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六年春天，善于见风使舵的日本当局见袁世凯统治危如累卵，便转而利用华南的反袁派来推倒袁世凯，扩张日本在华势力。为此，孙中山得以通过民间渠道从日方借到一百万元日币，于是敦促陈其美赶紧在上海发动起义。

　　接到孙中山急于起义的命令后，陈其美便租下法租界萨泊赛路十四号作为起义指挥机关。他与蒋介石、山田纯三郎等经过积极筹备，多方联络，决定在四月十二日午夜起事，并以燃放号炮为准，闻声后海陆军一起动手。

　　然而，这次举事并不顺利，致使起义日期几次变更。除了号炮因下雨无法点燃影响起义外，上海的海陆军也不是太积极，一直在袖手旁观。陈其美只好不断用金钱来收买海陆军官，指望他们拿了钱以后迅速起义。可是，那些军官们欲壑难填，根本不守信用。

　　有一次已经约好了起义时间，但等了一夜，那些军官们连一点动静都没有。又有一次同安舰拿了钱准备起义，但到了约定日，舰长裹钱而逃，官兵发生骚乱，主持起义的宋振束手无策，觉得白费金钱对不起同志，愧然投水自尽。

　　这时，运动经费已经告罄，而起义之事尚无着落。陈其美十分焦虑，夜不成寐，愁云满面，这可急坏了盟弟蒋介石。

　　蒋介石听说恩师经费欠缺、财力不裕，便急中生智，决定亲赴家乡“请财神”，为起义募集资金。

　　“请财神”是奉化人的俗语，意即“绑票”。早期革命党的一个特点就是利用会党和帮会势力，争取他们参加革命。革命党人有时也亲自参加帮会，以此作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陈其美就加入过青帮，并获得大字辈的身份，成为革命党人中能够驾驭上海会党的核心人物。

　　蒋介石也曾拜上海青帮头目黄金荣为师，因此黑道中的暗杀、绑票之事干起来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三年前，蒋介石曾“请”过一次“财神”。那次是和盟弟王恩溥搭档，行绑的对象是奉化畸山乡畸上村的夏全木。

　　夏家拥有数十万银元的资产，在当地属于首富，被称作“全木格支”（大富翁）。他起初经营柴店生意，发财后逐渐向外发展，在上海、湖州、泗安等地开设了十几家店铺，店号“同昌”，此外还在畸山开了钱庄。

　　夏全木腰缠万贯之后，在乡下广置田产数百亩，筑建别墅数十间，一时轰动乡里，成了匪霸的众矢之的。那时，乡间土匪横行，绑票时有发生，夏全木终日小心翼翼，戒备重重。因此虽有不少股匪对他垂涎三尺，却无一人得手。

　　为保马到成功，蒋介石和王恩溥事前对绑架夏全木作了周密的研究和充分的准备，经反复运筹，确定只可智取，不可蛮干。同时，求助于乡间的盟兄把弟策应行动。

　　蒋介石在故乡溪口、岳丈家岩头及外婆家葛竹村一带有十多个盟兄弟，除王恩溥外，还有萧王庙的何先德、云门村的毛如水、亭下镇的沈新成等。这些兄弟年少气盛，都想有一番作为，听蒋介石、王恩溥一说，均表赞成，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蒋介石对他们说：“我们‘请财神’，不同于土匪，我们是为革命筹措经费，不能乱来。”

　　蒋介石留过洋，打过仗，当过团长，大家对他无不言听计从。

　　一天雨后，时近黄昏，一顶轿子晃晃悠悠地出了溪口镇。抬轿的是七八条精壮汉子，他们一步一颠地直奔畸山方向。来到夏全木的大门口，被看门的家丁阻止道：“抬轿上门，有何贵干？”

　　身着长袍、头戴礼帽的王恩溥走上前来，斯斯文文地打了个拱：“找夏老板有要事相商。”

　　“哈哈，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们家老爷刚从钱庄回来。稍候，容我进去禀报一声。”不一会，家丁出来客客气气地说，“老爷有请！”

　　王恩溥撩起衣衫跨入大门，在家丁带领下，拐弯抹角径入内室。见到夏全木后，王恩溥作了个揖，然后把手里的大红请帖恭恭敬敬地递给夏全木说：“外地有一巨商要谈一笔生意，我家老爷特请夏老板前去商议，轿子已候门外，望能赏光屈顾。”

　　夏全木见来人文质彬彬，谈吐不俗，不像绿林之徒，况且溪口与畸山仅隔数里，请帖中的老板相知甚深。因此，夏全木不疑有诈，便整冠束衣，随轿而去。

　　那七八个“轿夫”天生练就一副铁脚板，只消个把时辰就上了雪窦山。夏全木被领进屋后，接待者正在杀鸡办饭，十分客气。只是此处十分陌生，相约的主人又不前来迎接，不禁心生疑窦，于是试探着问：“你们为啥这样客气？”

