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评论周国平《我的心灵自传》4-③

4-③“英雄”式“真话”和“超人”式“真话”

　　前述作者写自己在年级学雷锋发言，“话音刚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周围的几个同学激动地握住我的手……‘你的发言才是真正的诗。’”“散会了，同学们簇拥着我朝宿舍走去。”这些话属于英雄式“真话”。作者写自己虽然从来不听课，临到考试时，只把讲义通读一遍，便能列出“二三十个我有疑问的地方，去向老师讨教。”而那位老师则当面夸奖“我的确很聪明，我提的这些问题，别人提不出来。”这些话当然也是“英雄”式真话。

　　下面再举此前我写的一篇回忆北大读书时一段往事的短文，来说明超人式“真话”的事实。我的短文全文如下：

　　《收听“反修”广播及其历史反思》

　　从1956年开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到60年代初进一步加剧。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一系列“反修”文章。同学们对此非常敏感，关注程度很高。

　　每当广播台播出有关抨击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时，大家都把饭端回宿舍里，坐在床沿上，边吃，边听，边议论。从神态上你可以很容易看出，人们口舌的味道感完全让位于耳朵的味道感。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若问吃了什么？所吃者味道可好？竟是全然不知。

　　这就是我对50多年前那件难忘的往事的回忆。那件往事确实是难忘的，因为它是历史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烙下的幼稚、愚拙和虔诚的印记。我曾多次在不同的学者、不同的著作中看到人们对那一历史印记的相似的描述。例如：

　　“‘九评’高屋建瓴，革命气势磅礴，当时在全国被看作是最高水平马列主义的典范佳作，大家都怀着自豪和激动的心情，认真学习和研读。今天重读，却令人吃惊地发现，文中许多问题都需要重新审视，当年认为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论据未必就是真理。”〔1〕

　　“从1963年9月16日起，整个中国大陆的上空开始不断响起著名播音员齐越那抑扬钝挫、令人亢奋的声音。中共中央从这一天起，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针对苏共中央的系列论战文章，即所谓‘九评’。大概所有那个时候已经成人的中国人，都曾经被齐越那充满魅力的播音和文章的煽动力莫名地激动过。”〔2〕

　　细读不难发现，尽管这些描述的语言风格不同，描写的角度不同，但是都忠实于历史，都不回避、不掩饰包括作者在内的人们当年接受“反修”宣传的热情和虔诚。一言以蔽之，人们都坦白地承认，自己是生活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受到历史条件影响，因而思想、心理和情感必然具有某种历史局限性的普通的凡人。

　　然而，也有人与众不同。

　　我的老同学周国平在《我的心灵自传》里，对这件事是这样写的：

　　“（反修重头文章）每次发表前，都先行广播，许多学生守在校园里的各个高音喇叭下面等候，准备好对那些他们觉得铿锵有力的句子大声喝彩。我心中不免反感，觉得这些人看似立场鲜明，其实并没有自己的立场。”［3］

　　事实是这样的吗？不！

　　首先，人们对“反修”重要文章都非常关心。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说很多同学提前在高音喇叭下守候，则是对事实的夸大。真实的情况是，同学们都是通过收听北大广播台的转播来收听“反修”广播的。我当年正好在北大广播台做事务性工作，对广播台的节目时间记得很清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的时间是早上7：00至7：30和中午11：30至12：00，也就是早饭和午饭时间。由于受到时间的限制，一般说来，同学们都是边吃饭边听广播。“许多学生守在校园里的各个高音喇叭下面等候”乃是无稽之谈。

　　其次，人们对“反修”文章中一些被认为写得精彩的语句有很高的认同感，听后感觉大快人心。这也是历史事实。但是，用“立场”一词来描述它是否准确？值得研究。我认为那一事实，其实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般社会“反修心理”的表现，是人们对“反修”宣传的接受或认同的表现。那个时代的条件决定了，多数人对“反修”宣传的接受和认同的必然性。也可能有人不是这样。他们不接受、不认同那种宣传。但在我那时的包括周国平在内的生活圈子里，没有看到那样的人，没有看到同多数人不同的态度，更没有听到同多数人的声音相反的声音。

　　周国平并未直接说出他对“反修广播”的态度。他的“反感”，说的是他对多数人在收听“反修广播”时表现出来的“反修”心理、“反修”表情的反感态度。联系到他关于“许多学生守在校园里的各个高音喇叭下面等候，准备好对那些他们觉得铿锵有力的句子大声喝彩”的夸张说法，人们可以清楚地感知他那嘲讽、鄙夷的口吻——并非直接嘲讽和鄙夷“反修”本身，而是嘲讽和鄙夷同窗同学的“没有立场”的“反修”心理、“反修”表情。人们不禁要问：嘲讽和鄙夷别人的周国平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又是怎样的呢？他的书故意不写。但是，逻辑的结论显而易见——嘲笑别人“没有立场”者必定有自己确定的、与众不同的（或曰“众皆昏昏我独醒”的）立场。

