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死了以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执掌了北京政府权柄的段祺瑞认为辛亥革命创造的中华民国已不复存在，意欲“再造共和”，拒绝召开原来的国会，不同意恢复《临时约法》。孙中山难以容忍段氏的做法，高高举起了护法旗帜，再次发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七日，孙中山夫妇偕廖仲恺、何香凝、朱执信、章太炎、陈炯明等人由上海乘“应瑞”、“海琛”两舰到达广州黄埔。

　　八月下旬，国会议员一百三十多人云集广东，召开了“非常国会”，并通过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和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了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负责行使军政府职权。

　　九月二十日，善谋多思的蒋介石从上海寄给孙中山一份《对北军作战计划》。他认为北军可动员之兵力不过七师六万余人，而我军则可达十师以上。至于实力方面，除了器材不如敌军外，其它方面的给养力、人马战斗力不分上下，而敌军的劣势在于他们不习惯南方的地理和气候。

　　鉴于这种分析，蒋介石提出可以长江沿岸为主战场，先克武昌，次定南京，然后击溃长江一带的敌军直捣“黄龙”，并且将整个作战过程分为两期：第一期，肃清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会师南京；第二期从京汉、津浦和海上分道北进，最后“会师燕京”。

　　蒋介石的这一计划书，覆盖面广，考虑详备，并且环环相扣，严密无缺，赢得了孙中山的青睐。孙中山当即采纳了蒋介石这一计划与基本思路，并在以后的护法运动中加以应用。

　　十一月一日，出于对上马能杀贼、下马能草檄的蒋介石的赏识，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以示奖励。俗话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想掌握实权的蒋介石对这个职务根本不感兴趣，仍滞留上海坐壁观望。

　　“有府无军”的军政府以湘、桂、粤军联合组成了护法联军，与北洋军在湖南接火，开始了护法战争。南、北双方各投入十万余兵力，战场主要设在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等省。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联军在蒋介石的军事计划实施过程中，渐成优势，先后攻克了长沙、岳阳，其它各省军队也闻风而动。

　　但是危险也同时存在于表面的胜利背后，直系和桂系军阀在英、美帝国主义授意之下，与北方军阀边打仗边勾结，暗中进行求和谈判。十一月下旬，陆荣廷下令停战，阻挠护法军继续进攻。

　　远在上海的蒋介石审时度势，觉察出护法军内部矛盾，遂根据时局变动和自己的切身体会向孙中山提出移师闽浙的建议，认为应该将主战场定在东南沿海一带，对于湖南一省应暂取守势，先以海军为主力，向东南沿海的闽浙两省进攻，扫除北军势力，击溃上海的敌军，以吴淞为海军基地，封锁长江门户东南的势力。

　　孙中山根据当时局势，认为蒋介石的这个计划难以实现，未予采纳。其实，此一军事计划与前一计划相比，很显然带有偏颇和主观之见。蒋介石很可能是出于对上一次军事谋略的被赏识而产生的侥幸心理和自己在浙江、上海利益的维护所形成的这次军事计划。

　　当时，滇、桂军阀在阻挠护法战争的同时，还给军政府出了不少难题：桂系控制广东的财政，拒绝支付军政府的开支和其它物资需要，还逮捕和杀害支持孙中山的将领和士兵。另外，他们还拉拢政学系政客以内部设阻的做法排挤孙中山，争夺决策权。

　　种种困境，使得手中无军的孙中山终于认识到没有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武装是严重的缺憾和致命的弱点，从而坚定了筹谋组建一支能够自己指挥的军队的决心。

　　其实，孙中山此前也有这种想法，只是眼看着护法形势的乐观，自己另立“山头”、另起炉灶会影响全局的团结，所以一直没有放开大胆地实施。此时，孙中山意识到了独立武装的紧迫性，经过多方努力，他将原广东省长朱庆澜管辖的“省长亲军”二十个营近五千人交给陈炯明指挥。

