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实干的蒋介石不善于坐而论道，搞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不是他的长项，因此《军声》杂志只办了六期就办不下去了，便于一九一三年春回国另谋出路。此时“陶案”余波未平，众怒难犯，蒋介石不敢在上海逗留。于是，决定带姚冶诚回溪口老家。

　　此时，姚冶诚已改名怡琴。她生于一八八七年，江苏苏州人。由于父母双双故去，为叔叔姚小宝收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的山明、水秀、人丽，姚冶诚天生丽质，莺喉燕语，楚楚动人。她与蒋介石是如何认识的？十四年后的天津《益世报》作了如下披露：

　　女出身寒微，当南北和议告成时，蒋随陈英士居沪。陈每过北里，蒋亦偕往。怡琴在法租界集妓处作房侍，在筵席间见蒋氏，刻意奉迎，终至以身相托。

　　这就是蒋介石他们“闲来无事，弟兄们也常在花街柳巷走走”的收获。纳妾，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习惯成自然，蒋介石也就萧规曹随、陈陈相因了。

　　行前，蒋介石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把自己即将回家省亲的事告诉给老母及毛福梅。信未，他故意轻描淡写地附了一笔：“不孝儿要携一新妇侍奉母亲大人。”

　　这轻描淡写的一笔附言，正是蒋介石信中的要旨所在。他深知自己在外纳妾会使老母和发妻受到刺激，但金屋藏娇也不是长法，“丑媳妇总得见公婆”。所以，他先写一封家书下点“毛毛雨”，让丰镐房的两位女主人心理上有个缓冲过程，以免后院起火，他夹于中间不好应付！

　　正如蒋介石所料，当毛福梅乍闻丈夫在外面纳了妾，还要堂而皇之地带回家来，自己成了名副其实的“糟糠”，心里就像泔水发酵了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她一把抱起不足三岁的经国，忍不住涕泪交加、失声痛哭。

　　对儿子在外做出如此辱没门风、累及妻儿的丑事，蒋母也是深感痛心。几天来，街头巷尾已是议论纷纷，大家都为平日温良贤惠的毛氏遭此奇辱大屈而忿忿不平。

　　蒋母是个爱面子的人，经过反复权衡，她觉得既然木已成舟，再说什么也晚了，俗话说“儿大不由娘”，毕竟当时男人纳妾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痛定思痛，她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家丑不可外扬”，万一毛氏不依不饶闹将起来，岂不是让外人看蒋家的笑话？两害相权取其轻，老太太决定先把媳妇这一头稳下来再说。

　　思谋妥定，蒋母来到儿媳屋里，对面壁而泣的毛福梅说：“不管怎么说，你是我们蒋家明媒正娶的媳妇，经国是我们蒋家的嫡长孙，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任她什么样的人，就算进了我蒋家的门，也不过是闲花野草，你不要管他！如果你觉得看不惯，就趁着他们还没来先回娘家住几天，省得心烦。”

　　蒋母体贴入微的一番话，对儿媳是个莫大的安慰。毛福梅抬起泪眼望着婆婆说：“我回娘家，谁来照顾经儿和您老人家？再说，那个女人来了如果住着不走，难道我就一辈子住在娘家？”

　　“那……”蒋母被问住了，迟疑地看着毛福梅。

　　“请您老人家放心，我不会让外人看笑话的！”

　　毛福梅轻轻一言，把蒋母胸中那个难解的结儿一下子给化开了。她轻舒一口气，心中感叹：这是个多么好的媳妇啊！

　　看腻了房前屋后左邻右舍熟面孔的乡下人，最爱凑热闹找乐子。溪口女界嘁嘁喳喳，津津乐道，认为丰镐房将兴起一场醋海狂谰，都睁大眼睛看戏般地等着看热闹。可是关键人物毛福梅却处置得风平浪静，她满面堆笑，握着姚怡琴的纤手问寒问暖，问路途辛苦，亲如多年不见的姊妹，这倒使那些幸灾乐祸的长舌妇大失所望。

