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爷爷离世

　　正在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时，晴天霹雳，噩耗从我的家乡传来，爷爷病故了。我如五雷轰顶，大脑一片空白，心里一直在叨念：“老天爷啊！你怎么这么没有情义啊！我爷爷对我们的大恩大德，还未来得及报答啊！…”我仰望苍天，顿足捶胸，两眼发直，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儿，才嚎啕大哭了起来。

　　爷爷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我父亲是老大。在解放前，我家在村上也算是殷实人家。据文忠叔讲，我父亲聪明好学，成绩优秀，写得一手好字（毛笔字）。有一年，在农村招考小学教师，当地四十八个自然村，有二百多人报考，我父亲考了第八名。由此，村上的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状元老八”。我三叔也很聪明，学习成绩也很优秀。论说，我爷爷会感到家庭十分幸福美满。可是，好景不长，一连串的灾难降临到了爷爷的头上。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九四六年腊月二十一日那天，国民党土匪枪杀了我的父亲。一大家子人家像塌了天一样，天灾人祸，日子非常难熬，接着家里又闹起了家务。爷爷是雪上加霜，不得已把一个大家分成了三个小家。从此，爷爷就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历经艰辛好不容易才把我供到大学毕业，我事业未成，经济上还未翻身，他老人家连一天福也没有享，就这样走了。

　　在我军垦期间，我爷爷曾经来过济南，见过我的女朋友齐玉梅。玉梅还搀扶着老人家乘车去大明湖游玩了一天。这可把老人家乐坏了，回到老家见人就夸他有一个好孙媳，长得漂亮还懂事理。玉梅也说，老人家乐观健谈，让人可敬可亲。我们结婚之后，爷爷一直盼着有个重孙子，当时我姐姐的孩子寄养在家乡，有时爷爷抱着我姐姐的儿子小斌说：“这是兰科的儿子就好了。”现在玉梅怀孕了，再有几个月重孙子就见面了，谁知爷爷就这样匆匆地离开了人世。我没有来得及孝敬他老人家，我心里深感内疚，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我和大姐急忙赶回老家，按老家的习俗殡葬了爷爷。爷爷得的是急性肠梗阻，夜里犯病，我妹妹当时是村上的赤脚医生，看到爷爷肚子痛得厉害，赶紧找人连夜把爷爷抬到了担山卫生院。担山离我村八里地，公社驻地。可惜赶到担山卫生院已经晚了，抢救无效去世了。

　　出殡的那天，我和大姐看到爷爷那因天气炎热而膨大了的面孔，怎么也不相信爷爷已经走了。我们发疯似地哀叫着、哭喊着：“爷爷我们回来看您了！您听得见吗？我的亲爷爷呀！…”爷爷，您为我这孤儿寡母撑起了这风雨飘摇的家，风里来雨里去，受尽了苦难艰辛；您为我们上学，东借西取竭尽全力筹集资金；您为我顶风冒雨陪我一起赶往青岛询问高考消息；您为我不辞辛劳赶往军垦农场关注我的工作分配。爷爷的心血没有白费，爷爷成功了，爷爷用勤劳的双手捧出了村上解放后第一个大学生！爷爷看到希望了，爷爷却这样悄然离去了。

　　我想，今生有这样的好爷爷是我们的福气。爷爷人格伟大，品质高尚，是我们终身学习的榜样！就像爷爷的名字一样，郭云岳，爷爷的品德就像高耸入云的泰山一样，永远让我们郭家世世代代仰望。我要让我们郭家的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位平凡而伟大的老人，让善良、勤劳、责任心永远伴随着我们郭家千秋万代延续下去！

　　四、潜心致力教学

　　爷爷的去世对我是一个沉重的精神打击。那几年，不管白天还是夜晚，每当我想起爷爷，心里就难受得想哭。在历城师范的教工宿舍里，每到夜晚一个人躺在床上，就不自觉地会想起爷爷，想那过去的事情。为了调整自己的心态，我埋头钻研业务，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教学工作中去。

