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命反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蒋介石所受的革命启蒙，大抵是从这部风行一时的《革命军》开始的。蒋介石曾自谓“晨夕览诵，寝则怀抱，梦寐间如与晤言，相将提戈逐杀鞑虏”。

　　就在蒋介石手不释卷地阅读中国近代著名革命宣传家邹容所写的充满斗争激情、荡气回肠的《革命军》的时候，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件正在中国的南方酝酿着——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后，年仅三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即位，其父载沣摄政。由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革命党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清廷抛出加强皇族权力的“预备立宪”，遭到了广大立宪派的极为不满。

　　一九一一年五月，清政府公布的内阁名单中满人有九名(皇族七名)，汉人只有四名，被人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对此大失所望，有少数人参加了革命党。

　　为取得外国的支持，以维护其统治，清廷将已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然后转手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激起湘、鄂、粤、川等省人民的强烈反对，尤以四川为烈。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以“破约保路”为宗旨，参加者数以十万计。

　　九月七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了蒲殿俊、罗纶等保路同志会代表，枪杀数百名请愿群众。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被激起更大愤怒的四川人民将各处电线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并在同盟会龙鸣剑、王天杰等人组织下，掀起武装暴动，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

　　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湖北新军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并发展革命力量，积极准备起义。这年年初，两团体领袖秘密商谈，就准备起义推举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机关为临时总司令部。

　　清廷为扑灭四川的人民起义，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人当即决定在武昌发动起义。

　　九月十四日，在同盟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联合反清。十天后，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十月六日发动起义。但革命党人的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处处受到提防，再加上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起义只好延期。

　　十月九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闻声而至的俄国巡捕搜去了革命党人名册、文告等，起义秘密泄露。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城门，搜捕革命党人。情急之下，革命党决定于当晚十二时发动起义。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致使起义计划落空。

　　在这种非常情况下，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决定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第二天晚上发动起义。

　　十月十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他们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缴获步枪数万支，大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此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亦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二十九标和三十标的部分起义士兵亦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的各标营也纷纷起义，投奔楚望台，起义人数已达三千余众。

　　晚上十点三十分，在临时总指挥吴兆麟的率领下，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及其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八标占领中和门及蛇山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起初，起义军由于指挥不力，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到挫折。

　　两个小时后，重整旗鼓的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一举突破敌人防线，并在督署附近放火引导，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火光处发炮轰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湖广总督瑞澄和第八镇统制张彪先后掘墙而逃，整个武昌均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十月十一日夜，汉阳光复。第二天，汉口光复。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迅即成立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作为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之一的陈其美，在上海发动起义责无旁贷。他把自己主持下的民生报馆和马霍路德福里住宅腾出来作为联络机关，并不失时机地策动青帮、商团以及部分驻军准备武装起义。同时，他还致电在日本学习军事并和他有密切联系的同盟会员，催促他们尽快回国参加革命。

　　武昌起义的消息如一声霹雳传遍了全世界，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闻讯后无不欢欣鼓舞，纷纷表示要回国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当蒋介石接到陈其美“十万火急”催其回国的电报以后，便毫不犹豫地放弃即将到手的士官资格，立即与一起在高田炮兵联队实习的张群、陈星枢商量如何离日回国的问题。

　　日本陆军的纪律十分严格，任何军人都不得擅自离开队伍，否则视同逃兵，并派宪兵查缉并严惩。为此，他们商定向师团长长冈外史提出书面报告，要求请假回国，却以“因受陆军省委托管理，不能许可擅自归国”为由而拒绝。

　　不得已，他们又转向联队长飞松宽吾洽商请假，希望他能高抬贵手，结果得到了他的同情和谅解。飞松宽吾按其权限只能批假四十八小时，并说：“如果在四十八小时之内还不归队，你们将要被当作逃兵，受到宪兵的缉查。”

　　实际上这只是口头警告而已，因为日本宪兵不可能横渡东海到中国境内去捉拿逃兵，对此蒋介石心中有数。但蒋介石也十分清楚此次请假是有去无回，而且是铤而走险，因此他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离开日本本土。