　　陈炯明（1878～1933），字竞存，广东海丰人。一九○八年毕业于广东法政学堂。一九〇九年创办《海丰自治报》，旋被推选为广东咨议局议员。同年加入同盟会，翌年参加了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到香港参加党人刘思复等组织的支那暗杀团。一九一一年广州“三二九”起义爆发，任统筹部编制课课长兼调度课副课长。

　　武昌起义后，陈炯明赴东江组织民军起义，建立循军，光复惠州所属各县。广东光复后任副都督、代都督、绥靖经略、护军使。“二次革命”中宣布广东独立，失败后流亡南洋。

　　去年，陈炯明在惠州成立广东共和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参加护国。袁世凯死后，交出兵权，北上晋见段祺瑞、黎元洪，获“定威将军”称号。今年十一月，他被广东省长朱庆澜任命为亲军司令。

　　一九一八年一月，援闽粤军在汕头成立了总司令部，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在邓铿的推荐下，孙中山电召在上海“赋闲”两年的蒋介石到汕头就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之职，领上校军衔。

　　孙中山在电报中说：“介石，要进行革命斗争，要保卫民主政治，没有自己的部队是不行的。这次让你到援闽粤军中去任职，事关大局成败，望你不负重任，为国为民勇挑重担。”

　　蒋介石喜欢军事谋略，这个职务正中他意，于是在三月十五日到了汕头。然后，他随同邓铿赴黄冈、潮安、三沙坝、松口、蔗岭等地巡视和检查驻军状况，谋划攻闽计划。

　　粤军原来的省长亲军装备低劣，每营仅有两三百支枪。陈炯明等在潮汕进行整编，一面向地方士绅借枪，一面向海外革命志士募捐饷款。其中规定，能募枪二百者为营长，六十者为连长，二十者为排长，经过这番别出心裁的扩军活动，至五月初竟然扩至三十营，约一万人。

　　五月二十日，“非常国会”在“武人”压力下选出七个总裁，孙中山变成了七分之一。见滇桂军阀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里，“此地不留爷”，孙中山便于第二天怀着“国将不国”的心情离开了广州。

　　在回上海途中，孙中山到粤军前线三河坝视察了一周，会见了陈炯明、邓铿、蒋介石等人。他对蒋介石寄予厚望：“将来北上长江，问鼎中原，消灭军阀，统一河山，都要靠这支军队。介石，我听陈司令说，你是一个难得的军事人才，要带好这支队伍，要能挑重担啊……”

　　三河坝是广东大埔县南面三江口上的一个镇子，北面飞流直下的汀江和西南奔腾而来的梅江在此汇合后向南泄入水深流急的韩江，最后在澄海流入南海。从这里溯江而上可通闽赣，顺流而下可达潮汕。同三江汇合点对应的是一座笔枝尾山，山势险峻，可攻可守，大有一山镇三江之势，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六月十日，援闽战争终于爆发了。在蒋介石的谋划下，粤军由汕头至三河坝陈兵布阵，整装待发，并由蒋介石起草作战计划和攻击命令。

　　粤军发动全面进攻后，第二支队司令许崇智率四营兵力首先攻克武平、下坝，并支援第一支队李炳荣部攻克永定，陈炯明也率第三、四支队攻克柏嵩关。粤军旗开得胜，向福建推进五十公里。

　　七月上旬，“援闽粤军”遭遇了打着“闽浙援粤军”旗号的以福建督军李厚基与浙军师长童葆暄为正、副总司令的北洋军的猛烈反攻，一些地区相继失陷。此时，蒋介石拟具了《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提出了挽救福建局势的战略：

　　第一，以主力集中于右翼，并恢复右翼之颓势，收复粤境已失之地，巩固潮汕之根据地，期待左翼挺进部队之发展，然后再用主力取道海岸之捷径，向漳州正面进取，以策应左翼挺进部队之前进，与其会师闽江下游，以期于最短时间迅速占领福州；第二，以暂守左翼，准须出一有力部队，向龙岩方面挺进，威胁其侧面之薄弱而又危险之点，以动摇其漳州之策源地及福州之根据地也。

