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春天，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町的一个住所里，不时飘进樱花的阵阵清香。坐在榻榻米上的孙中山听完陈其美等同志的议论后，便道出了自己的想法。“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虽然有一部分革命党人心灰意冷，“谓非十年以后不能革命”，但不屈不挠的孙中山仍坚持武装斗争，主张“速起三次革命”。

　　五月，由于负责军事作战的黄兴在成立中华革命党问题上与孙中山意见不和求去，鉴于蒋介石被袁世凯派到日本学过军事，孙中山便启用当年军机大臣为革命党培养的这个军事人才回上海组织一次反袁武装起义。

　　蒋介石先在上海小沙渡设立司令部，计划兵分三路发动进攻：第一路由他自己指挥，负责向市区潭子湾、小沙渡、梵王渡等地进攻；第二路由陆荣廷指挥，攻取真如一带，袭击警察署；第三路由何元龙指挥，破坏铁路和电信设施，并钳制长江上的海军力量。

　　蒋介石对上述计划颇为乐观，坚信只要照此执行，光复上海就会指日可待。不料计划刚刚拟就，尚未深入发动，即被郑汝成派出的暗探发觉。升任上海镇守使不久的郑汝成为了向袁世凯表功，便不遗余力地派出大量暗探四处侦查，无意中发现了革命党的这一意图。

　　五月三十日，郑汝成的军警突然包围闸北机关部，逮捕了王锦三、陈乔荫二人，并搜去所动员的军队名单和行军路线图。第二天夜里，又搜查了小沙渡司令部，逮捕革命党人多名，并搜去械弹、旗帜、印信等多件。幸亏蒋介石不在机关，侥幸躲过了这场劫难。

　　六月十五日，袁世凯专门为此发布命令：“此次谋乱，系蒋介石代表孙文主持一切，伪示地图及款项，均由蒋介石受孙文伪令给付……着各省都督、巡按使及各统兵长官，所属一体严拿，务获究办。”

　　这次起义未及发动，即被扼杀在襁褓之中。失败以后，蒋介石躲在革命党人张静江家里。在上海，晚宴是夜生活的一个序曲，一种暗示，不习惯深居简出的蒋介石终于耐不住寂寞，决定到外面走走。于是叫来一辆黄包车，趁着月高天黑悄悄外出会朋友去了。

　　见完了朋友，蒋介石高高兴兴地往回返。车子离张宅还有一段路，他感觉附近情况有些异常。经细细观察，发现周围有许多陌生人，其中有的身上穿着“狗皮”，腰里别着“家伙”，张宅已被包围得水泄不通。

　　见此情景，凭着职业的敏感，蒋介石觉得自己的行踪已经暴露，这些人一定是来捉拿自己的。他当即立断叫车夫掉转车头，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原来，革命党中出了叛徒。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叛徒竟是当年鉴湖女侠秋瑾的战友、光复会的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时与蒋介石一起攻打杭州的著名革命党人王金发。

　　“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也以“国事犯”、“内乱罪”被通缉，东躲西藏，难以存身。其母心疼，秘密差人到北京陆军部求情，并劝王金发进京投诚。王金发果然心动，亲赴北京见了陆军总长段祺瑞及陆海军统率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花了两万多块钱请客送礼。

　　谁知统率办向王金发提出了投诚免缉的条件，要求他限期捕捉蒋介石等以自赎。王金发因此匆匆返沪，统率办派一王某随之督办。王金发带着密探来到张静江家门口张网以待，准备于天黑以后逮捕抱拥爱妾、高卧不起的蒋介石，碰巧蒋介石外出了。

　　且说脱身而逃的蒋介石不敢再勾留上海，立即返回家乡奉化。可是，袁世凯通缉蒋介石的消息像腊月里的飘雪，很快就席卷了浙江大地，奉化的空气也相当紧张。蒋介石过家门而不敢入，只好跑到嵊县葛竹村外婆家暂避锋芒。