　　第二期师训班开学之后，学校宣布我担任数学组教研组长，取代了还不到四十岁的刘纪云老师的职务。学校的目的是为了重点培养我这个青年教师。逼上梁山，这更加使我加倍钻研教学业务，更加虚心向本组的老教师学习。

　　我想在直观教学和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探讨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设想，凡是数学概念，我就千方百计地找到它的实例；凡是数学定理、法则，我就千方百计地找到它的实际应用；凡是例题，我就千方百计地找那些常见的、有实用价值的替代。这件事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却很难。

　　一个数学概念涉及的实例有许多，要选出具有普遍性、典型性和直观性的实例却不容易；一个数学定理或法则，在实践中不一定能找到它的直接运用的例子，即便找到了，有些也很牵强附会；数学例题内容的更换也不容易，数学的抽象性决定了它的应用的广泛性，由此它涉及的应用范围很广，而我的实践经验和见闻却很有限，处理例题就存在一定困难。就这样琢磨来琢磨去，查阅资料请教他人。有时心里觉得效果不错，有时心里总觉得效果不那么理想。可是，时间上却花费了不少。

　　有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获，这一期师训班，我的教学普遍受到学员的好评。过去讲课基本上是照本宣科，现在不同了，越是深入钻研教材，越是感到需要探讨的问题越多。教材钻研得越深透，教课就越感到得心应手。以前，觉得教学工作很简单，心想：不就是传授那点知识吗！现在教学开始入门了，反而觉得教学是一项很有灵性而很艰苦细致的工作。

　　学员们的知识水平参差不齐，有文革之前的老高中毕业生，这部分学员知识基础最好；有文革之中的高中毕业生，他们相当于初中或小学毕业，知识基础较差，学习和研究初中教材有些困难，特别是来自山区的学员。为此，我常常利用晚自习时间，给山区的学员补课或个别辅导。

　　济南近郊的有些学员是文革前重点中学毕业的，他们的基础很好，也善于钻研问题。记得有一位济南一中高中毕业的女学员问我：“弓形面积的近似公式是怎样推导出来的？”我推敲了几个晚上也没有推导出来。后来，这位学员告诉我，她有这个资料，就是看不懂。我说：“这就好办了，你拿来我看看，我再给你讲讲。”

　　这个问题很快传遍了全班，大家一致要求在班上讲一讲。我看过答案之后，打消了给他们讲解的想法。因为，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公式，但是，它的推导过程涉及高等数学的知识，用到高中的“弧度制”和高等数学的“泰劳展式”，以及“近似计算方法”。当时，这是大学二三年级的知识。对他们来讲，像是听天书一样，怎么会听懂呢。不知为什么大家那么感兴趣，一致要求，让我利用整个晚自习时间仔细地给他们讲一讲。既然学员们的求知欲这么强烈，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说：“那好吧！咱就蚂蚁啃骨头，试一试。”

　　这天晚上，上课前学员们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在黑板前面扯上了电线，增添了电灯。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等待我来上课。我任何教学资料都没带，空手进入教室，在黑板上写下了标题：弓形面积近似公式的推导。我把这个问题分解成三步完成，一是弓形精确公式的推导；二是对泰劳公式的理解；三是近似计算过程。

　　我要求学员在听课时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也就是说，在听课的过程中，头脑一定要保持清醒，对于基础知识，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一定要分清，不能糊里糊涂；对于每一步推导过程，理解或不理解也要分清，不能马马虎虎。不管讲到哪里，只要有不懂之处可立即质疑，不得放过。

　　我按照想好的思路一一把问题展开，每一个基础知识的出处、理解、在本题中的应用，都仔仔细细加以分析讲解。学员们聚精会神地一边听一边记，不时举手提出疑难问题。对于涉及的基础知识，当场加以弥补；对于超前知识（还未学到的高等数学知识），讲解对它的理解和运用。教室里鸦雀无声，我讲得头头是道。足足用了二个多小时，终于把这个公式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了。当我结束讲课时，全体学员起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回到办公室后，我兴奋不已，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想，想不到当老师会带来这么大的乐趣。实际上，他们的掌声一是表示对我的鼓励；二是表达对我的辛勤劳动的感谢。其实，他们也就知道这个公式的来历，至于推导过程不会真正听懂的。

