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西摩与亨利之间为了孩子悄悄地展开了一场争夺战。在自杀事件之前，他们的关系已经有些紧张；无论是彼得的事故还是亨利发现弗朗西兹在遗嘱里把他完全排斥在外，把她的不动产基本上都定给了潘，给简和彼得只留下一点点委托基金，都没有消除这种紧张关系。不过父亲和外祖父母同意把孩子们暂时分开一段时间。

西摩家负责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当时亨利正为演出《罗伯兹先生》而周游全国。

在洛杉矶，演出达到了最长久的成功之巅。戏院总是人满为患。如果说这能说明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比三年前纽约初期上演的观众更令人鼓舞。

亨利发现，电影工业为令人胆战心惊的气氛包围。部分是财政原因，电视的出现导致了成千上万电影院关门大吉，使电影生产锐减。不过这种变化也与好莱坞人有关；这类人有蒙特岗莫利·克罗夫特、马龙·白兰度和詹姆斯·迪姆。他们与亨利和吉米·斯蒂沃特一样，同为美国神经之代表，体现着美国的天真烂漫。

较大的制片厂失去了对明星乃至电影工业本身的垄断。最近的表现就是第一批电影大亨之一的阿道夫·朱考尔退休了，更严重的是路易斯·梅耶被米高梅电影公司解雇了。这一真空只是部分地被新发展起来的大型而聪明绝顶的代理公司所填补。比如美国音乐公司。（该公司在传奇式人物留·瓦沙曼买下了勒兰德·海沃德的镀金客户名单后就开始了业务工作。）并且当时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令人瞩目的安排。

另一个变化与政治有关。值得一提的是好莱坞十君子案。这是一个写作班了，他们拒绝与美国众议院非美行动调查委员会合作，调查一九四七年共产主义对电影工业的渗透。调查对电影工业的打击甚大，使之陷入信任与个性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需要数年才能消除。恐怖气氛使朋友相争，引发了持续数十年之久的不和。情况不仅仅表现在毫无根据的偏执狂大爆发。共产党至少在尤普坦·辛柯莱尔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便开始了对电影工业的影响。该党在大战期间披着人民阵线的外衣。不过，举例说，谁都知道十君子之一的约翰·海沃德·劳森战后仍担任着电影界共产党的政委。（比如有一次，他命令作家巴德·斯卡尔布尔不要把已改名为《山姆的催命鬼》的短篇改写成小说，声称那篇作品是反动的；斯卡尔布尔愤怒以极，一下子离开了那个镇子。）F·斯考特·弗兹杰拉德和其他观察家都看到了远在麦卡锡1时代好久以前，该党已经凶神恶煞地存在了。“不是不准你和他们闹对立的问题——”弗兹杰拉德在他去世前不久写道。“重要的是，不准你与他们争论……，无论你（可能）说些什么，他们都会歪曲你，打发你到低等人的行列里去（‘法西斯分子’，‘自由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在这过程中使你精神与肉体都受到毁谤。”

方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是中西部民粹派——一九二八年他投票拥戴社会主义者诺尔曼·托马斯反对胡佛2；而在一九三二年，他又变成了主流自由主义者，反对罗斯福3。（彼得后来回忆说：“搬来格林威治之前，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黑鬼’或者‘犹太佬’这样的词。我在学校听到了这些，问父亲那是什么意思。可他却对我大发雷霆。”）他是个极端的爱国者，不喜欢共产党的阴谋，却又是坚定不移地反对美国众议院非美行动调查委员会以及同类代理人。一九四七年，方达，格利高里，鲍莱特·高达德，凯瑟琳·海柏勃恩以及其他的人签署了一项启事，发表在《联合演出》上。启事说，他们对调查好莱坞十君子“感到恶心，并且受到了伤害。”现在方达与别的自由主义者一起参与了抗议活动，后来声称，他因为这些活动曾有段时间被列入了“半黑名单”。他与坚定的保守分子吉米·斯蒂沃特的友谊之所以逃过了厄运，完全是因为这二人在激烈的争吵后同意从此以后不再谈论政治。不过他与沃德·邦德之流的反共分子不快地终止了友谊，并且只与约翰·威尼保持点头之交。这些人在过去都曾是老虎尾巴游戏室里的牌友。亨利在一九五一年看到的好莱坞的一切加深了他对电影工业的反感，并且在拍完《罗伯兹先生》后，立即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