　　只要把周国平的写法与上述两段引文稍作对比便会发现，第一段引文肯定，“‘九评’高屋建瓴，革命气势磅礴，当时在全国被看作是最高水平马列主义的典范佳作，大家都怀着自豪和激动的心情，认真学习和研读。”第二段引文肯定“大概所有那个时候已经成人的中国人，都曾经被齐越那充满魅力的播音和文章的煽动力莫名地激动过。”这就是说，周国平嘲笑和鄙夷的不止是北大的同学，而且是全国绝大多数人。也就是说，周国平是一个既超出于全国范围的“大家”之外，又超出于“那个时候已经成人的中国人”之外的人。

　　这样的人，理当称为超人！

　　遗憾的是，当时，在朝夕相处的老同学中，没有人听说过周国平在“反修”一事上有任何与众不同、先知先觉的高论。

　　我们没有看到那个超人！

　　相反，就在这本自传的第141页，人们看到了这样一张插图：插图背景是一座悬挂着醒目标语“誓死保卫毛主席”和“井冈山兵团”标志的北大学生宿舍楼。插图的正面是三个人的半身照片。“誓死保卫毛主席”标语和“井冈山兵团”标志的横额，正好横在三个人的头顶上。自传作者为此插图所配的文字说明是：

　　“在北大井冈山的临时大门前，左起：某某某、我、某某某”

　　众所周知，在毛泽东那里，“九评”是国际反修，而“文化大革命”则是国内“反修”。在“反修”一事上，“九评”和“文化大革命”并无本质区别。在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中，“井冈山兵团”是赫赫有名的“造反派”组织。周国平的自传，在前面，已然把自己描绘为雄踞于那些　“没立场”的、为反修文章大声喝彩的芸芸众生之上的超人。后面的插图所表达的，则分明是一个“井冈山人”的坚定性，表达的是以“井冈山兵团”为荣的自豪感。

　　读者当然不会不注意到，周国平在自己的自传的序言里信誓旦旦地宣称，判决自己“诚实”。可是令人不解的是，在同一本书里，在“反修”这同一个本质问题上，作者为自己描绘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鄙视为国际“反修”宣传所激动的芸芸众生的“超人”形象：国内“反修”实践中以成为“井冈山人”为荣的“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的形象。

　　究竟哪一个是真象，哪一个是假象呢？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70多岁。我们有过太多为国际“反修斗争”而激动，以“红宝书随身带”、“早请示，晚汇报”为理所当然，以及以戴上红卫兵袖章为荣等等当傻瓜的经历。我们用不着回避，更用不着粉饰自己当年的傻瓜经历。因为那是历史的事实。正视历史不是什么可笑的或可耻的事情。相反，歪曲历史和伪造历史，既可笑，亦可悲。

　　在《评“我判决自己诚实”》题目的最后，笔者要说的是一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

　　若干年前，网上开始流传某名人向年轻人作报告称其在北大哲学系1962级读书时，为节省一点钱来买书，吃饭时把学校发的菜票退掉，每顿饭只啃窝头不吃菜，省钱买书，云云。那时，多位对此传言颇感惊奇的老同学，曾以邮件和电话形式进行讨论。

　　一致的意见是：1963年，我们班——哲学系1962级2班确实有一位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为了买一本工具书而一段时间不吃菜。在校期间，只是一位同学有过这样的事。没有人看见，也没听说过另一位同学有过同样的事情。那么这位唯一为买一本工具书而一段时间不吃菜的同学是谁呢？

　　我没看过网上的报导，也没参加讨论。但是，事后，有一位老同学在发给我的邮件中谈到此事。他直接问我：“是他吗？”

　　答曰：“我的印象，好像是俞荣根。但是，还需要问一问，才能确定。”

　　2014年8月，老同学俞荣根应广西某单位邀请，自渝来邕讲学，事先打电话告知我。我转告马忠桂老同学，并与之约定：两家人一起为荣根接风、聚会。我让马忠桂找饭店。马忠桂说他的住地附近没有合适的饭店，让我找。于是，我让女婿刁义雄代为寻找，最后选定东葛路一家饭店。

　　荣根抵邕后，住明园饭店。下午六时，我和义雄开车赴明园饭店喜接荣根。马忠桂临时来电话称头晕，来不了，我只好请他安心在家养病。

　　那一晚，从下午六时半至十时，我全家三代老幼八人与远道而来的俞荣根老同学欢聚。我与荣根自1968年北大一别，转眼已过去46年！想当年，我们二人都是班上来自农村的穷小子。相似的出身决定了我们具有较多共同语言。四十多年来第一次重逢，话题所及，天南海北，无所不谈，聊得最多的还是当年的一些辛酸往事。

　　我很想验证一下自己关于当年“只啃窝头，不吃菜”那件往事的记忆力，便有意提及此事。我的话刚出口，荣根即大声说：

　　“那是我！”

　　我为自己仍有较好的记忆力而高兴。

　　注释：

　　〔1〕张惠卿：《国际反修斗争和“灰皮书”》，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

　　〔2〕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第4版，第4次印刷，第451页

　　［3］周国平著：《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