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出生在1950年的二月初八，新中国刚刚成立，因姥爷和姥姥在母亲之前刚刚夭折了一个女儿，所以姥爷很宝贝母亲，给母亲取了小名二宝，大名李玉萍。

　　姥爷对母亲疼爱有加，那时家境已经开始走向贫寒，在母亲三岁时舅舅出生了。姥爷为了全家人能生活下去，随着村里壮劳力去了修筑刘胡兰公路的文水县胡兰村附近。因为这样可以省下很多粮食，还可以赚比在家多一倍的工分，每年天寒地冻不能修路时才会回来。一个年少时风光无限的青年才俊，被生活搓磨成了鲁迅笔下的闰土。至此，姥爷的脸上少了欢颜多了沧桑……

　　1959年，在母亲九岁时的夏天，41岁的姥爷被工地上的工友架着木板抬了回来，因在工地上姥爷突发脑溢血已经昏迷不醒。

　　第二天，那个曾经风流倜傥的美男子，那个原是天津卫绸缎庄的少东家走了，丢下了他的大小姐夫人，丢下了父母，丢下了他的孩子们还有姥姥肚子里的小姨走了。姥爷的一生荣华享过，苦难经历过，和姥姥的爱情在民国的天津卫曾经轰轰烈烈过，瘦弱如枯槁的姥爷，带着对全家人的无限眷恋走了。

　　母亲那个时候才上小学二年级，大姨李彩萍比母亲大十一岁已经出嫁，九岁的母亲每天放学后就先去野地里挖苦菜，姥姥会拿苦菜与一点玉米面和（huo）在一起做成菜窝窝，勉强着让一家人来充饥。　

　　每天母亲背着姥姥用大表哥穿旧的海军服短裤改的书包，脚步匆匆地上学。放学回家后又急匆匆的拿着镰刀去村外河道两边挖苦菜，天天如此，直到苦菜老成了蒿草，吃不完的阴干留着冬天吃。

　　据母亲说，那些年村外河道两边的苦菜挖也挖不完，全村人都在挖，再挖也没有它滋生的快，奇怪的是，后来……人们都有饱饭吃的时候，苦菜却越来越少。到现在，苦菜已经成了各大酒店餐桌上的富贵菜，三高人士的必点菜，俗话说：“物以稀为贵，情因老更慈”，当今的苦菜，堪称夏天的奢侈菜。造物主真是太神奇了，在人类因饥饿坚持不下去时，总会给予实质性的馈赠，我们还有什么可埋怨生活的理由？

　　母亲断断续续的上了三年小学后，就因为家里负担太重没有继续读书。而大姨却在家境还算不错时读到了初中毕业，转而成了村里的民办教师，大姨还当过母亲的班主任呢！大姨是姥姥家唯一没有干过农活的人。

　　大姨出生在天津，四岁时跟随姥姥回了山西汾阳，那时姥姥的正牌儿公公婆婆还是村里的地主人家，家里有佣人、有长工等，用姥姥一句口头禅就是……老妈儿、马辫儿带下人。但是我自始至终不懂这句天津话翻译成普通话怎么写。总之，姥姥回了山西汾阳时姥爷家的家境还不错，所以，大姨没有吃过苦，十八岁嫁给了大姨父后过上了工人阶级的生活，也是村里很多适龄女青年羡慕的对象。

　　母亲十二岁时，每天看着姥姥独自撑着艰难的日子，还得照顾公公婆婆。看着姥姥每天拖着精疲力尽的身体，半夜还经常饿的摁着肚子呻吟、叹气……每天姥姥去队里出工分得的一个大杂面儿窝窝头从来不舍得吃，留着给孩子们与公公婆婆吃。有时候，姥姥实在饿的挺不住了，就在生产队地里偷着摘生豆角吃，哎……

　　从小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姥姥，那个拿着腌对虾和螃蟹招呼乞丐的船商家的大小姐姥姥；那个穿着酱色斗篷，胳膊上挎着小坤包坐着洋包车，满脸洋溢着幸福欢颜的王家大小姐，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姥姥哪里知道生豆角吃了会中毒，也因此落下了很严重的胃病。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大姨出嫁后再想接济娘家也是力不从心，舅舅小姨还太小，家里能卖的也所剩无几了。也就实在无心继续读书了，十二岁的母亲比同龄人过早的成熟了。

　　为了减轻姥姥的负担，母亲退学务农了，舅舅贪玩儿，一般到饭点儿才会回家。小姨还太小。母亲每天下工后会捎带回很多野菜或野果，然后照看面黄肌瘦连路都走不稳的小姨。

　　母亲的爷爷奶奶是被饥饿夺走生命的，　那时全国人民是吃大锅饭的，他们舍不得吃队里分发的食物，都留下来给舅舅与小姨吃。

　　大锅饭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人民公社”的出现，同样是与“大跃进”加速工业积累密切相关的。合作社时，农民的口粮是分到一家一户的。而进入大跃进、人民公社后，口粮就由公社、生产队掌管了。这也就是今天遭到非议最大的办“食堂”、“大锅饭”。当时“大锅饭”是相对于口粮分配到一家一户小锅做饭的，“大锅饭”是对分配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进入６０年代－７０年代，“大锅饭”（平均主义）现象，仍然存在，这导致了消极思想的产生，“干好干坏一个样”导致内耗现象严重。后来就废了。

