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建国初期

　　2.1　土地改革分田地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占农村人口不到5％的地主与富农，占有5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90％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只占地20％～30％。地主占有的土地通常不亲自耕作，而将其出租给没有土地的穷苦农民，以收取苛重的地租来满足自己的寄生生活。

　　农民受尽剥削和压迫，终年辛勤劳动，生活却十分困苦。他们世代期盼获得拥有主权的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理所当然是要首先解决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共产党才有立足的根基。土地改革无疑成了新中国成长道路上无法绕过的首关。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农业国，解放初期，49年50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只有290多斤，300斤都不到。由此可料那时节农村的生活环境是何等地恶劣。

　　我的家乡属湖南丘陵地区，人们通常聚居在低洼的山沟或者盆地一带，当地俗称“山冲”或简称“冲”。我家所在的这块山沟小盆地颇具特色，盆地正中央隆起一个占地仅数十亩、高度约莫三十米的小山包，形成小山冲里惟一的孤洲，人称乌龟山。其上草木苍翠茂盛，站在这里环视一周，山乡丽景尽收眼底。盘亘交错的上百亩梯田长满了生机勃勃的庄稼，连成一个绿郁葱葱的内环，外环则是连绵陡峭的山坡，长满了苍劲挺派的树木，茂密的枝叶中偶见隆起的巨石。此外即是蔚蓝的天空了，飘浮着无奇不有的云彩。

　　乌龟山的东头有一座富户大庄园叫“花瓦屋”，犹如龟头前面的一颗明珠，无人不赞赏这块百里难见的风水宝地。因而这个小山沟也被冠名为“花瓦屋冲”。

　　这座徽式瓦房建筑坐西朝东，高过人头的全封闭围墙，厚达数尺的青砖墙基，错落有序的人字型屋顶，高高翘起的龙头式屋脊，雕龙画虎的屋檐，雪白如亮的墙面。正门口，卧着一对与人争高的石狮，大理石门框和整块巨木制作的门板犹显华贵，同山沟里其它的茅草小屋相比，何止鹤立鸡群，真乃贫富两极，天地之别一目了然。

　　1951年年初，小山沟里进驻了一个20多岁的男人，他是政府派来指导土地改革的，父母和邻居们都呼他“谢干部”。

　　谢干部吃住都在我家里，我和弟弟亲切地喊他“叔叔”。他反复组织全冲的农户开会学习，宣讲党中央和政务院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必须下狠功夫才能消除大伙担心土地改革不成功而反遭富人报复打击的种种故虑。会后的其它时间全部用于走门串户，深入调查研究，针对不同的对象交心谈心。从而逐渐赢得了山里人的高度信任，同他们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

　　花瓦屋的谭姓庄园主自然成了大地主，听说男主人在汉口办大事，几天的斗争会之后，他家的全部土地、房产与家具用品被没收。

　　山冲里出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热烈局面，先前愁眉苦脸免强渡日的农民，现在个个激情满怀。男人们被谢干部全部动员起来，挨家挨户地彻底清查与全面核实房地财产，地毯式地搜索可用土地。在野外，每天都有一大群人兴高采烈地用绳索与竹签丈量水田及旱地，照本地人均大约一亩水田的标准重新分配土地。

　　花瓦屋数十间宽敞明亮的瓦房与大量家产，无条件分给了山沟外边一批无房无地的赤贫户。他们都是“叫花子搬家，一箩筐足矣”。仅三、两天之内，这座大瓦房即被10来户的数十位新主人分享。大伙都在欣喜若狂地布置自己的新居，庄园里首次迎来了热火朝天的沸腾场面。

　　山冲里原有的其它20来户，绝大多数划归为贫雇农或佃中农，也就是后来大众化所讲的“贫下中农”。大伙不仅分到了水田和山地，还分到了谭家的部分家具和农具。家家都有过去梦想不到的财富大收获，人人感觉心花怒放。

　　我家本来也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穷苦户，然而有幸租住着别人的房子，租种他家的田地，房主一家人远在外地发财谋生。此时谢干部就全权代表政府将这两间半瓦房与两间半茅草房易主了，父亲无条件做了新房主，从此一厘租金也不必交了。除了租种的那5亩水田外，一家6口还加分了1亩多地。此外，还分得了几件家具与农具，其中有一把客厅用的十分讲究的老爷式座椅，按传统这椅子应该是左右成对，另一把则不知被哪家分享了。

　　谭家地主也给了“出路”，以女主人为首的一家人被迫迁移到小山冲外称作“新屋里”的另一个村子。从此成为接受邻居们监督改造的“地主分子”。

　　2.2　地主恶霸遭批斗

　　那时节，县里划区，区里划乡，乡里划片。花瓦屋冲这一片的片长整天穿着一身灰黄色的旧军装，是个身材结实的中年人，我们孩子辈都叫他“闻大伯”。他没上过一天学，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来，年轻时被抓到国民党军队里，从此当兵混饭吃。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所在部队是起义改编，还是战败被俘，山里人谁也不知道，总之他成了解放军战士。前不久光荣复员，解甲归田，当了片长。

