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3小节　抗美援朝搞募捐

　　土地改革的胜利成果使得同时并进的“抗美援朝”有了坚固的群众基础，真正达到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效果。城乡大地，一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支援前线”，“打倒美帝”的呼声。民兵和年轻人踴跃报名参军上前线，被批准了的皆大欢喜，全家光荣，全村组织欢送。大人小孩无人不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军歌。

　　全国上下组织捐献活动，机关、厂矿与学校带头，农村亦紧紧跟上，连我们这个小山沟也家喻户晓。

　　土地改革时分得地主庄园“花瓦屋”住房的十来户贫苦农民中，我的玩伴和初小同凳同学彭建成一家分的房子最多最好，众人毫无异议。原来是他的大哥彭建平参加了志愿军，已经开赴到朝鲜。

　　这天晚上，片长闻大伯通知全冲人集中到花瓦屋开会，动员大伙募捐，支援抗美援朝最前线的志愿军。我随同父亲去找小伙伴玩耍，也进了会场。闻大伯话音刚落，一个年轻的民兵不假思索就站出来发牢骚：

　　“上次开会布置交公粮，今天又是什么捐献，说不定明天又白要什么，还有完没完啊！”

　　闻大伯这个在战场上浴血拼杀过多年的老兵一听火冒三丈，桌子一拍，指着他的鼻子大声嚷道：

　　“你他妈的，人家在朝鲜战场上挨冻受饿，流血丢命，保卫我们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你才分到了自己的房子和土地，才能平平安安过日子。你刚翻身就忘本啦！你还有点良心吗？你算个狗屁民兵！”

　　别看他是文盲，仅一句话就讲到了点子上，让到会的人服服帖帖。民兵班长板着脸孔说：

　　“你混蛋！片长讲得好，你真丢我们民兵的脸！”其实平常总喜欢斤斤计较的这位民兵也被闻大伯的几句话打动了，顿时令他深感惭愧，赶忙认错：

　　“片长，对不起，我没想到志愿军的艰苦和牺牲，只想到自己，我自私自利。我捐，一定捐，但要捐多少？”

　　“你这小子还识时务，知错就改。捐多少？政府不会为难我们，完全自愿，实在不行的，不捐也没问题，但一定要认识到抗美援朝的意义，有那份心意。”他问民兵班长：

　　“你是民兵班长，你带个头，你捐多少？”班长自知不能落后，他要争取当老大，便颇有点得意：

　　“我不多不少，四仟块吧。”那位民兵赶紧接上来：

　　“那我捐两仟块。”

　　大伙一个紧接一个地报数，有的当场就交了钱。闻大伯和我父亲等好几户也捐了四仟圆，也就是4角钱（0.4元）。相对于他们当时的零收入，已经是慷慨解囊的模范了。其它的邻居，从一仟到三仟，人人都奉献了一份心意。

　　据有关史料统计，1951年，湘乡全县共捐款二十点四亿（二十点四万元人民币），人均大概四角钱，还有三万二千双慰问鞋和二千二百五十个慰问袋。

　　第二章4小节　全民上山捉坏蛋

　　土地改革后不久的某天上午，屋外突然传来了宏亮的歌声：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这是我也能随声附和几句的唯一歌曲。我连忙出屋，只见一大群荷枪实弹的民兵走过来，跟在后面的片长闻大伯边走边喊：

　　“父老乡亲们，同志们，后背山上有台湾蒋介石派过来的特务，是男人就操家伙，跟着我们一块上！”

　　新中国诞生后，尤其是土地改革之后，广大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作了主人。上头的各项政策法令总是维护着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宁静无扰，最穷的人群也过得有盼头了。新兴的人民政权得到了广大百姓的高度信任和衷心拥护，干部号令一呼百应。

　　父亲赶紧放下手里的铜质水烟筒，扛上锄头，邻居大爷握扁担，大伯提柴刀，男人们无一逃避，纷纷跟上去。我喜欢凑热闹，也想上山，母亲赶忙一把拖住还不懂事的儿子，恶狠狠地骂道：

　　“四伢，狗东西，不听话，老子打死你！”

　　四伢是我的乳名，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却是祖父母的第四个孙子，照此排列，我大弟叫“五伢”。

　　我虽然不理解妈妈如此凶狠的原因，但毕竟被她怔住了。妇女和老幼焦急地在家里等待着。

　　数百男人群情激昂，火急向山坡进发，地毯式搜捕。人们逐渐向山顶靠拢，网越收越小，最终将一个山洞围得水泄不通，乡长喊话：

　　“狗特务，你被我们包围了，快快投降吧，人民政府优待俘虏，你还可以立功赎罪。继续为蒋介石卖命，与人民为敌，只有死路一条。”接着民兵营长领着数百人振臂高喊：

　　“缴枪不杀，优待俘虏，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怒吼声在山谷中迴荡，大有泰山压顶之势。

　　对方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他别无选择，用剃头刀割断了自己的颈动脉……

　　人们纷纷从山上撤下来，上山时的那股严肃与紧张氛围一扫而光，有人说说笑笑，还有人蹦蹦跳跳。几个人抬着一副竹竿搭成的简易担架，即将从我家的门口经过，架子上蒙着布。

　　母亲远远地望见了担架，她知道抬的不是死人就是伤者，不能让年幼的孩子们看到血腥的场面，赶紧将我和弟弟叫进屋里。

　　父亲进屋了，我忙问：

　　“爸爸，你们抓到坏人了吗？”

　　“抓到了，但他寻短见了。”

　　“爸爸，寻短见是什么？”

　　“坏人干了坏事，害怕政府和大家斗争他，就自己打死自己。”

　　我顿觉惊恐，但只要弄不懂的，总喜欢盘根问底：

　　“爸——自己——怎么打死——自己？”

　　“四伢，坏人的事不要问那么多，难道你要学坏人。”

　　母亲抢着回答，还在使眼色暗示父亲。父亲自知多嘴了，反应也快，赶紧结束话题：

　　“我怎么知道呢，我又不是坏人。”

　　死者是本乡本土人，其家离我家不到一公里，曾外出谋生，其家庭成分是富农。他是真从台湾偷袭过来的？还是潜伏在内地的？或者并非特务而另有其它的丑恶隐情？本人没有听到确切的结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共两党又有了众多的共识，甚至骨肉相称。文艺界以谍战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火爆喷发。与时俱进，乡里出现了这位死者本是中共地下党员的传闻，有不少人信以为真。不过更多的人深表怀疑，他们按惯例判断，认为没干坏事，没有罪恶，怎么会自寻短见，自绝小命呢？进一步说，已经解放了，共产党的天下了，中共地下党员怎么还要躲进深山里，最终不得已自杀呢。

　　我想，新的年代、新的形势与新的环境下，也可能是死者的后人怀念父辈祖宗的一种自我安慰吧。

　　然而，的确也有那么一小撮人渣，在他们的眼中，历史是虚无的，往往众说纷纭，甚至可以黑白颠倒。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他们为土匪恶霸翻案招魂，为汉奸特务鸣冤叫屈，另一方面却竟然将狼牙山五壮士与刘胡兰等篡改为危害老百姓的土匪坏蛋，明目张胆地诋毁、抹黑、质疑与否定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与雷锋等英雄偶像，妄图全面否定新中国。结果引火烧身，遭到每一个有良知的国人，包括许多国际友人的谴责与声讨，不敢再公开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