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父亲16岁了，十二岁时就出师的父亲已然是个有一手好手艺的鞋匠了，那个年代的春天很冷，也因人们肚子里没有什么抗冻的食儿，能吃上掺了麸皮的高粱面窝窝头已经是很好了。

　　父亲卖东西还留下一点点积蓄，孤儿院韩干事不知怎的就知道了这个事情，处处挤兑着父亲，可他不知道的是父亲用半年时间赚的钱一直在帮扶着孤儿院这些孤寡老人们。

　　缝纫机组的工人们也因父亲经常倒卖东西都分到了一些外快。缝纫机组成员算是当初正式职工，有殷巧梅（汾阳八十庵）孟主任夫人弓月珍，王月梅等。那个年代能增加一点点收入家里孩子们就能多吃一口饱饭，活着真不易。

　　韩干事的处处找茬儿，父亲很伤心，又不能说什么，毕竟很多事情不能摆在桌面理论。董双成知道后与李二成商量：“二成，三小被韩干事欺负成这样，咱不能坐视不理啊”？李二成小眼睛一滴流：“董哥，等雨”。

　　清明节时有一段时间天天下雨，李二成与董双成趁白天大家都上班时，偷偷把韩干事宿舍的排水管接了一个弯头，就等晚上韩干事夫妇睡结实了杵回窗户去。因为那个时候都是睡炕，炕的位置又都在紧靠窗户，北方民居大致都是这样的结构。

　　那天半夜雨越下越大，李二成踩着董双成的肩悄悄地把弯头处接上桐油布送进了韩干事的窗户内，又悄悄地溜回了他们的宿舍。

　　不一会儿，韩干事的骂声响彻了雨夜。被窝里兄弟几个窃笑着睡不着，赶上连日下雨被褥根本无法晾晒，连同炕席等都湿透了。即使是艳阳天也可得几天晾呢！韩干事没办法跟着媳妇儿回丈母娘家借宿了几晚。从那以后韩干事就不再惹这帮出了师的徒弟了，但也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学校六一儿童节到了，郝老师找到已退学的父亲（后来因为要去上班父亲就退学了，父亲十二岁就成了正式职工，所以只上到四年级）说：“福生同学，学校六一儿童节要同学们做手工作品参赛，老师能不能麻烦你做双童鞋参赛，算是咱们班的荣誉”。父亲一口答应下来了。

　　父亲找了红牛皮的边角料，黑色胶底，用了一天时间，一双漂亮的红色丁字儿童鞋放在了郝老师手里，郝老师的眼睛都看直了。“这、这、这放在汾阳百货大楼也是最漂亮的童鞋啊”！

　　那双童鞋得了一等奖，其实父亲就是照着郝老师家女儿的脚做的。郝老师后来要给钱被父亲拒绝了，父亲说：“就当是谢师礼好吗”？郝老师拗不过父亲，但又特别喜欢那双独一无二的童鞋，便高高兴兴的给女儿拿回去了。（我好奇的是，在哪个时候还有手工课，不得不怀疑自己对那个年代的认知有误）

　　1962年，下放政策本来轮不到父亲，但是县里的名额有限，父亲与其他四个背景不深的孤儿被县里领导家亲戚占用了他们五个的指标，这里面的事情父亲到现在都不太清楚是谁把他们五个给下放到农村的，尤其父亲手艺相当不错，但不排除韩干事架过王院长在上级领导耳边敲边鼓，因为没有证据，只能服从安排。在山西统称「六二压」，刚刚转正不到四年的父亲被所谓的政策下放回了罗城村。

　　临走那几天父亲请弟兄们在饭店吃了一顿散伙饭，杂豆拼盘，炒豆腐，过油肉，狠了狠心来了一盘卤牛肉，一人二两酒，两碗白皮面。那是他们几年来吃的最丰盛最饱的一餐饭，但是大家却心里很难过，很心酸。本来还觉得未来都在一个厂做皮鞋，攒几年钱都在县城娶妻生子……

　　突如其来的所谓政策改变了这一切，兄弟们都要分开，被下放的有黄海尚、王育珠、李二成加上父亲一共五人（还有一个父亲忘记是谁了，这四位已故），他们的命运从此改写了。

　　父亲本来想就近去大姑家的，但大姑家就两间小房子，已经三个孩子的大姑家根本没有父亲的容身之处。这事被不经常联系的二姑父知道了，他看见父亲已是大小伙子了，当时二姑家孩子们还都小，二姑父觉得父亲可以给家里增加劳力了，也能挣工分了（那个时候工分到了年底就会折合成钱），立马去孤儿院把父亲要了回去落户罗城村，二姑父是全村有名的算盘武。（二姑父恰好也姓武）

　　漫长的季节，漫长的农活儿，还有漫长的艰难苦累开始了。父亲一休息下二姑父就会不停的谩骂，什么没有闲饭可吃，那么大人就得干活，父亲为了二姑不受二姑父的气，也不爱听二姑父唠叨，所以一般不回家，不是在农田就是在水库工地……

　　父亲回了农村才知道罗城村抗美援朝一共走了38位志愿军，还好都全须全尾的回来了（因为他们去了时战争已接近尾声，所以搞了一段时间后勤就都回来了），他们的事迹在当初激励着全村年轻人，父亲就是其中一位。每天干活儿听着这些志愿军的故事，内心产生了很大波动，觉得这样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活着毫无意义，不如投身军营，还能报效祖国，追着爷爷的脚步为祖国的强盛出一份力。