　　掩映于竹林之中的葛竹村四面环山，天高皇帝远，向为官兵罕至之地，是藏身躲命的好地方。这个村子只有几十户人家，王家是村里的大姓。蒋介石的两个亲娘舅，一个名叫王贤矩，早早染上毒瘾，终日游手好闲，没有什么正业；一个名叫王贤裕，以教书糊口，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外甥突然来此避难，他们从未经过这种阵势，慌得不知如何是好，急忙请来堂兄王贤甲商议。

　　蓄有长须、仪表堂堂的王贤甲外号“小汤果”，为人热情，善于交际，遇事不慌，且足智多谋。他在蒋家“玉泰盐铺”当过多年伙计，老少东家都待他不薄。蒋介石同这位堂舅很熟，就像亲舅舅一样。

　　听说外甥来此避难，王贤甲二话没说就把蒋介石接到家中。考虑到蒋介石到这里的消息难保不被泄露，何况嵊县又是王金发的家乡，为了保险起见，他又把外甥转到奉化和余姚交界的北溪村。若有风吹草动，就让他上四明山石窗岩躲藏。

　　四明山周长八百里，二百八十峰，峰峰相次，中顶五峰，状若莲花，凝近星斗。山顶极平整，有方石如窗，中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四明。石窗岩地势险要，风景秀丽，历代文人墨客、方外隐士视为仙境，在此留下无数诗文、传说。其中唐代诗人刘长卿诗云：“苍崖倚天立，覆石如覆屋。玲珑开窗牖，落落四明目。”

　　蒋介石在王贤甲的掩护下，以石窗为居室，避风躲雨，艰难地度过了这次通缉。而其间，王贤甲上山下山，送衣送饭，任劳任怨，令蒋介石感激涕零。

　　据说，蒋介石在石室枕岩而眠，自谓得一履险如夷、旋即飞黄腾达的佳梦。此后经历，果然应验，因而蒋介石与这个堂舅的感情也就更加深了一层。

　　早在年初，孙中山曾派陈其美、戴季陶等到大连活动，成立了奉天革命党机关部，负责策动东北地区的革命。但因受东北当局的限制，陈其美等人不久即返回日本。此时，陈其美又接到一份来自东北革命党人宁武的报告，称黑龙江驻军旅长巴英额为报袁世凯杀叔之仇，欲参加革命，请他速派人去主持工作。

　　陈其美手持报告，面带难色。因为他正在全力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无法分身。他突然想起了他的得力干将蒋介石，于是急电蒋介石东渡日本“再定大计”。

　　蒋介石来到日本后，陈其美“以在东事繁，不克速离，乃命中正与丁景梁至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处，先往视察”。以蒋、陈二人的关系，加之蒋介石系日本军校出身，在辛亥革命前后始终从事军事活动，派他前往东北也确实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丁景梁是湖北人，也是留居日本且做过军事工作的革命党人。在启程前往东北之前，孙中山数次召见蒋、丁二人，并叮嘱道：“日本人如果不将东北和台湾交还我们，并保证朝鲜的独立，我们国民革命运动是不能停止的。你要将这个意思告诉日本将领。”

　　七月六日，蒋介石化名石田雄介、丁景梁化名长野周作，以满铁上海办事处日籍职员的身份，随同参与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山田纯三郎，自东京出发经朝鲜于三天后到达安东(今丹东)，随后转往哈尔滨。

　　他们一行在哈尔滨暂作停留，由山田另行派人前往黑龙江的省城齐齐哈尔。经与巴英额进一步接触，了解到其所以对袁世凯不满，主要是因为袁世凯主持的北京政府将黑龙江省巡防队改编为新式陆军，虽然巴英额和英顺都晋升为旅长，但他们的部队却大批缩编，使他们的实力锐减，而且大批裁汰下来的官兵生活无着，部队因此出现了动荡。

　　在山田派人前往齐齐哈尔了解情况期间，蒋介石和丁景梁到长春给孙中山发电汇报工作情况，并与从大连赶来的宁武等人会合。

　　返回哈尔滨后，蒋介石接到孙中山写给巴英额的一封信和令其担任革命军领导职务的委任状。但巴英额却表示，因齐齐哈尔的驻军发生内讧，自己不便前往哈尔滨与蒋介石等人会面，他派了一个姓曲的营长前往哈尔滨。