　　1962年，十二岁的母亲成了李家的强劳力，秋天时舅舅上学了，小姨才三岁多，经常坐在上房的晾台台阶上，等着母亲下工后带她玩儿。姥姥操持着家务和队里分发的女红，姥姥女红做的那是一顶一的好，姥姥最拿手的就是做旗袍，只是新中国成立后就没人穿旗袍了，大家都是一水儿的黑、灰、蓝做成的棉布衣裤。还有就是姥姥喜欢家里一尘不染，非常整洁，全村也找不出比姥姥干净的妇女，不管生活多么艰难，家里从来没有凌乱过。只是……没有了姥爷的一家人度日极其艰难。

　　母亲的十二岁与现在的十二岁女孩子根本不是一个世界，每天天不亮就跟着队里所有出工的大人们去生产队的田里干活。母亲又是个不服输的人，农活儿干的漂亮还速度快，一点都不差于队里男青年们。那时的人们干劲十足也团结，喊着号子比赛谁割的麦子多，摆放的整齐还没有遗漏。

　　在罗城村第五队，母亲是挂了号的干活儿能手，可是因为年龄小，所以队长在算工儿分时经常克克扣扣，和成年妇女总是差那么两三个工分，更不用说和成年男子比了。为此，倔强的母亲总会据理力争，其他人也为母亲鸣不平。　

　　长期以往，年少气盛的母亲实在忍不住了……

　　盛夏时麦子熟了，母亲和队长又杠上了，队长是个中年妇女，平常背地里大家都叫她铁柱家妈，铁柱妈被母亲当众激的急眼了就说：“连成儿（姥爷大名）　家二宝，你小小年纪的，虽然干活儿是比较利落，可我每天也给你记了四五个工分儿了，很不错了，小孩子得知足哈　！　实在不行，要不……你和咱队壮劳力比赛割麦子？如果你能胜了他们，那我二话不说，肯定给你按大人的记，如何”？，铁柱妈以为母亲被唬住了，得意的笑着对大家说：“好了好了，大家别耽误干活儿了　，也别凑热闹了”。

　　哪知母亲是个不服输的犟丫头，一声清脆的声音响彻麦田……“好，比就比，队长也要说话算话”。铁柱妈愣了一下说：“呦呵!二宝，来劲了哈!好，我还不信了，小丫头片子，来来来，你们几个过来一下”。铁柱妈可够阴狠的，选了几个队里最厉害的割麦子能手出来打这场比赛，也是笃定母亲赢不了。

　　此时正值晌午，麦子被太阳晒得干脆干脆的，微风扫过发出嗦嗦的摩擦声，正是下镰的好时机。两边站满了看热闹和为母亲捏把汗的村民们，铁柱妈一声高喊，五队前所未有的小女孩儿挑战强劳力的割麦子大赛开始了……

　　一人四行麦子，五个人割麦的动作都很娴熟，弯着腰，镰刀“嚓嚓”地响着，胳膊上的麦子整整齐齐，随着一步步前行，身后的麦子一捆捆整齐的平放着，再看看那割过的麦茬，高低都是统一的。二十分钟后母亲不负众望，居然赢了队里割麦子最快的壮劳力冯家二少（冯家在旧社会也是地主），一片欢呼声响彻麦田。

　　至此，全村一说五队李二宝，那是响当当的劳动能手。铁柱妈理亏了，工分儿自然是按大人的来算了，不过是按成年妇女的工分儿来记的，这也很不错了，一天下来比原来多了三个工分儿呢　！　

　　少女时代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姑娘。我也曾经跟着母亲割过麦子，不到地头腰就直不起来了，经常被母亲笑话，说我长得到是身高马大的，都是虚架子。很难想象母亲是怎样赢了比赛的，难道当年的母亲是按现在的武侠小说形容的那样打开了任督二脉？

　　姥姥家院子原来是深宅大院，姥爷的英年早逝，姥姥的公公婆婆的相继离世，让这个家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再也不是那个家里有佣人，地里有长工的富足人家。在最困难的时候，姥姥家的东房与西房分别转卖给了别人，也就有了我上小学寄宿姥姥家时，一同玩耍的几个小伙伴。

　　1964年，14岁的母亲参加了民兵营，在那个全民皆兵的年代母亲扛起了枪，那是母亲最快乐的一段青葱岁月。

　　在民兵营也是母亲继姥爷去世后最欢喜自豪的一段时光，母亲认为女性也可以扛起枪保家卫国。民兵营训练虽苦，母亲却乐在其中，幻想着自己能有朝一日报效祖国，那可是顶顶的光荣与荣耀呢！　