　　未等接待者回话，乔装打扮的蒋介石从里面含笑而出，冲着夏全木抱拳道：“夏先生，不辞劳苦光临寒舍，有失远迎。失敬！失敬！不瞒您说，敝人是孙中山先生手下的革命党，目前讨袁军兴，革命经费捉襟见肘，特向夏先生讨借。先生富甲奉化，必当解囊相助。”

　　夏全木听说要“借革命经费”，方知自己已被请作了“财神”，后悔不迭，顿时面如土色，缄口不语。

　　晚饭过后，蒋介石又找夏全木作了一次开诚布公的长谈，从辛亥革命胜利谈到袁世凯窃国夺权，再谈到“二次革命”失败，可谓喻之以理，声泪俱下。但夏全木仍无动于衷，毫无反应。最后蒋介石拍案而起 ：“革命仍在继续，时下护国军席卷全国，摧枯拉朽，前途光明，只是眼下经济困难，须各方支持……”

　　夏全木虽无心听讲，但深知自己处境，无力反抗，只好点头。蒋介石大喜过望，让王恩溥拿来文房四宝，由蒋介石口述，叫夏全木写下家书一封，书中除报身体平安之外，还特别写明：“请速筹一万银元，以十天为限，送往来人指定地点，切切勿误！”

　　夏太太看完信，丝毫不敢延宕，立即电召在湖州的“阿大”（经理）夏云寿和在上海的账房夏生耀到畸山商量。经过东拼西凑，弄足一万银元，在上海某地交付。

　　蒋介石收到这笔款子后，和颜悦色地对夏全木说：“我们好请好放，你也不要报官，希望以后成为朋友。现在我们是在缉之身，你告与不告都一样。不告，留条后路，革命倘若成功，你还可以得到好报。”

　　“不敢，不敢；应该，应该……”

　　蒋介石将“请”来的一万银元交给陈其美，解了燃眉之急。

　　可是这一次请“财神”，是为了减轻陈其美的财政和精神负担。蒋介石又和王恩溥搭档，准备回浙江一趟，把“财神”定在宁波方向。

　　一切准备停当，蒋介石和王恩溥秘密乘沪甬轮至宁波。他们深知，革命越是处于高潮，袁世凯的法网越是严密，鹰犬越是遍布各地。所以他们在宁波甬江北岸下船后，即匆匆离开码头。

　　突然，蒋介石发现有人盯梢，向王恩溥使了个眼色后，便快步穿过旁边的弄堂，左转右拐，又绕几个弯子，终于甩掉了“尾巴”，躲进了远房亲戚毛瑞兴的柴店。他大口大口地喘气，可是左等右等，却不见王恩溥过来，于是感到情况不妙。

　　果然不出所料，王恩溥真的出事了。原来，当蒋介石向王恩溥使眼色时，被称为“飞毛腿”的王恩溥并未马上反应过来，稍一迟疑，即遭旁边几条大汉的拳打脚踢，脱身不得，遂遭逮捕。没过几天，即被绑赴西门外处决。

　　王恩溥赴刑场时，器宇轩昂，步履如常。他像春游的闲客一般，东瞧瞧西看看，路过一家水果摊时，从手上脱下手表，慷慨送给摊主，微笑着说：“此物我已无用，送你作个留念，祝你生意兴隆！”

　　临刑前，王恩溥面不改色，引吭高吟：“铁丸穿心三分热，钢刀过颈一时凉。”视死如归，从容就义，其英雄气概在宁波、奉化一带传为美谈。

　　蒋介石此次“请财神”，不待开始，便送上了盟弟的一条性命，要不是眼疾脚快，恐怕连自己那百十来斤也得搭上。事后思之，不禁毛骨悚然。当然，这次“请财神”由于王恩溥的被捕和乡间风声吃紧而不得不就此作罢。

　　由于连续三次起义未成，许多同志悲观失望。就在此时，淞沪司令部海军陆战队司令杨虎说他与上海的下层社会和“附近各军驻地，均有联络”，而江阴要塞离上海最近，又居长江之口，“如能夺取，则大江南北，必为震动”，要求去江阴要塞发动起义。

　　经过反复研究，陈其美方才同意，并派蒋介石与杨虎一同前往发动工作。杨虎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首先联络了要塞的守军军官王连德等十余人，动员他们反正，夺取江阴要塞，参加护国讨袁斗争，王连德等人均表赞同。