　　但是，由于没有得到粤军总部和各支队将领的足够重视，蒋介石点灯熬油拟出的这一计划终被束之高阁。

　　援闽战争陷于被动，敌我双方激战数日，蒋介石恐怕许崇智失利，便亲往前线告之方略，果然见效。而这时韩江上游发水，闽军败溃者多被淹毙，李厚基大惊，急忙驱其左翼军牵制潮汕。而第一师师长邓铿因未收到命令，并且众寡势殊，弃汕头而走。蒋介石致电邓铿“切不可如此行事”，邓铿接电后速整队重来。

　　与此同时，闽军右翼反攻大埔。担任大埔防备的李冰荣并未执行蒋介石的作战计划，他的第一支队没作任何抵抗即全线溃退，大埔即将失守，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在此紧要关头，陈炯明想起了蒋介石，派其到前线指挥。

　　反攻开始后，蒋介石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亲自指挥炮兵占领狮子口一带高山。由于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学的是炮兵专业，因此运用所学知识指挥炮战驾轻就熟。那天夜里，他带领士兵冒着枪林弹雨测量距离，安置炮位，提高了打炮的命中率。由于指挥得力，士气高昂，炮弹百发百中，如神明相助，大埔战斗取得了胜利。

　　人怕出名猪怕壮。此次战役后，陈炯明的部将对飞鸟化凤的蒋介石开始忌妒和排挤。非但如此，陈的心腹叶举在庆功会上醉意盎然，酒壮人胆，竟大放厥词称孙中山为孙大炮。蒋介石提请陈炯明注意，陈不但不加制止，还拉着长音为其辩解。蒋介石顿感陈炯明有离异之心和叛逆之意，认为此人不宜深交。

　　事实上，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已略存介蒂。早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炯明失去广州地盘和军队流亡南洋，就对孙中山有过多次诋毁，指责其“沉迷于革命，不足以言救国也”。甚至还打电话给袁世凯表示愿意回广州招募军队，做袁的外交后盾。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南洋活动，也无形中受到陈炯明的阻挠和破坏，以致孙中山十分愤怒地指责陈炯明。尽管两人后又携手合作，但内心深处却无法完全调和。

　　蒋介石在粤军任职一些时日后，对陈炯明及其手下将领的主要想法和消极情绪有所察觉。陈炯明一心一意要使他的军队纯洁化，以应合他的“广东人的广东”口号。他认为这个口号在心理上可以唤起广东人的爱乡情绪，以谋驱逐当时盘踞在那里的广西军阀陆荣廷。同时，这也折射出陈炯明的另一个心态：霸占广东，垄断权力。这就不能不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发生偏离和矛盾。

　　素有大志的蒋介石自然不是久居人下之人，他早就渴望自己有一支军队，而现在的成功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指挥部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的他仍然是个“上校主任”，虽说鸡脑壳上一点肉，好歹也是个官（冠），但他心里岂能平衡，决定急流勇退，辞职不干了。

　　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仲元知道蒋介石的心思后，便劝道：“介石兄，以你之才能，带兵自然是‘多多益善’，但目前时机尚不成熟，一旦条件允许，我会向总理禀报，总有你飞黄腾达的时候。”

　　“我入幕粤军，是服从总理的革命而来，并非帮陈司令官。” 蒋介石十分不满地说，“介石不才，但决非贪图名利之辈，然部队中派系林立，地方主义色彩太浓，我一外乡人，难以开展工作，与其无所事事，不如另谋发展。”

　　再说，蒋介石绝不是轻易满足现状的人。他给陈炯明写了辞呈便不辞而去，这是他第一次以辞职的方式擅自离开战斗岗位。陈炯明虽然派人持亲笔信追赶蒋介石，信中写道“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但去意已决的蒋介石不予理睬，遂离开前线，辗转香港，与廖仲恺、朱执信、居正等相会。