　　“多情常被无情恼”，女人对丈夫的变化极为敏感。毛福梅三年前举案齐眉在上海事夫时，已经有了“伴君如伴虎”的体验。如今，她已被生育和生活磨练成一个地道的家庭妇女，梅花谢后桃花开，因此她对姚怡琴这个不速之客的来临并不感到突然。

　　毛福梅读书不多，但她懂得“君子之爱人以德”，“闹”不如“忍”：“忍得一时之痛，免得百日之忧！”再说，在这样霸气的男人面前，为维持他们的姐弟情谊和夫妻情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她也只有妥协的份儿。

　　蒋介石原来准备硬着头皮接受婆媳兴师问罪的，没想到毛福梅宽宏大量地处理了这一尴尬局面。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因此他对发妻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蒋介石喜欢吃甜食，毛福梅也善于做甜食。蒋介石有滋有味地吃着元配夫人做的甜得腻人的糯米汤圆，可他哪里晓得，这汤圆的馅里渗进了毛福梅多少辛酸苦辣。

　　蒋介石这次带着小妾回老家，尽管丰镐房没有掀起多大风波，而且山村的空气清新宜人，粗茶淡饭更是有滋有味，但是“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再说，从山村走到城市，从国内走到国外，环境的变化已使他与农村的生活埤开了距离。在慈母、贤妻、娇妾、稚子之间周旋了半年，不安于现状的他又要昂首出山了。

　　六月，蒋介石从溪口来到上海。他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以立地成佛，羽化登仙。于是对陈其美说：“陈大哥，当今乱世，还是要有点真才实学方能立足于社会。我还是想去德国学习军事，将来好在大哥麾下效力。”

　　“老弟，你不来上海我还要派人去找你呢！” 陈其美笑着说，“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不要去德国了，就留在上海干吧！”

　　“光复会的人不找我麻烦啦？”蒋介石不无担心地问。

　　“陶成章已在人们的心中消失了，现在大家都很忙，尤其是发生了暗杀宋教仁的案子后，谁还记着这件事！” 陈其美转换话题说，“孙中山总理决心讨伐袁世凯，要我在上海兴兵起义。我的意思是，你先留下帮大哥一把，要出国以后有的是机会。”

　　原来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不断破坏辛亥革命时所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以实现其专制独裁统治的个人野心。特别是三月二十日，他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刺杀了准备去北京进行竞选、建立政党政治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宋案使袁世凯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全国人民无比愤慨，“打倒国贼之声，震于寰宇”。

　　三月二十七日，从日本火速回国的孙中山在上海同孚路黄兴寓所召开紧急会议，提出武装讨袁。他指出，“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誓必去之”。后来他又说，“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而且“事已至此，只有起兵”。

　　由于同盟会于去年八月联合了几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党内意见不一，以致武装讨袁迟迟没有发动。而当袁世凯的本来面目大白于天下之后，便开始对革命党人实行武力镇压，并指使国务总理赵秉钧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合同，用帝国主义的巨资来“反对中国民主派”。接着，袁世凯调兵遣将，已箭在弦上，革命党人不得不起而应战。

　　七月十二日，李烈钧首先在江西湖口发难，打响了“二次革命”的第一枪。接着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纷纷响应。

　　七月十六日，陈其美在上海揭竿而起，被推为讨袁军总司令。两天后，上海独立，发布《讨袁宣言》，严厉谴责袁世凯“残害忠良，袒护凶犯，捣乱司法之制，提倡暗杀之风，蔑视国会，干涉宪法，诬陷善类，擅捕议员”等罪行，特举兵讨袁，与天下“共殛之”！

　　在研究上海讨袁军进攻方略时，蒋介石提出应先攻打江南制造局，只要拿下了制造局，整个上海将不战而得。陈其美认为可行，遂采纳了蒋介石的意见。

　　江南制造局是晚清洋务派兴办的全国最大的兵工厂，以后又不断扩展，规模宏大。蒋介石看中了制造局，袁世凯自然也不会掉以轻心，早就派了他的心腹郑汝成率领海军进驻上海。郑汝成一到上海，便将原先守卫制造局的陆军第六十一、三十七团调开，改派自己近两千人的警卫部队，从而牢牢控制了制造局。