　　杨虎（1889～1966），字啸天，安徽宁国人。原姓胡，年少时，生父无力抚养，将其卖与邻村杨允龙为嗣，取名德顺。曾在药店学徒，十七岁弃店从戎，先后攻读于清军武弁学堂和两江讲武学堂。早年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兴师伐袁时，杨虎任江苏军总司令、海军陆战队司令兼代理海军总司令。去年十二月任淞沪司令部海军陆战队司令。

　　四月十六日，杨虎和蒋介石率革命党人李正秋等奔赴江阴要塞。杨虎和蒋介石等一到，王连德等即在内部发动士兵起而响应，守军旅长范根生闻风而逃，参谋长萧先礼举枪投诚，江阴要塞不战而下。江阴城区宣告独立后，杨虎和蒋介石商定任命李正秋为要塞司令。

　　江阴要塞起义和江阴城区独立的消息传到北京后，袁世凯十分震惊，即令江苏督军冯国璋和盘踞徐州的张勋调集部队镇压。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萧先礼开始动摇，并接受了冯军的指令，在炮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趁杨虎临时离席之机，突然改变态度，扣押了蒋介石。

　　江阴城区的革命军也遭到冯国璋部和海军的夹击，“死伤数十人而败退”，江阴城区的独立仅仅五天即告失败。被拘的蒋介石幸亏有两个士兵相救，引导他逃出了炮台。他在逃跑路上遇见了杨虎，于是二人找一条小船从江上逃跑。

　　不料，扬帆逆行的小船行至泰兴时被一艘巡逻船截住，并将他们的手枪搜去。蒋介石不甘心束手就擒，便试探着说：“我们就是攻占江阴的革命党，要杀要刮悉听尊便，不过我想问你一句话？”

　　“嗬，死到临头了还讲条件。” 天星桥巡官戴怀之说，“好吧，你要问什么？说来听听！”

　　“我想问你一句话：你究竟忠于谁？”

　　“当然忠于袁世凯！”戴怀之不假思索地说。

　　“为什么？”

　　“他是民国的大总统啊！”

　　“你知道什么叫民国？”蒋介石冷笑一声，“所谓民国就是主权在民。而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解散国民大会，残杀革命党人。现在虽然被迫取消帝制，但是独裁横暴依旧，所订的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所做的是祸国殃民的勾当，他根本就是一个独夫，一个民贼！现在全国天怒人怨，讨袁大军风起云涌，你该是识时务者，请你三思而行。”

　　教过私塾为人师表的戴怀之为蒋介石的义正词严所折服。这时正好有一艘去上海的外国轮船停泊在江边，戴怀之给了他们五块钱买船票，让他们赶快离开这里。

　　且说陈其美数次起兵讨袁，成为袁世凯的眼中钉、肉中刺。袁世凯先派人给陈其美送去七十万元让其出洋游历，并恫吓说否则就用这笔钱买通刺客对他下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陈其美闻言哈哈大笑，并致函袁世凯：“扶颠持危，日月争光，成仁取义，无愧于天。”

　　袁世凯于是授意驻军上海的张宗昌负责刺杀陈其美。两次刺陈失败后，袁世凯又派他的贴身卫士袁继良带着一个名叫李海秋的人来到上海。

　　当时，中华革命党经费极缺，陈其美整天为此发愁。李海秋开设了一家“鸿丰煤矿公司”，佯称购买日本机械，需要向日本银行贷款一百万元，想请陈其美做中介，可得百分之三十的佣金，陈其美欣然答应。

　　五月十八日下午，陈其美被已经叛变的原同盟会会员李海秋骗到法租界萨坡赛路十四号。就在他们刚刚坐定准备谈正事的时候，李海秋却站起来推说合同底稿忘了带来，必须亲自去取。李海秋前脚走，两个凶手后脚就冲了进来，对准陈其美的头部连开数枪。

　　善刀剑者多死于刀剑之下，喜心机者多亡于心机之中。没想到这个“丈夫不怕死，怕在死不成”的陈其美却死于叛徒之手，享年只有三十八岁。他死得十分凄惨，因慑于袁世凯的暴政，竟然没有人敢去为他收尸。

　　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视陈其美为再生之父的蒋介石从江阴逃回上海后，听说陈其美已暴尸三天，便冒着被抓砍头的危险，将其尸体收殓并予以安葬，还亲自写了祭文：“义弟蒋介石致文英士兄之灵曰，呜呼，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殷，如公者乎？所约者和如辞，非生死相共之誓词乎……”

　　刚从日本回国的孙中山也立即赶来，泪流不止，当场手书“失我长城”四个大字，以志其哀。陈其美死后，海内外各团体、各界人士的唁电、祭文、挽联、挽额络绎不绝。

　　六月六日，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羞愤而死，阳寿只有五十七岁。权力是人生的鸦片，贪吃的人必亡。袁世凯在死前曾有过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叹：“人心大变，夫复何言。”