　　天道酬勤。我没有受过高等师范教育，由于在自学教育理论和教学实践中下了一番独立功夫，终于教学初步入门，受到了学员们的普遍欢迎和赞赏。

　　五、初为人父

　　第二期师训班顺利结束了。一九七一年十月，县里安排我校全体教工到县府驻地洪家楼，集体进行政治学习，实际上，又是搞什么政治运动。上级要求都不准回家住，把我们安排在县政府广播站的那座小楼上住宿，这座楼是当年基督教的房子。楼板、楼梯都是木质的，建筑质量很好。我们男同志都睡在一个大厅的地板上。政府大院里的两座大楼也是基督教留下来的，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不懂文物价值的领导下令把它们拆除了。只留下了十字路口西南这一座我们住过的旧楼。

　　记得运动对象有初学政老师。他有什么问题我也记不清了，只记得他有些胆小怕事，找我个别谈过话，让我在领导跟前多说他的好话。我对整人那一套历来很反感，我坦诚地对他说：“初老师，你就放心吧！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事后，我在领导面前确实说了初老师不少好话，在我们数学组可以说他的课讲得最好，为人做事也很谦和圆滑。我认为，他没有什么政治问题，没有必要伤害这样好的同事。

　　我在洪家楼集中政治学习期间，我爱人快到预产期了。为了不影响我的政治学习，她已经住到她娘家“东门里”院里去了，有什么事，由她娘家人来照顾。那时，交通和通讯都很不方便，洪家楼还没有通公交汽车，只有八路车路过洪家楼北。一般单位都没有电话，更何况一般家庭？

　　玉梅的身体不太好，怀孕头三个月基本上是在医院里度过的，那时吃什么吐什么，不吃东西也干恶心，没有办法就靠在济南第三医院输液过日子。三个月后，虽然情况有所好转，可是仍然有所反映，身体状况一直很差。“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生产有没有危险…”在学习期间我一直提心吊胆，放心不下这件事。

　　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一天上午，我内弟齐乃亮慌慌张张地骑自行车来到洪家楼。通过询问县教育组，好不容易在县广播站找到我。他精神十分紧张地告诉我，她姐姐难产，要我马上赶到省立医院去，难产需要动手术，急需我去签字。我一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给学校领导打了个招呼，骑上自行车就和他一起直奔省立医院而去。

　　到了省立医院妇产科，我的心情异常紧张，大人孩子都怎么样了？大夫走出手术室，征求我对手术的意见，说：“你是想保大人？还是要孩子？”我立马回答：“保大人，也尽量要孩子。”我的手颤抖着在协议书上签了字。这时，我心里七上八下提心吊胆，眼睛里快流出泪来了，紧张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大夫走进手术室不久，听见了一阵婴儿的啼哭声。过了一会儿，大夫出来向我们报喜：“生了个男孩，母子平安。”我心里像一块石头落地踏实了。心想：“我有儿子啦！我有革命接班人啦！”内心充满了无比喜悦。又过了一会儿，我见到了儿子，他长得挺帅，大眼睛高鼻梁，遗憾的是，他的头顶被吸盘吸得长长的、尖尖的，像马戏团里演杂技的小丑似的。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孩子的大脑是否受到了伤害？这对孩子将来的智力发展是否受影响……”我又跑去问大夫，大夫说：“问题不大，慢慢会吸收的，一般不会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

　　那个年月只讲政治和革命，不讲人性和感情，夫人生孩子是不允许请假照顾的。玉梅出院以后，仍然住在她娘家。我签了字，大夫动了手术，孩子生下来了。我只好回到洪家楼去，继续参加封闭式政治学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