　　一个大白天，片长又通知乡里要召开斗争大会，每家每户必派人参加。我想见世面，耍赖跟着父亲，来到山冲外的七星片“谭家祠堂”。这一片的住户多数姓谭，祠堂的建筑比花瓦屋更宽阔更壮丽。堂前挺立的“谭氏宗祠”牌坊高大庄重，令人敬畏。

　　约千人的大会场就设在祠堂前的大坪里，主席台高高架起，是用砖头、木料、桌凳、门板等临时搭建的。我骑在父亲的双肩上，全神贯注地望着那个台子。

　　大会开始了，主持人大吼一声：

　　“将恶霸地主拖上来！”

　　两个身背大刀的民兵推上来一个双手被反绑的壮年男子汉，他的胸前挂着一块写着“地主分子X　X　X”的纸牌，三个字的名字上还画了一个大红叉。主持人带领众人，挥着拳头怒吼着：“打倒大地主　X　X　X！”

　　闻大伯站在台子上，右手握着缠带红绸的大刀，高高举过头顶后，猛力从半空中斩下来，顺手又将刀面扭转90度，砸向主席台前的桌子上。桌子被震得跳起来，格格作响，大刀瞬间爆发出清脆宏亮的“当郎”声。在桌子余震和大刀颤音的交织中，他声嘶力竭地吼道：

　　“狗娘养的，老实点，跪下来！”

　　台下也有很多人跟着吼起来。地主深知自己没有任何申辩的权力，少说比多说好，不说比少说好，便装聋作哑，一付痴痴呆呆的模样，双膝向前弯屈，却不愿跪下去。押解的民兵鲁莽地踢了他一脚，地主哎哟一声，被迫跪在地上。

　　我首次见到如此恐怖场景，吓得心惊肉跳，双目紧闭，紧紧抱着父亲的头，抖抖索索地哭着说：

　　“爸——爸，我——怕，我——要——下——来！”

　　会场出现了不协调的噪音，一个民兵窜过来抬起手，恶狠狠地盯着我和父亲，吼道：“这么严肃这么重要的大会，谁叫你把小伢带来，看西洋镜呢！”

　　这一招很有用，对我来说何止雪上加霜！吓得我从父亲的肩上滾下来，瞪着呆滞的双眼，生怕那人一巴掌搧过来，憋着呼吸不敢再吱声。那人指着台上对我说：

　　“再闹，就将你丢上去，揍一顿。”

　　我父亲感觉好难受，但他生来怕惹亊，不敢回声。他既不敢带我退场，留下来又担心我再闹，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大会主持人应该是认识父亲，走过来对父亲说：

　　“赶紧带他回去吧，下次别再这样了。”父亲扭了一下我的耳朶，轻声骂道：

　　“狗杂种，叫你不来，你偏要来，死不听话，没好结果吧。”

　　父亲感激主持人的宽容与谅解，赶忙带着我在“枪毙恶霸地主，打倒X　X　X！”的一片声讨中退出了会场……

　　那时节，只要被划为地主，恐怕谁也躲不过挨斗。这其中就包括人民解放军谭政大将的父亲谭润区，是毛主席母校，“湘乡东山学校”一个一生贯注教育事业的老先生，据说挨斗后不知不觉失踪了。不知是上面的地方政府干预，还是中央有人出面，将他送到了北京的儿子那里，这才度过了一个安宁的晚年。

　　至于被斗者挨不挨打，那就视当地土改干部的政治素质与政策水平了，有的地区执行上级规定不许打人。我们那一带则放任自流，不少地主分子及其家人都挨过毒打。打人者，有怀着阶级仇恨的穷苦人，还有头脑单纯容易冲动的，也有私心杂念作怪贪图个人表现的，另有乘机释放不良情绪的，当然不排除会有趁机发泄私愤而实施报复的……

　　此外，对于作恶多端的恶霸，在当时那个背景下挨些打也无可厚非呀。

　　土地改革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必经之路，它充分调动了数亿农民当家作主建设国家的积极性，完全可以说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启动和助推的巨大作用。在当时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大背景下，出现一些过头过火的偏激现象应予理解，绝不可因某些支流问题而否定土地改革的主流大方向。

　　当年的地主分子，现在基本上都作古了。作为他们的后代，如何正確对待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每个人都不得不做出选择，观点不同应该属正常现象。我这辈子接触的那些“出身不好”的老师、同学同事、学生与亲友，绝大多数都是站在广大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从国家与民族的复兴大业出发，有着一个宽阔的心怀与视野，不仅不怨恨共产党与反对毛泽东主席，反而是坚决的拥护者，有的还是共产党员。我对他们的那种浓浓的敬意，一见面即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