　　此外，袁世凯又命令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与郑汝成密切配合，将“海筹”等军舰部署在黄浦江面警戒，炮口直对制造局方向。在这一形势下，讨袁军强攻制造局是非常困难的。

　　七月二十二日夜，陈其美下达了进攻制造局的命令。蒋介石这次很不幸运，他面对的不是杭州城软弱无力的清军，而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袁世凯的劲旅。讨袁军的进攻受到了制造局守军的猛烈反击，停泊在黄浦江面的海筹等军舰也对讨袁军猛烈炮轰。双方一直僵持了三天，讨袁军由于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出阵地，陈其美的总司令部也撤至闸北。

　　讨袁军第一次进攻失败以后，稍事休整，又重新进行部署。为了增强新的战斗力，陈其美决定派蒋介石到袁世凯的新军九十三团做策反工作。

　　新军九十三团是由原蒋介石指挥的沪军五团改编而成的，他逃往日本后，沪军五团由张群负责训练指挥。南北议和后，袁世凯统一改编了全国军队，将五团改编为九十三团。不久，张群也赴日留学，其团长就由广西人陈其蔚接任。九十三团原本也是守卫制造局的，因受郑汝成的疑忌，被移驻龙华。

　　七月二十八日晚，蒋介石和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乘坐一辆马车前往龙华，由于车夫不认识车上的两位乘客，也不知道他们去龙华的意图，就拉着他们抄近道。当马车穿过已被戒严的高昌庙时，制造局警卫队的哨兵突然高声喊道：“口令！”

　　蒋介石哪里晓得口令，正在犹豫之时，哨兵把枪口对准了他，又喊一声：“站住，再走我就开枪了！”

　　“不要开枪！”蒋介石方寸不乱地说，“你做得很好，我要让你的长官嘉奖你。我是蒋团长，要到龙华去！”

　　哨兵听说是一位团长，以为是北洋军的什么团长去制造局有公事，便正正规规地敬了一个礼，放他们过去了。

　　蒋介石抵达九十三团团部，经门卫禀报，随即由几名下级军官接待进去。可这时现任团长陈其蔚已受郑汝成的训导，不敢出来接见，蒋介石就直接召集各营队的官兵，向他们控诉袁世凯背叛民国、暗杀元勋的罪行，号召大家起来讨袁，捍卫民国的民主制度。但大多数官兵慑于袁世凯的威力不敢行动，只有张绍良表示赞同讨袁，愿意率领全营官兵投向讨袁军。

　　蒋介石当即率领张绍良营离开九十三团营地，然后会同钮永健的松江讨袁军，连夜向制造局发起新的进攻。于是，制造局周围又枪声大作。

　　停泊在黄浦江的海筹舰听到枪炮声，知道制造局又发生战斗，即用探照灯照射。强烈的灯光照得讨袁军阵地如同白昼，为制造局守军照明了攻击目标，而讨袁军却很难找到北洋军的射击目标。其它军舰也帮助北洋军炮轰讨袁军，使讨袁军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后讨袁军击毁了海筹舰的探照灯，这才稍微改变不利局面，但各舰并没有停止炮击，反而轰击得更加激烈。

　　七月二十九日晚，讨袁军重新部署兵力，从龙华、湖南会馆和陆家浜三个方面向制造局进攻，形成包围之势，却遭到北洋军的顽强抵抗。双方战斗到第二天拂晓，讨袁军的弹药已经用完，无奈只得撤退至闸北。由于战斗激烈，讨袁军伤亡惨重，仅张绍良营即死伤一百余人，张绍良本人亦中弹阵亡。

　　撤退时，蒋介石所学的炮兵知识派上了用场。别人多被猛烈的炮火打懵，而熟悉炮兵的射击间隔和弹着点分布规律的蒋介石却游刃有余地从这个弹坑跳到那个弹坑。只见他时而急跑猛冲，时而匍匐卧倒，时而又跳起飞跃几步，尽管死神追逐着他，伸手可及，却始终未能追上。