　　蒋介石等人请假的动机，飞松宽吾和十三联队的其他官兵也都心知肚明，由于被这些中国青年的革命热情所感动，非但不责怪他们的撒谎和弄虚作假，反而在他们临行之前还举行了一个小型告别宴会。

　　在这个隆重得可以载入联队史册的小小告别宴会上，日本官兵们用武士道的礼节为战友送行。中国古诗里有一句说“寒夜客来茶当酒”，他们就以水代酒与蒋介石等频频举杯，相互祝福，表达了“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惜别之情。

　　席终酒阑，蒋介石等一行三人悄悄离开了联队，从高田乘火车去东京。下车后，他们分别向各自所在省份设于东京的同盟会支部领取回国旅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们还更换了服装，将替换下来的军装和所佩军刀寄回联队，一则给他们的日军战友留下一点纪念，同时也避免带上“盗走公物”的罪名回国。

　　接着，身穿和服的蒋介石和一身学生装打扮的张群等从东京乘火车前往长崎，再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与他们同船回国投身革命的还有其他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共一百二十余人。

　　自然，在蒋介石等离开高田联队四十八小时以后，联队长官见他们未按时归队，照例出动宪兵查缉了一番。这时，他们早已踏上了回国的旅途，宪兵队到哪里查缉得到呢？

　　其实，日军当局也完全明了他们的去向，只是做些官样文章给满清政府看看而已。以后，日军当局发布一纸公文，分别给他们以“退队”的处分而了结。

　　十月三十日，蒋介石回到上海。此时，尚在武昌起义之后三个星期之内，担任革命军总指挥的黄兴等人才到武汉，已经光复的省区也还只有湖北、湖南、陕西、山西四省。等候着蒋介石的，是他的家乡浙江省杭州的一次作战。

　　蒋介石一到上海，首先就去马霍路德福里拜访恩师陈其美。此时，陈其美正在筹划上海和江浙的武装起义。对于蒋介石的到来，他自然喜出望外，在一番寒暄之后，随即向蒋介石介绍了上海和江浙地区的革命形势。

　　最后，陈其美兴奋地说：“由于上海的影响较大，由上海首先举义，然后江、浙两省同时响应，一则使上海和江浙的革命阵营连成一片，进一步扩大东南地区的革命势力；同时也解除了上海起义以后的后顾之忧，避免江、浙两省的反动势力两面夹攻，不致使上海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我能做些什么？”天生爱刀枪，天生爱当官的蒋介石急不可待地问。

　　“总部已经决定，鉴于你是浙江人，为了加强杭州方面的革命势力，决定派你参加杭州的武装起义。”陈其美停顿了一下又说，“这样吧，你立刻去杭州，了解一下新军的情况！”

　　十一月一日，蒋介石、黄郛和陈泉卿等人按照陈其美的指示，马不停蹄地赶往杭州。

　　以杭州为首府的浙江省早就是革命活动极其盛行的地区，四年前绍兴人徐锡麟殉难，而有“鉴湖女侠”之称的秋瑾起义失败，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辞世绝笔后被处死，成为风传中外的话题。又在武昌起义的前一年，剪辫运动扩展至全省，清廷对之束手无策。

　　杭州离奉化溪口不过百十公里，蒋介石不曾归省在乡的老母和妻子，却寄去了一封绝命信，恳请母亲“恕儿不孝之罪”，接着又说他是多么希望能干一番事业出人头地，纵然战死也心甘情愿。蒋母见儿子心志如此坚决定，甚至透着些许疯狂，便回信勖勉道：“死生一视于义，毋以家事为念。”

　　蒋介石约集军警学界一些革命党人在顾乃斌家开会，了解到驻扎在杭州城外的新军八十一标和八十二标已倾向革命，可以作为起义军的主力。遂和杭州的革命党人起草一个起义计划，决定临时司令官为童保暄，褚辅成负责建设机关部，并约定了起事时间。