　　七月二十七日，曲营长与蒋介石等人在一家日本人开的旅馆举行了会谈。曲营长表示，巴英额已经派人前往吉林与当地驻军联络，商讨共同举兵的问题，但是举兵的军费需要孙中山方面负责筹措。会谈结束后，曲营长第二天就返回了齐齐哈尔。

　　等了几天不见巴英额方面的消息，蒋介石即再次前往长春。恰在此时，传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消息。蒋介石闻听后，立即给孙中山写了一份《陈述欧战趋势并倒袁计划书》，这是他第一次为孙中山提供军事方面的意见。

　　八月中旬，在长春铁道饭店日军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蒋介石根据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向日本军人指出：“日本要想真正帮助中国革命，首先必须为各国做出榜样，把台湾和东北的租借地退还给中国。”

　　听完蒋介石的这一番言论，主持招待会的日本联队长小眼睛一瞪，仁丹须一抹，露出了野蛮的财狼本性。由于齐齐哈尔方面迟迟没有消息，蒋介石一行便返回日本向孙中山复命。

　　蒋介石一个多月的东北之行，以巴英额中断联系而功败垂成。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据说是因为在蒋介石等人到达东北前后，一笔由北京政府拨出的四十万元的“解散费”发到了黑龙江省。另外，该省军队改编后，被解散士兵虽为数不少，而抱有革命思想者甚少，并未出现不稳状况。

　　蒋介石受命策动军队举义的目的虽然没有实现，但他这趟行程也并非一无所获。首先，他得到了与孙中山密切接触的机会，从而为他进一步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奠定了基础。此前，蒋介石虽然也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但他更多的还是在陈其美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现在，他开始为孙中山所了解，特别是他写的《陈述欧战趋势并倒袁计划书》深为孙中山青睐。

　　蒋介石在计划书中说：“今奥、塞开战，俄国即首当其冲，则法国万难坐视……德国对于其同盟奥国之态度，尚未显著；英国之于德国，处心积虑，伺隙待机，以冀一击为快……此次欧战时期延长一日，即袁贼之外交势力薄弱一日；范围扩大一部，即吾党之外交胜利一步也。吾党应于此袁贼亲西排东之外交失败期内，乘势急进，机不可失。”

　　蒋介石在计划书中还详细剖析了当时反袁武装斗争的整体形势，提出革命力量应以浙江为主，他的这一主张，恰与孙中山寄望于陈其美在淞沪、江浙一带开展军事行动的想法吻合，孙中山由此认为蒋介石在军事方面颇有见地，所以此后在军事工作中多次重用他。

　　其次，蒋介石对东北实际形势有了较直接的了解，成为他后来处理东北地区问题的重要依据。蒋介石在东北亲眼目睹了日本、俄国在当地占据的特殊地位，使他意识到“东北问题，乃是一个关系整个国际局势之东亚的问题，所以不是我们在革命发动之始所可能解决，而必须求之于国民革命目的达成之际，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蒋介石的这些看法，在他后来处置有关东北问题中有所体现，如在中东路事件中，他致电张学良：“主张退至长春以南默许苏俄势力南进，盖苏俄如进至哈尔滨以南，必与日本发生冲突”，“即可于两国利害冲突之中求东北较长时期的苟安”。

　　此外，蒋介石的东北之行，给孙中山身边的日本人也留下了良好印象，因而成为日本官方密切注视的人物。同行的山田纯三郎回忆道:“总裁回到日本，在报告书中坦白说明经过，勇敢承认失败，使我和其他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朋友看了都很感动，觉得总理左右有这样负责热忱的同志，前途充满光明……”

　　东北的运动失败以后，陈其美请求孙中山继续经营江南，以上海为突破口，江浙同时响应，派遣中华革命党党员范鸿仙、夏尔、吴藻华分别回上海、浙江、江苏，负责策划这些地区的反袁斗争。