　　蒋介石和他的讨袁军撤至闸北以后，租界里的英国军队在郑汝成勾结之下，要解除讨袁军的武装，陈其美、蒋介石又率讨袁军撤至吴淞、宝山一带坚持战斗。

　　八月十三日，在红十字会出面调停下，“二次革命”上海的讨袁运动宣告失败。

　　由于上海辟有国中之国的公共租界，形形色色的人云集于此，便成了冒险家的乐园。真枪实弹、明火执仗地玩了一把的蒋介石本想在此次举事中捞个功名，结果功名未就反倒引来杀身之祸。“二次革命”失败后，冒险家蒋介石深感这个“冒险家的乐园”也不保险，不得不潜入地下活动。

　　袁世凯命郑汝成依仗战胜余威，称霸上海。郑汝成被袁世凯委以上海镇守使的重任，统帅两师重兵，屯扎于松江、龙华、制造局至吴淞一线。郑汝成不惜一切代价，疯狂地镇压上海、江浙一带的革命党人，甚至深入租界搜杀潜伏的革命骨干。袁世凯还四处张贴告示，悬赏两千大洋捉拿要犯蒋介石。

　　上海已是风声鹤唳，蒋介石无法立足。在革命党人掩护下，他悄然逃返浙江。蒋介石本想在老家躲避一下，但怕溪口熟人多，露出风声反倒不好，于是就辗转来到离家十余里的萧王庙镇何家村孙舅母家。

　　孙舅母叫蒋妙月，是蒋介石的远房族姑，又是蒋父前妻孙氏的娘家嫂嫂，对蒋家一向很好，因此蒋介石感到去孙家避难较为安全。蒋介石来到孙家后，果然受到蒋妙月的欢迎。

　　“姑姑，我是政府通缉的要犯。”蒋介石如实相告，“反对军阀政府，是革命，不是罪犯。舍出命来反对军阀政府，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解除贫民的痛苦……”

　　“哪来的那么多废话，放心住下就是了！”蒋妙月冒着风险，一口答应让蒋介石住下。

　　且说袁世凯在上海抓不到蒋介石，就在浙江全省抓，全省抓不到，就到蒋介石的老家抓。接到袁世凯的通缉令，奉化县知事哪敢怠慢，立刻将此案责成警察局从速办理。

　　警察局干事丁志国接案后，感到棘手难办。因为蒋介石在奉化一带不但小有名气，而且在当地有不少盟兄难弟，已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实在不好对付。为慎重起见，他找来足智多谋的好友何禄山问计。

　　何禄山很会来事儿，知道眉眼高低，晓得言语进退。听说要抓他的把兄弟蒋介石，就用如簧之舌郑重其事地说：“你这个武秀才，脑袋要开点窍。这年头连皇上都靠不住，不要说袁大头了。有道是人面长，钿财短。大家乡里乡亲的，冤家宜解不宜结，何必要弄出个仇人来呢！”

　　“老兄所言极是。”丁志国略作沉思后点点头说，“这事我晓得该怎么运作了，不看僧面看佛面，那就做个顺水人情吧！”

　　丁志国对缉蒋之事采取拖延战术，一直磨磨蹭蹭，阳奉阴违，但为了应付差事，每天也带上几个警察装模作样地下乡搜查。

　　有一天，他们来到何家村。丁志国早已闻知蒋介石有可能藏在这里，所以进村时就故意虚张声势地一路吆喝，唯恐别人不知道。可是事有凑巧，待蒋介石听到消息时，警察已到了大门口，欲逃不及，欲躲难藏。匆忙间，他冲进屋内，爬上楼阁，听天由命。

　　警察们蜂拥而进，在楼下搜查一遍，见没有要找的人，就要上楼看看。这时，蒋妙月急忙堵住楼梯又哭又闹，朝着索命天仙似的丁志国苦苦哀求：“哎呀，上不得呦！楼板破旧，要是踩塌了楼板，把你们摔着，我可担当不起哟！”

　　丁志国是个明白人，知道蒋妙月话中有话，便赶紧凑上前去说：“我们是奉命行事，可疑之处，都要搜查。你要是怕踩塌楼板，就让弟兄们在楼下等着，我一个人上去。”