　　第二天，蒋介石回上海向陈其美复命。陈其美仍不放心地问：“这两个标的新军绝对可靠吗？”

　　“绝对可靠！”蒋介石胸有成竹地说，“有五分之一的士兵是同盟会员，有一部分军士思想倾向革命，还有青帮的弟兄。”

　　“好！这三千六百块大洋是新军的起义经费，请你转交给同盟会浙江支部长褚辅成。另外，我招募了一支由浙东渔民组成的‘先锋敢死团’，交给你指挥，把他们带到杭州去参加起义。”陈其美语重心长地说，“老弟啊，你这次是初次出征，一定要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祝你成功……”

　　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吴郡志》中写道：“天上天堂，地下苏杭。” 形容苏州、杭州的美丽、繁荣与富庶。可是如今的杭州城，由于政治黑暗，经济凋敝，昔日的风采已褪，竟像一个被岁月淘汰的老姑娘。西子湖畔已经落叶的垂柳，在秋风的鼓吹下，更像一个披头散发的疯婆子。

　　十一月三日，那是令蒋介石激动不已的日子，也是令蒋介石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率领敢死团回到杭州，分住在城外奉化试馆及仁和火腿店内隐蔽待命。当天深夜，令人兴奋的消息传到了杭州——陈其美已在上海发难，光复在即！

　　接到上海发难的消息之后，杭州的革命党人岂甘落后，连夜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次日午夜举行起义，并当即部署：

　　一、以驻屯在城内的宪兵司令部执事官童保暄为临时总指挥，开启城门；二、在杭州北方的第八十一标及马队、炮队，由该标代理标统朱瑞率领，自艮山门入城，攻击军械局及旗营；三、在杭州南方的第八十二标及工队、辎队，由该标标统周承英统率，自凤山门入城，攻击抚署；四、编组“先锋敢死队”，由蒋介石统率，分为两支，配合南面第八十二标的一支由蒋和张伯崎、董梦蛟指挥，配合北面第八十一标的一支由王金发指挥。

　　十一月四日深夜，起义按既定计划展开行动，临时司令部设在清泰车站。敢死团每十五人为一队，编成五队。由于参加的人数踊跃，武器不敷分配，每队只有十人配备手枪，五人携带炸弹。

　　在出发之前，蒋介石向敢死团作了战斗动员：“弟兄们，我们的革命，孰胜孰败，并不能根据数字来决定，革命军应该以一当百，我们这一百个人能够和一万个敌人战斗。还有，时机也是得胜的重要因素，这个时机，现正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蒋介石终于面临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战争。据他后来忆述：“出发之际，将配合于第八十二标之三队先锋集合，先述革命宗旨，指示敌人方向，说明一切任务，宣告赏罚条例，然后发布口令暗号，是夕钟鸣句半，由陈泉卿、庄新如、蒋着清、陈钦安诸君分发子弹，配备粮食。”

　　第八十二标自营地南星桥出发，以杭州城为目标。敢死团则率先出动，列队进军，纪律严整，由望江门进入城内，向抚署进攻。“先由陈济汾、沈筱九二君投掷炸弹于署侧，主力部队随即接应攻击，第八十二标队伍亦相继前进，霎时弹声震地，火光烛天，署中卫兵，闻警奔溃，全城克服，在此一战。”

　　敢死团涌入抚署，此中有尹锐志、尹维俊姐妹等女将。尹维俊手执炸弹，以飞蛾扑火的庄严和无畏冲进抚署，比须眉更加勇猛。抚署卫队未加反抗，仅有清军教官施放机关枪一排，立即被其士兵制止而投降。敢死团突破层层门户，一举攻占抚署大堂，巡抚增韫由屋后垣墙间隙逃出，藏身马槽，后被革命军抓捕，囚于市内福建会馆。