　　被孙中山誉为“一支神笔”的范鸿仙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制造局守军已有百余人表示愿意归附革命，并于武装起义爆发时在内部响应。由于范鸿仙不懂军事，要求孙中山派一名军事人才前往协助。陈其美即派蒋介石去上海，协助范鸿仙发动起义。

　　九月三日，蒋介石自日本起程。但这时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以对德宣战为借口出兵胶澳，并对中国革命党人的活动严密监视。蒋介石一离开日本，加藤高明外相即电告其驻沪总领事有吉明，称“支那亡命者蒋介石”已于九月三日从日本门司港乘“春日丸”轮船去上海。

　　但是，范鸿仙等在江、浙、沪一带的革命活动很快被袁世凯的密探侦知。九月二十日，范鸿仙即被郑汝成所收买的四名杀手刺死在嵩山路的机关部，军队中愿做内应的二百多名革命力量也同时被捕遇难。接着，江苏、浙江的革命运动也同样遭到破坏。这样，蒋介石在处理完善后事务后又回到了日本。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蒋介石无事可做，以“锐志于学，每日朝夕静坐，看书习字”打发时日。这段时间他用心研读了明代王守仁的《王文成公全集》、清代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书》，深为他们的说教所折服，被当作他一生的“检身之法”和“行动指南”。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大畏重信内阁利用袁世凯恢复帝制的企图，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引起了中、日交涉，国内形势日趋紧张。孙中山在东京召集会议分析时局，确定进一步揭露袁世凯卖国复辟阴谋，再次发起武力讨袁对策。

　　十月中旬，被孙中山任命为淞沪司令长官的陈其美从日本回到上海，准备前往广东香港去主持发动工作。但上海的志士不愿放弃上海这块已为之付出重大牺牲的革命阵地，坚请陈其美留在上海。陈其美经请示并征得孙中山同意后，便留在上海主持发动事宜，华南地区另派其它同志前往。

　　在上海同志的帮助下，陈其美觅得法租界霞飞路五号作为总机关部，然后致电蒋介石“盼即回沪”，成立淞沪司令部，陈其美自任司令长官，下设军事、财政、总务、文牍、联络等部，以蒋介石、吴忠信、杨庶堪、邵元冲、丁景梁等分任各部工作。

　　“每日朝夕静坐看书自学”的蒋介石被陈其美召到上海后，担任陈其美的参谋长。经过一番策划，准备首先干掉他们的死对头郑汝成。这不仅因为此人担任上海镇守使的要职，更在于上海的几次起义都败在他的手里，如果不把他首先除掉，这次行动很可能重蹈覆辙。

　　十一月十日，郑汝成参加日本总领事馆举行的天皇加冕典礼活动后，即乘车原路返回。车到白渡桥桥头时，潜伏在桥下的革命党人王明山、王晓峰等迅速投出两枚炸弹，车身炸坏，郑汝成被炸得失去知觉。王晓峰跳上车缘，把手枪伸进窗口对准郑汝成的头部连开数枪，打得他脑浆四溅。

　　郑汝成一死，上海的敌人陷入了群龙无首局面，而袁世凯派来的新镇守使杨善德又是个平庸怯懦之人，这对革命党来说是个非常有利的变化。因此，陈其美和蒋介石便利用这个时机立即部署新的武装起义。

　　这次，他们吸取了“二次革命”时一意袭击江南制造局的教训，放宽了视线，在发动陆路进攻的同时，积极做好海军方面的工作。这样做不仅能排除陆路在市区攻击的后顾之忧，而且也为陆路进攻增添了一臂之力。

　　起义的组织联系工作在夜以继日、紧锣密鼓地进行中。陈其美和蒋介石鉴于辛亥革命成功的经验和“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要获得起义成功，首先要在黄浦江上袭取停泊的海军军舰。

　　十二月初，蒋介石拟出一个“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共有三套方案：其一，以“先取海军为根据”，接着攻取炮队营，使之成为“海军之炮”，最终以“攻取制造局为目的”。其二，为“占领海军必须与陆上炮队同时占领”。其三，“不偏重海军，而与陆军并重，或图陆军而以海军为从”。