　　八月十八日，蒋介石回到上海，即去法租界莫利哀路二十九号谒见孙中山。看到孙中山心中不快，他便用一种怨恨的口气说：“我决不计个人得失，但陈司令官纵容部下谩骂总理，说总理没有资格做海陆军大元帅，这种话我岂能听得下去？”

　　蒋介石不谈自己工作受阻，却说陈炯明煽动部下诋毁孙中山，自己才在一怒之下辞职的，好像他辞职是因为对孙中山的忠心而不是个人意气用事。孙中山并不完全相信蒋介石的话，他反复劝慰蒋介石要以大局为重，仍然请他重返粤军。

　　此时，早已摸透蒋介石心理的陈炯明给蒋介石连写数信，促其返回前线。其中在八月三十一日的信中还开出了十分诱人的条件：

　　吾党实力，只此一军，若非得二三中坚人物，则仍无永久存立之望。此间情形，能助我者实寥如辰星。……中孚枪三千，如购得，决定发与吾兄，统一中坚军队。……总之粤军须有中坚军队，以资控制，庶可建威销萌，立于强固不拔之地。此项将官非有道德可言之人，实难倚恃，故三千枪之成功，决定交负此重任也。前函训练干部，极为扼要，当及时图之。经饬参谋处筹议，最好赴沪归省，能早日回部，即可计划此中坚军队之进行。此节祈密。暗底练成一旅训练最精枪械最良部队，以为全军之冠，则基础自固矣。

　　陈炯明开出的这张让蒋介石统一中坚军队的空头支票，却让蒋介石怦然心动。邓铿也有信函致蒋介石，敦促其回军任事。更关键的是，自八月初，粤军反攻节节取胜，福建战局出现了于粤军有利的形势。

　　《周易·系辞下》云：“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尺蠖是一种昆虫，体长约二三寸，爬行时屈伸其身体，状如尺的量物，故名。研读过《周易》的蒋介石对“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哲理不但谙熟，更是运用自如。

　　闽南的夏天，闷热难耐，但蒋介石却心清气爽。他回到漳州后很快被陈炯明提升为第二支队司令官，统领一千多人马。他把投机商人“奇货可居，待价而沽”的经营之道运用于政治领域，领略到了政治手腕的奥妙。此后屡用不爽，手段愈见高明，甚至成了他“以退为进”的谋职方略。

　　十月二十日，意气风发的蒋介石郑重其事地举行誓师典礼。他还亲自起草檄文：“伏魔而今而后，战必胜，攻必克，统一中华，平定全亚，威震寰瀛，光耀两极，实成革命伟大之盛，皆自神灵所赐也。”语气之磅礴，豪气之冲天，可见蒋介石雄心勃勃，志向高远。

　　十一月十九日，蒋介石率梁鸿楷、丘耀西部从福州出发，一周后抵达仙游与许崇智会合。许、蒋会面之后，配合默契，前后呼应，左右夹击，势如破竹，不久即攻进永泰县城。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在英美等国斡旋下举行了和平谈判，停战令在十二月中旬生效。此前福建督军因抵抗不住粤军进攻，一面准备乘船逃遁，一面用缓兵之计向粤军求和，在陈炯明下令停战后，福建督军李厚基并不切实履行停战协定，纠集步兵五千人并炮兵一营进攻永泰城。

　　十二月十五日，因停战令而放松警惕的蒋介石被对方打了个措手不及。梁鸿楷和丘耀西拼命不行，逃命倒是高手，他们丢下部队不管，撒腿就跑。蒋介石见无力挽回败局，不再与阵地共存亡，亦弃城仓惶而逃，被李厚基部追到罗侯山下。

　　罗侯山脚有座小庵，称后庵。庵旁住着一户杨家寡妇谢氏，人称“谢娘”。蒋介石喜欢游山玩水，因受母亲影响，见庙必进，见佛必拜。攻克永泰后，他曾光顾过后庵，在谢娘家里喝茶休息，见谢娘手脚勤快，屋里收拾得干净，又知她善于缝补衣裳，曾请她帮过忙，所以颇为熟悉。