　　天亮之前，由城北笕桥出发的第八十一标革命军拿下了军械局。此时，革命军基本已控制全城，商店街侧已插出白旗，书写“欢迎”二字以迎接革命军。

　　革命军各部在军械局附近会师，准备攻打旗营。由满人编组的旗营一直在负隅顽抗，战事延续到傍晚，革命军于下午四时在城隍山构筑炮阵地，开始炮击。兵寡势单的旗营终于招架不住，遂接受革命军的招降，同意解除武装。于是，革命者推戴汤寿潜为都督，成立军政府，宣告杭州光复。

　　此时，上海已于前一天光复。上海和江浙落入革命军之手，在国外也是一大新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起义取得胜利之后，正如能“共苦”不能“同甘” 的事物发展必然规律，起义军内部发生了争斗。

　　汤寿潜担任浙江军政府都督后，由于他曾参与谋杀秋瑾案，因此遭到许多革命党人的反对，其中尤以王金发和蒋介石反对最为激烈。为此，王、蒋二人还专程赶赴上海，向已被推为沪军都督的陈其美提出责问。

　　陈其美向他们解释道：“我们还有许多大事要做，很快就要北伐，光复全国。我们都要到中央做事的，何必计较地方一个都督呢！”

　　随后陈其美许诺蒋介石为沪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叫他毋须返杭，留在上海帮助自己组织训练部队，准备北伐。

　　蒋介石得此承诺也就闭口不闹了，而王金发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一气之下回绍兴建立了绍兴军政分府，与汤寿潜的浙江省军政府相抗衡。

　　蒋介石从日军炮兵联队的上等兵一跃而为团长，可谓平步青云，连升数级。他一方面感到侥幸有余，一方面又感到底气不足，不知如何统兵部署。到任后，他老老实实秉承陈其美的旨意，协助整编军队，训练新兵，维持上海治安，还参与了一些机要事宜。

　　在工作中，蒋介石兢兢业业，不敢敷衍。他时常教导士兵相关革命观念，第一是推倒清朝、恢复中华；第二是为平民解除痛苦，至于权位二字未敢放在心上。那些新募的士兵，本是粗汉无赖和普通百姓，经过他的训练后，竟然变成一支具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陈其美及其身边的所属要员、朋友都对蒋介石刮目相看。

　　在这一时期，蒋介石继续延续和密切同陈其美的关系。他与陈其美之间的合作，或者说他对陈的支持和陈对他的提携是相依而生，非常默契的。外人看不出来，只有陈蒋二人心中有数。陈其美往往把最机密、最功利的任务交给蒋介石完成；蒋介石当然责无旁贷，并竭其所能，力求完美，甚至不惜押上个人的所有赌注。

　　蒋介石心里清楚，陈其美的每进一步，都意味着他更加接近自己的理想。反之，陈其美的计划破产、行动失败，也意味着他个人的抱负实现受阻，两人祸福与共，安危相依，唇亡齿寒，休戚与共。

　　不过，蒋介石的提升必须以陈其美的成功和胜利为前提，也就是说在他的发迹之前必须首先要有陈其美的成功和胜利，只要有陈其美在，蒋介石永远都无法僭越，必须跟着陈其美亦步亦趋。因为蒋介石知道他与陈其美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因此他跟随效命，自觉无怨无悔。

　　除了陈其美、蒋介石之外，还有一个已担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的黄郛，他们同是浙江人，都在日本学过军事，并且意气相投。在光复上海和杭州的战斗中，三人在一个战壕里又增进了了解，更觉知己难觅，相逢恨晚。

　　在一次酒会上，陈其美对蒋介石和黄郛说：“我三人虽为异姓，但志同道合，同为浙江人，又是日本留学归国的同学，何不学那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将来同为革命出力？”

　　“只要二位大哥不嫌弃，兄弟求之不得。” 蒋介石立表赞同，“今后两位义兄的事就是小弟的事，蒋某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作：“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其实，两个人合在一起就能干出一件绝对罕见的小概率事情来，何况陈、黄、蒋三个拿枪的肯定要比拿锥子的“皮匠”厉害得多！于是，这三个要“为革命出力”的浙江人互报年庚，交换兰贴，歃血誓盟，结为生死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