工作服，需要用碱水烫洗。妻子负责搓洗，我负责到共用自来水管去挨号涮衣服。那时，住平房家里没有水龙头，两排平房之间只有一个池子两个水龙头，近二十户人家用水。一到星期天就忙得不亦乐乎，挨号洗衣、刷碗和洗菜等等。

　　邻里之间一边涮衣服，一边拉家常。水池子边充满了欢声笑语，不知不觉就把满盆的衣服涮完了。左邻右舍的少妇们都只看到我去涮洗衣服，却看不到玉梅在家里的前期劳动，还以为家里的衣服都是我自己洗的呢。因此，她们都带着羡慕的眼神直夸我老郭勤快能干。

　　我们在化肥厂宿舍居住时，做饭都烧自己打的煤饼子。拖煤饼子可是个力气活。首先，需要拉地排车到厂区去运煤灰，运回煤灰来之后，再去寻找黄土运黄土；然后，将煤灰和黄土按三比一的比例均匀地掺合在一起，加水拌匀后，一块块地摊在地上晒干；最后，把它搬到小厨房里垒在一起备用。

　　那时候做饭可不像现在这么容易。炉子是砖垒泥巴糊的，点炉子就很费劲。那时木柴很缺乏，都是到处检点干树枝子之类的东西点火。遇到潮湿的天气，柴禾直冒烟不着火，搞得烟熏火燎，呛得泪流满面。遇到下雨天，简易厨房漏水，只好打着雨伞做饭。回想起那时的生活质量，与现在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了。

　　“文革”已经结束了，人们被禁锢的思想意识开始活跃起来了。好像春天来了，冰雪融化万物复苏，各种人物也开始活耀起来。大概是在一九七七年的初夏，有一天我下班骑车回家，走到拐向市立三院的路口时，发现有一群人围在路边不知在干什么。我好奇地下车凑了过去，才发现人群当中有一位身穿济钢工作服像工人膜样的人，原来他正在给人们看相算命。这在文革期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弄不好是要挨批斗的。

　　我正要驻足观看，他抬眼就注视到了我，就用双手分开人群指着我说：“你们看，这位同志既有官相又有福相。”有人问：“他有几个孩子？几男几女？”“两男两女。”看相的人肯定地说。他又指着跟前那位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说：“不像你，你就命里没有儿子。”这位青年人有点恼怒，反驳说：“我现在就有个儿子了。”看相的人竟敢咒他，说：“你这是说假话！你命里没有儿子。就是有了儿子命也不长。”这位青年竟然没再吭声，懊丧地退了出去。

　　这位看相的又转过脸来指着我说：“我看得绝对准确。这位同志是什么职务？”我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说：“我不看相。”接下来他又肯定地说：“现在不是官，将来也一定要当官！”他说得我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我不相信算命。”他又说：“我不要你的钱，我是看见你有官相、福相，才给大家说的。”“我也没带钱。让你说得我这么高兴，就给你盒烟抽吧！”我顺手扔给他一盒“葵花”牌香烟，心里乐滋滋地回家而去。人都是一样的，愿意听好话。　

　　“文革”那些年，大家都光顾了打内战了。工农生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人民的生活还是那么贫穷。买粮食用粮本，基本上都是粗粮，细粮很少，一个人一个月只有几斤面粉。买布用布票，买糖用糖票，买肉用肉票，买手表用手表票，买自行车用自行车票，等等。什么都计划，什么都短缺。有票有时候还得挨号购买，甚至于需要抢购。

　　一九七七年是我开始走向“辉煌”的一年，又是提工资，又是县人大代表，又是市教育革命积极分子，一个个荣誉接踵而至。然而，一九七七年的春节却过得很窝囊。

　　快过春节了，家家户户都忙着打扫卫生，购买年货。我一直忙于工作，也顾不上这些。那时的年货都是凭票购买的，不管鸡蛋、肉还是糖果，买什么都得用票。有一天，我听说化肥厂商店开始卖肉啦，我赶紧拿着钱和肉票直奔商店而去。化肥厂商店为了卖肉还专门开了一个窗口。我看到窗口前有上百人拥来挤去，都挤乱套了，没有人挨号，窗口前面人挤人，人摞人，都拿着钱和肉票争先恐后地把手伸到窗棂子里去，硬塞给售货员。我亲眼看到有的人把钱和肉票递进去了，人却被挤到旁边去了，怎么伸手也够不到窗口内递出来的肉了。

　　我看到这种混乱场面，心里一下子凉透了。一个个身强力壮穿着工作服的工人都蜂拥而上，你挤我，我拥你，我真感到有失大雅。再者，我即便塞进去也争抢不过他们。我望着窗口附近人摞人的场面，望窗兴叹，自叹不如，只好败下阵来，怏怏回家而去。

　　我想，今年这么多好事降临到我的头上，过春节得好好庆祝一番。过春节吃年夜饭总得买点肉包水饺吧。可是，有肉票买不到肉怎么办呢？凑巧，有一天傍晚，我下班骑车路过曾经有人看相算命的那个地方，天色有点暗下来了。我看到那里有一群人围在一起，好像是在抢购什么东西。我站住一看，原来是卖肉的。我兴奋极了，一问价格也不算贵，一看瘦肉也很多。我赶紧拼命挤了进去，抢先买了三斤。卖肉的给称得也很高，看样子他有点神情慌张，不会是怕有人查他吧？那时是不允许私人搞经营的。

　　我如获至宝，高兴得不得了。心想，这次算是走运啦。一到家门口就喊起来了：“我买到过春节的肉啦！还挺瘦呢。”可是，让我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进到屋里把肉拿到灯下一看，我傻眼了！自然自语地说：“这不是米猪子肉吗？”那时，家里没有高压锅，米猪子肉是不敢吃的。

　　记得在大学毕业前夕，曾经在洪家楼天主教堂附近的小酒店里吃过高温肉，那就是经过高温加工的米猪子肉，这肉我认识。今天卖的不就是米猪子肉吗？我紧张地骑上车子就往回跑，想去找那卖肉的退货。

　　当我慌里慌张地跑到那里时，天已经黑下来了，连个人影也没有了。我又骑车在附近转了转，也没找到那个卖肉的。看来，他做贼心虚，早就逃之夭夭了。没办法，我只好懊丧地把买的那三斤肉扔到垃圾箱里去了。

　　春节到了，年除夕这一天我还正在忙着打扫卫生。祸事不单行，在打扫卫生的过程中，不知什么时候把我父亲生前的相片丢失了。那是我家里仅存的唯一一张父亲遗照，平时我就一直把它带在身上，由于换洗衣服，才把相片掏了出来。怎么过春节了就找不到了呢？我翻箱倒柜下决心非把它找到不可！

　　在家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天黑下来了，我急得直跺脚。突然我想，是不是打扫卫生时随垃圾倒出去了？我又找到手电，到垃圾箱里去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了回来。这是我父亲唯一的遗照，丢失了，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这年春节全家人吃了一顿素水饺。用老人的话说：“这个年过得素净。”其实，这年过得让人心酸，心里觉得窝囊。每到春节，有时就不自觉地想起了那年月“三斤猪肉”的故事。对比之下，倍感现在生活的富足和幸福。还是改革开放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