　　父亲在罗城村劳动了四年后的1966年，被派去修禹们河河堤工地，刚好遇上了年芳二八的母亲，父亲比母亲大四岁，母亲那时已出落的像《英雄儿女》里的王芳那般英气逼人！父亲在见到母亲第一眼时就认定一定要娶到这位与众不同的姑娘，因为母亲在去工地前是民兵营的骨干，干啥都利落的很，那就先说说母亲的故事吧！

　　母亲从小生活艰苦，村里人都说谁要是娶了五队的李二宝那可是最有福气的了，因为母亲过日子是一把好手，勤劳、朴素、果敢、英明……

　　母亲小名叫二宝是有来由的……

　　由于我姥姥从1943年被她后婆婆（姥爷在1914年过继给了天津卫塘沽的本家叔叔）哄骗回了山西汾阳（汾阳罗城村的公公婆婆才是姥爷的亲生父母）后就与姥爷分开了，还有就是，因为当时战乱交通不便。1948年姥爷千辛万苦回了汾阳（姥爷在天津的父母席卷全部家当去了关外投奔他们的亲生女儿了），一家人终又得已团聚。

　　1949年姥姥生下一女取名二臭臭，没有陪伴大姨成长的姥爷万般疼爱他的二臭臭，但可惜来年就因积食夭折了。母亲是1950年开春出生的，可想而知姥爷有多么小心翼翼的疼爱着母亲，所以取名二宝，大名李玉萍。

　　关于我姥姥姥爷的故事那更是精彩绝伦，我先前在散文《呢喃姥姥》里有详细阐述，已经发表，这里不再赘述。

　　父亲母亲还真有点欢喜冤家的节奏，那时每个人胸前特别流行佩戴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章是指以毛泽东像为表现主体的徽章，亦称“像章”。1966年一1970年生产制造的有一部分毛主席像章也被称为“红宝章”、“纪念章”，材质也多种多样。

　　母亲的毛主席像章是大姨父给的，因为大姨父在地质队是工程师，单位经常会发毛主席像章给工人佩戴。那时候能佩戴一枚毛主席像章那是相当荣耀的，一枚像章解读流金岁月，开启尘封的记忆。

　　当母亲滔滔不绝的讲述那枚像章的故事时，更是让我们身临其境的了解了父亲与母亲的精彩初遇……

　　工地歇晌时（午休），母亲疲乏的沉沉睡去，工地一般都是大通铺，有时候同村的青年男女经常会互相到宿舍里海阔天空的谈天说地，都是年轻人嘛！有着说不完的话……

　　那时农村青年男女不怎么看书读报，一来没有那个条件，二来识字的也不多。所以闲时大家都是讲讲工地趣闻，东家长西家短什么的，要是谁看了一场电影那可就会是大家崇拜的对象。

　　这不，父亲就把孤儿院趣事儿，还有看了几场电影的内容等等给大家有声有色地讲述着，成了工地上最受欢迎的人物。

　　当父亲去了母亲宿舍时大家立马围在一起等着父亲开讲，而母亲是个不爱聚众凑热闹的女孩儿　，恰恰是这个原由引起了父亲的注意。

　　父亲讲累了，看着还是呼呼大睡的母亲时，心里直犯嘀咕，也好奇地走向母亲。此刻，那枚耀眼的毛泽东像章随即映入眼帘，那是父亲最羡慕的物件儿，调皮的父亲眨巴眨巴眼睛，抢吧？还是……

　　我亲爱的父亲还真下手去“抢”了，父亲的突然不做声，又悄悄地靠近母亲，让所有人都好奇地屏住呼吸等着看好戏……

　　有时候嘈杂声突然静止也会让熟睡的人不由得醒来。当父亲的手靠近母亲胸前准备悄悄摘走像章时，在民兵营经过专业训练的母亲反应超乎的敏锐，一个激灵翻身就把父亲的手背挠出了三道血印。父亲压低声音嘶嘶的叫着，红着脸说：“你这比双枪老太婆还手快”？母亲轻声哼了一下又睡了。估计母亲也是不好意思回应那三道血痕，干脆装睡吧　！　至于睡不睡得着只有母亲知道。

　　一向意气风发的父亲在母亲那儿栽了个大面儿，大家哄笑着说：“三小儿，你连五队李二宝都敢惹啊　！　哈哈哈……”父亲从小没在罗城村长大，还真不了解母亲的秉性，不过，父亲还真没生气。

　　过后，父亲没再敢招惹过母亲，但却深深地记住了五队的李二宝，那个梳着齐肩麻花辫长得如王芳般的姑娘，随心有余悸却生出了不一样的情愫……

　　后来的几年里，母亲在每天的繁重劳动中早已忘记了那个抢像章的小伙子。

　　母亲在随后的几年里肩负起和男人一样的劳动力，但再艰苦的环境再破旧的衣裳也掩盖不住青春逼人的芳华。

　　在父亲心里，对母亲可谓一见钟情，经常找机会偷偷地注视着母亲，尽管手背上还留有三道被母亲留下的“光荣”痕迹，但父亲却一直记得那个梳着齐肩麻花辫厉害又虎虎的女孩儿……

　　而在感情上愚钝的母亲却没有感受到父亲的炽烈目光。

　　父亲当初处境比较尴尬，也没有勇气向阿米尔那样向前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