　　蒋介石跑进谢娘家里，气喘吁吁地说：“谢娘，后面追兵来了，我已无路可走，快快找个地方让我躲藏一下！”

　　别看谢娘是个妇道人家，但在关键时刻却表现得十分镇静。她望着惶急的蒋介石，拿眼朝自己的家里一扫，只见家徒四壁，断无安全藏身之所！但要把蒋介石推出家门，整个县城仅有一条泥鳅似的小街道，况且早已被兵士把守，这无异于将他推向断头台！

　　此时，眼睛一亮的谢娘看到了自家灶堂前的大水缸！这水缸昨天刚挑满了水，正好用了不到三分之二。她轻声呼唤，示意蒋介石赶快躲入水缸！正当她拿来木制缸盖要将水缸盖上时，一群拉着广东长音的兵士早已冲了进来！

　　这时，只见谢娘不慌不忙，顺手拿来一只水瓢，一只手从缸里舀水，另一只手则将缸盖重新盖好。打完水后，又急忙关切地上前询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们要抓一个人！”追兵屋里屋外搜查一遍，见无可疑之点，就到别处去了。

　　蒋介石在水缸里憋屈得实在受不住，估计追兵已远去，便“嗖”地顶开缸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谢娘见蒋介石化险为夷，长舒了一口气，对着蒋介石会心地一笑。

　　蒋介石脱险之后，为了感谢谢娘的救命之恩，拜谢娘为义母，并将身上的一块银元用斧子劈成两半，一半给了谢娘，嘱她妥为保存，日后呈验厚报。

　　这次永泰失守，蒋介石六年的日记和随身书籍、物品等一并落入敌手。蒋介石所遗的两书，一部为《巴尔克战术》，该书被德国军人奉为宝典；一部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军人亦视为宝典。这两本书，蒋介石随身携带，经常阅读并有圈点，对《巴尔克战术》更是青睐有加，自言看过六遍以上。

　　一九一九年三月五日，蒋介石以母病为由请了两个月的长假，顺便回上海照看一下他的交易所。由于财力有限，他不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东，只是以“蒋伟记”的名义在“恒泰号”占四股。

　　五月初，在孙中山的劝导下，蒋介石返回长泰继续担任他的第二支队司令。不久，他以拟订粤军改革计划为由，在厦门鼓浪屿租了一栋豪华别墅以安置家眷。此时正值炎热夏季，他根本没有起草什么计划，而是和家人一边避暑休息，一边静观其变。

　　七月九日，蒋介石给总司令寄去请辞第二支队司令官的呈文。其中说：“如一日不退职，精神上多一日苦痛，即职务亦多一日荒废。他在长泰亦惮为他部所疑忌，故在粤军一日，人将以为他有粤军为后援，不仅一个人受排挤，就是粤军亦受大影响。故而，为公为私，都不得不离职远避也。”

　　九月底，静极思动的蒋介石来到上海会见孙中山。他向孙中山狡辩道：“介石之所以辞职，实在是因为粤军派系斗争日趋严重，部队各自为政，学生无法完成先生的重托。”

　　当孙中山问到部队的近况时，蒋介石答道：“长此下去，久之必有绝裂，不可救药，不战而自败。”

　　蒋介石提出要去欧洲，学一点对革命有用的知识。孙中山劝道：“介石，我们党内正在进行改组，希望你不要长期离开中国，革命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不如你留在我身边，帮助我工作。”

　　蒋介石答应了孙中山的要求，不再去欧洲留学。但住在上海也索然无味，简直度日如年。适逢孙中山的日本朋友犬冢信太郎病重，孙中山派蒋介石代表他去慰问。在日本的二十多天，蒋介石除了看望并转达孙中山对犬冢的慰问外，还在神户和东京两地探访了故友，游览了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