　　袁世凯死后，反袁斗争结束。孙中山乃命许崇智代理中华革命东北军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处长，叫他们去整顿、训练好这支由中华革命党直接领导的队伍。

　　居正(1876～1951)，字觉生，号梅川，湖北广济人。早年中秀才。一九○五年赴日入法政大学预备部，加入中国同盟会。一九○七年在东京参与组织共进会，并亲手制订章程。同年秋入日本大学本科习法律。武昌起义指挥者之一，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中做了许多工作，一九一四年在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

　　今年三月，孙中山派居正购买日本在一战中掳获的驻青岛德军的武器，在山东招募、组成了这支军队，名曰：“中华革命东北军”，居正任总司令。由于当地敌人的力量“不堪一击”，革命军很快占领了潍县、长山、高密、昌乐和诸城等县。六月四日，革命军进袭济南时，袁政权的山东将领靳云鹏被吓得弃城而逃。

　　孙中山失去臂膀陈其美之后，一时无所依靠。此时，他爱屋及鸟地想起了陈的亲信蒋介石，开始重用这个军事人才，准备让他去山东整军。

　　七月三十一日，蒋介石来到潍县后，才知道这支近似土匪的“革命军”素质太差，训练无从着手，加上他是外乡人，和一些本地的军官格格不入。听说有个性情暴戾的团长带着卫兵要找他算账，他被吓得连夜化装逃出军营，改名换姓住进日本人的旅馆，机智地躲过了对方的追杀。

　　蒋介石在盛夏之季当了十三天的参谋处长，便托人从王柏龄处筹措一千元路费，于八月中旬来到北京。他本想在北京找个立身之处，但转悠了几天，既没有找到认同感，也没有找到归属感，反而深深感到那里侯门深似海，根本没有他的“英雄用武之地”。于是，便怀着满腹疙瘩又回到他的发迹之地上海。

　　蒋介石与上海有着特殊的关系，上海既是他的发迹之地，又是他的避难之所。如今，黄浦江畔的景物依旧，可恩师陈其美的身影已不复存在，袁世凯也已上了西天，一时之间他连朋友和敌人都没有了。“识于人未发迹之时”的蒋介石在政坛上找不到自己的舞台空间，便开始与张静江、戴季陶等人交往。

　　张静江(1877～1950)，又名人杰，浙江吴兴人。豪门出身，清末捐了个候补道员，一九〇二年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参赞；同时也在上海、巴黎间经营古董买卖。一九〇五年冬，孙中山在去法国的船上初次遇见眼睛近视、腿脚有残的张静江，交谈中张愿为革命事业解囊相助，并很快付诸行动。他先后加入了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并担任财政部长。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隐居上海，后去日本，袁世凯死后回上海经商。

　　戴季陶 (1890～1949)，又名传贤，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回国创办《民权报》，担任孙中山秘书；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协助组织中华革命党；后担任过大元帅府秘书长、外交次长；五四时期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一九二〇年曾参加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旋退出。

　　张、戴、蒋三人过从甚密，谊赛桃园。以张静江的狡猾，戴季陶的慧黠，加上蒋介石的赌性，后来他们三人联手在没有枪声炮声、没有刀光剑影的证券交易所里确实大大地发了一笔横财。

　　张静江对蒋介石说：“英士兄虽然惨遭不幸，但他的革命精神和斗志皆是我辈学习的榜样。介石，英士不在了，今后你有什么事尽管找我好了，我一定尽力相助。”

　　“在下若有个马高镫短的难处，一定会上门讨扰。”蒋介石也不客气地说。

　　在张静江的支持和鼓励下，蒋介石在上海的政治舞台上再次如鱼得水，权势很快增高。张静江长蒋介石十岁，蒋对他敬之如师。他在一封信中对身残志坚的张静江说：“戴季陶是我的益友，而先生你是我的良师。”

　　这一年，失去陈其美靠山的蒋介石经济十分拮据，为了躲避债务决定去广州投奔孙中山。但是债务人不放他走，而且手头也没有路资，蒋介石只好去找上海商界的“大老板”虞洽卿求助。

　　虞洽卿也是陈其美的朋友，但他是生意人，绝不肯做这种赔钱的事，就劝蒋介石去拜黄金荣为老头子：一可以用黄金荣的牌子挡住债权人，没人敢收青帮弟子的钱；二可以向黄金荣借路费去广州。

　　蒋介石被逼无奈，只好跟着虞洽卿去找黄金荣。他递上“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的大红帖子拜门，黄金荣因为有求于虞洽卿，于是就捐赠蒋介石旅费现大洋二百块，并且鼓励他去广州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