　　民兵时的母亲我脑补了很多画面，遐想着少女时代母亲的飒爽英姿，穿着民兵服，扛着56式半自动步枪，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每天训练完唱着《打靶归来》，或者其他革命歌曲的母亲，一定是面带笑容，有着无比的光荣感、满足感、自豪感的。

　　从小和父亲一样热爱军营的母亲能被选入民兵营已经很满足了（因为母亲的爷爷奶奶是地主成分，如想了解成分历史可去百度搜1950年8月20日的红头文件《农村开始划分阶级成分》一文）。民兵营训练再苦再累母亲从来都没有退却过，拼刺刀也是动作标准，狠劲儿十足，好像稻草人是真敌人似的。如果倒退十几年，母亲肯定是冲锋陷阵的巾帼英雄，这个我深信不疑。

　　第二年的八月初，民兵营还参加了全县比赛得了集体第二名呢　！　那段青葱岁月是母亲最留恋，最怀念也最值得在我们面前炫耀的一段过往，说到兴致来了，母亲还会站在客厅给我们演练拼刺刀的标准动作。而我却有一股心酸涌上心头，好想让母亲穿越回上世纪六十年代，再扛上枪，再甩起麻花辫，再唱起《打靶归来》……

　　1966年，罗城村民兵营在上级指令下暂时解散了，恋恋不舍的母亲又随着很多村民去了修筑禹门河河堤的工地上劳作，在此便遇上了热情洋溢、幽默风趣的父亲。父亲下了工喜欢与工地上的青年男女说唱逗乐，给他们讲孤儿院的趣事，母亲那时不太爱听这些，上回讲了父母初遇时的故事，这里不再赘述。

　　母亲不知道的是父亲说什么都是为了引起母亲的注意，虽是说给众人听，但还是想尽办法靠近母亲，只是碍于当初自己条件太差，居无定所，食无定餐的窘况，给不了心爱的人饱腹安居的日子。所以，从不敢直言自己的内心想法，于是父亲滋生了改变命运的想法，那就是入伍当兵，做一名新中国的解放军战士，做一个保家卫国的新时代青年，即使退伍了也能寻求一份稳定的工作，还能给自己心爱的人一个安稳的家。但是，谈何容易……

　　父亲抽空回村与二姑父谈，与村干部谈，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人理会一个孤儿想参军的梦想，还要占用村里名额，二姑父更是不想失去这个免费的强劳力。

　　那几年，罗城村很多有志青年一批一批入伍了，就剩下父亲苦苦挣扎。最难熬的是别人的歧视，汾阳县城与罗城村相隔不远，村民们又听说父亲在孤儿院很淘气，很多人知道了孤儿院的徒弟们被称作徒天，有些事情被村民传的越来越离谱，父亲的内心越来越失落……

　　此事后来被父亲的继父张爷爷知道了，张爷爷去了村支书家认真商讨了此事，求着村支书给父亲一个名额，让父亲实现报效祖国的理想。因为张爷爷知道父亲的过去，也知道爷爷的身份，村支书在知道父亲的家世后欣然应允下一批一定让父亲报名参军。可想而知当时的父亲是有多么的欣喜，多么的激动。

　　1968年，23岁的父亲通过层层考核终于穿上了戎装。送军的队伍里孤儿院的几个兄弟一直跟着，后来父亲才知道他们坐上送煤车一直跟到省城太原，才有了他们去晋剧院探望曾经下放孤儿院的那位晋剧演员的故事……

　　母亲那一年19岁，每天与队里壮劳力们出工务农，父亲在母亲的记忆里慢慢模糊。因为父亲的胆怯一直还没有向母亲表白过，所以母亲根本不知道父亲当时的想法，只记得有那么一个浑身散发幽默气息还有点与众不同的小伙子存在过。

　　每天繁重的农活压的母亲喘不过气来，回了家还想跟着姥姥学女红，那时每个女孩儿结婚前一定得学会纳鞋底，绣门帘，做些简单的衣服什么的。

　　我也曾偷偷问过母亲，当初有没有人追过您，母亲笑了笑说：“有啊　！　但是不太满意，想着和你大姨一样找个吃公粮的”。大姨父是地质队的工程师，所以大姨父成了母亲寻求结婚对象的标杆，那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吃国家饭的丈夫。可是在当时的农村，全村也数不出十个铁饭碗来，母亲还真是理想远大。

　　十二岁就务农的母亲没有大姨与小姨长的高，一米五五的身高，长得非常好看，两条利落的齐肩麻花辫，大双眼皮，高鼻梁，不大不小的嘴唇，两排整齐的牙齿，一双与年龄不符的双手常年因劳作生了茧。直到现在母亲的手即使是夏天也是很干燥还经常掉皮，因为这个，我带母亲看过很多医生吃了很多药也不好恢复，母亲的手过早的有了老年斑，医生说那是年轻时常年劳作与晒伤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