　　楼上空空荡荡，摆设简单，除了一张大床以外，并无藏身之处。两眼盯着楼上的蒋妙月心里像吊了十五个水桶七上八下的，用颤抖着的嘴巴默念着“阿弥陀佛”。

　　丁志国命警察们在楼下监视 ，独自爬上了楼。这时，蒋介石突然从床上坐起，低声说：“我就是你们要抓的蒋介石！我反对军阀政府何罪之有？你要邀功请赏，现在就把我抓去好了！”

　　丁志国皱起眉头沉默了好久，不停地踱步，然后猛地转回身去。他一边下楼梯，一边大声说：“上面没有人！弟兄们，快到别处看看，别让这个乱党跑了！”

　　看到丁志国领着警察扬长而去，蒋介石和蒋妙月悬了半天的心方才放下。可是丁志国放过了蒋介石，深恐事情暴露殃及全家老小，不久便辞职到奉化莼湖镇摆起了香烟摊，惨淡度日，蹉跎一生。

　　蒋介石脱险后，听说孙中山和陈其美等革命党人因遭通缉纷纷逃到了日本，于是也想去日本躲避，但苦于囊中羞涩，无法起程。蒋妙月了解情况后，忍痛卖掉了二十亩良田，把所得之款交给蒋介石，资助他去日本逃难。

　　这年年底，蒋介石第四次东渡日本。但这一次非同以往，他已被日本当局关注。日本警方不仅很快侦知了他来日的情况，而且还在一份文件上称他是“陆军少将”。

　　蒋介石到日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陈其美会面。原以为逃亡到异国，一定很伤感很无聊，可是没想到，陈其美等流亡者仍一如既往地情绪乐观和热情不减。

　　师徒二人相对流泪，倾诉着惊心动魄的大逃亡经历，他们都被对方所感动。欷歔了半日之后， 陈其美说：“来到东京，大家都在反思。辛亥年的革命，是吾党的第一次革命，讨袁，便是二次革命，这二次革命为什么会失败？”

　　不等蒋介石回答，陈其美断言道：“就是因为党人不听领袖的话！所以，我向孙先生建议，要毁党造党！如同一盘散沙的国民党，就是要毁灭掉，另组一个秘密的中华革命党！”

　　关于毁党造党，临出国前，蒋介石从上海张静江那里已经知道了一些情况，当他得知是自己的英士大哥主张的，就毅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张静江是他的入党监誓人。

　　“中华革命党要绝对服从领袖。” 陈其美接着说，“我当面对孙先生讲，孙先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谁也比不上孙先生，由孙先生出面领导革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要革命，就应该有革命党的领袖独裁，方可集中意志，共底于成！”蒋介石附和道。

　　“可是，党内却有不少反对的声音！”陈其美忿忿不平，“黄兴就带头反对，朱执信竟因为不愿意按手模而拒绝重新入党，胡汉民则充当和事佬，提出把入党誓约中的附从孙先生改为附从总理、老同盟会员入党可免除立誓约、打手模等所谓折衷方案。”

　　“不知精卫兄是何主张？”蒋介石问。

　　“汪精卫因二次革命调停未果，对局势感到极度悲观，竟说出‘余生可厌，死所未获’的话来，仍去国外做他的漫游。” 陈其美提高了声调，“眼下党中上层纷纷扰扰，矛盾重重，只有为兄尽力协助孙先生办理组党之事了。”

　　其实，形势比陈其美说的还要严峻。不仅在东京，即使在国内，到处都流传着“孙、黄分家”的说法。追随孙先生的党人，积极筹组中华革命党；追随黄兴的党人，则组建了一个“欧事研究会”，俨然是两个阵线。

　　不久，在陈其美的引见下，蒋介石来到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寓所接受了孙中山的亲切接见。孙中山发现蒋介石不但善于辞令，而且长得也是一表人才，从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俗话说，“官要有官相”。天庭饱满、眼大有神的蒋介石就有“官相”。当然历史上与官相挑战的也不乏其人，清朝一品大员“刘罗锅”就是一个，他还自豪地称自己是“驼背负乾坤，单腿跳龙门”呢！

　　自此以后，蒋介石自觉有了政治资本，不仅时时以孙中山的信徒自居，还不厌其烦地宣扬这种荣耀。他在后来的《自述》中这样写道：“我是二十一岁入党的，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