　　正当蒋介石等三中选一尚未确定方案时，他们的行动已为袁世凯所察觉。此时，袁世凯已加强了上海的戒备，一方面把驻在上海表现动摇的军队调走，一方面派萨镇冰到上海安抚反袁情绪高涨的海军官兵。还以检阅海军为名，向海军官兵发放厚饷，以笼络海军官兵，并命令不大可靠的肇和舰于十二月六日起程调往广州。

　　如果肇和舰开走，陈其美运动海军的计划就要落空，这就影响到整个起义计划的实施。为了不使整个起义计划受到影响，他们决定提前在十二月五日下午四时，即肇和舰开拔的前一天发动起义。这样就不能按照原来蒋介石拟订的计划进行，必须临时变更部署。其新的计划如下：

　　一、设立淞沪司令长官，以陈其美为长官司令，吴忠信为参谋长。二、以响应起义的肇和舰长黄鸣球为海军总司令。三、设海军陆战队，以杨虎、孙祥夫为正副司令。四、由杨虎占领肇和军舰，开炮轰击制造局，以为陆军之助；孙祥夫占领应瑞、通济两舰，以为肇和军舰之助。五、制造局和市区各军警内的革命同志，当听到肇和军舰的炮声时，即在内部响应。六、夏尔坞负责担任城内各城门的联络，举火响应；薄子明率队攻取警察局；阚钧等率队攻取电话电灯厂；陆学文等攻取第一区工程局。

　　当晚，杨虎率两艘小艇前往袭击肇和、应瑞两舰。肇和舰在小舰策应下，当即宣布起义，调转炮口向制造局开炮。连发几炮后，制造局方面没有回应，肇和舰误以为制造局已被革命党攻占，遂停止发炮。

　　此时，攻打制造局的革命党误认为肇和舰行动失利，因此未及时举事响应，致使攻打制造局最终失败。由于没有海军配合，进攻警察局、工程局的战斗，也相继失败。

　　十二月六日晨，原约定同时举义的“应瑞”、“通济”两舰被袁世凯重金收买，不仅未践前约，反而开炮攻击肇和舰，杨虎无力抵抗 ，陈可钧等人因负伤被俘殉难。肇和舰得而复失，起义归于失败。

　　当天夜里，陈其美和蒋介石乘一艘小船从水路逃往法租界，直到半夜时分才到达总司令部所在地渔阳里五号。随后，陈果夫、周淡游等人也先后到达。陈其美和蒋介石上楼研究下一步应对策略，决定派孙祥夫率部改从陆地进攻，以挽回败局。

　　就在陈其美、蒋介石商议应急措施之际，法租界的巡捕、警察正在四处搜查，最后十余名巡捕找到了起义总部机关。他们破门而入，在楼下的陈果夫等人遭到逮捕。此时，楼上的陈其美、蒋介石尚不知道危险已迫眉睫，一旦巡捕上楼缉查，起义的领导者就会被一网打尽，情况万分危急。

　　为了掩护楼上的同志，陈果夫急中生智，故意大声抗辩：“你们为什么乱抓人？我们犯了什么法？我要去告你们！”

　　其他同志心领神会，也随之大喊大叫，弄翻了桌子，踢倒了凳子，甚至做出大打出手的架势。吵闹声传至楼上，陈其美、蒋介石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妙，便纵身腾起，破窗而出。待巡捕制服陈果夫等人再上楼时，已是人走楼空。

　　陈其美、蒋介石起初想先逃入与总部机关毗邻的陈其美住宅，又怕目标太明显，万一警察跟踪搜捕，仍将难逃魔爪。情急之下，蒋介石急忙拉着陈其美逃到他在蒲石路新民里十三号的秘密住所隐蔽。

　　或许这就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又一次大考验。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折腾，死里逃生的蒋介石竟被吓出一场大病。消息传至溪口，这可急坏了蒋母王采玉。可怜天下父母情，蒋母特地赶到上海探望蒋介石。母子相见，抱头欷歔，其情其景，令人酸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