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评论周国平《我的心灵自传》3

⑶罕见的傲世轻物狂言①②③

　　傲世轻物是这本自传最明显、最突出的倾向。傲世表现为抬高自己、鄙夷他人。

　　在这本书里，作者用许多文字毫不掩饰地直接夸耀自己，或者借他人之口来抬高自己。例如，“北大岁月”一节，在描写一次年级学雷锋讨论会上的发言时，他这样写：

　　“话音刚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周围的几个同学激动地握住我的手……‘你的发言才是真正的诗。’”“散会了，同学们簇拥着我朝宿舍走去。”〔1〕

　　为了说明自己具有超人的天资，他描写自己：虽然从来不听课，但是，临到考试时，只把讲义通读一遍，便能列出“二三十个我有疑问的地方，去向老师讨教。”而那位老师则当面夸奖“我的确很聪明，我提的这些问题，别人提不出来。”〔2〕

　　诸如此类黄婆卖瓜的文字令老同学们惊讶不已：六年朝夕相处，身边有这样一位英雄式的奇才，我们竟然不曾察觉！是大家太迟钝，还是自传作者太敢于自吹？答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在这本自传里，鄙夷他人的文字几乎无所不在。鄙夷是有指向性的。它指向面之宽，达到令人吃惊程度——指向作者学习和工作过的所有的地方和单位，包括北大、广西资源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包括老师、同学、朋友、同事。具体地说：

　　①　鄙视北大和北大哲学系

　　中国人把培养自己、教育自己的学校称为母校。中国人对母校深怀感激之情。感恩母校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方面。周国平困顿于广西资源县时，曾经揣着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毕业文凭，给广西大学、广西师院和桂林地委组织部等单位写信，要求“专业对口”，但是，成名后的周国平在自传里对北大和北大哲学系的评述，却充斥着鄙夷和嘲讽意味，难觅感恩踪影：

　　“我是抱着做学问的理想进北大的，进来后发现，北大并不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3〕

　　“从进北大开始，世英就是我的引路人”：〔4〕

　　“他不但改变了我在北大的生活，而且影响了我的一生”；〔5〕

　　“我在北大一共生活了六年……当我回顾我的北大岁月时，与郭世英的交往无疑是最难忘也最重要的篇章。我完全有理由说，我从这一交往中学到的东西，远比哲学系全部课程所教给我的更多，当然也更本质”。〔6〕

　　这就是周国平对北大的总体评价。这一评价是周国平在关于周国平是怎样成为周国平的叙述中断然做出并反复强调的。他以亲身体验为依据，实际上作了两个互有联系的断言。其一是断言“北大不是做学问的地方”，其二是断言周国平是郭世英培养出来的，北大培养不出周国平。

　　周国平只有一个。谁还能说周国平关于自己是谁培养出来的这一说法不对呢？所以，他的第二个断语纯属私人权利。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人们无须理会。

　　但是，他那使人大吃一惊的第一个断语所涉及的问题，却远远超出了私人权利的范围。读者须得细加分析。

　　在我看来，不论在当时，还是之前或之后，迄今为止，一般人都知道，北大肯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或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北大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重要的国家品牌之一，决非“不是做学问的好地方”，而是相反，即北大是做学问的好地方。这是无须争辩的。这一无须争辩的结论是我国人民对北大的传统校风、师资队伍，办学条件、教学设备、专业建设、教学管理、学风现状、教学和科研成果等综合考评的社会结论，是历史的、实践的沉积。它形成了国人对北大之历史信用的广泛认同。

　　周国平却置北大的传统校风、师资队伍，办学条件、教学设备、专业建设、教学管理、学风现状、教学和科研成果于不顾，仅以当时哲学系某些“教条的课”和“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为由，便断言“北大不是做学问的地方”。

　　诚然，今天看来，20世纪60年代，我国哲学等学科课程有教条性、局限性和片面性等许多问题。当时教学环境的政治化倾向更是众所周知的。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不仅北大是这样，整个国家无不如此。它是由各种历史条件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今天，人们回过头去，实事求是地研究当时教育领域的各种问题及其产生的前因后果，这是必要的。但是，研究为的是吸取历史的教训，为了向前看，决不可把历史问题绝对化地孤立起来，决不可否定历史。

　　周国平的自传不是研究历史的著作，但它肯定涉及对历史现象的评论。这种评论无疑应该遵循历史主义的原则和辩证的方法。遗憾的是，他没有这样做。相反，为了宣扬自己具有行高于人的悟性，他蓄意把一段时间某些“教条的课程”和“高度政治化的环境”等现象，当作他的悟性、性情和行为的对立物，从历史的联系中孤立地、绝对化地抽取出来。在那支非历史、非哲学的笔的描述下，“教条的课程”和“高度政治化的环境”等现象，失去了历史的原味，变成为美化作者服务的奴婢。在我们这些亲历那个时代之痛的人看来，把一个尚未看过多少书（连许多同学在中学阶段已经看过的《牛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书，他却没看过）的、慕名考进北大哲学系的未成年人的自己，描写成为“进来之后”就能看出“课程教条化和高度政治化的环境”问题，并语出惊人地断定“北大并不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这样的口气、这样的描写，太不把读者的智商当一回事啦！

　　透过那些哗众取宠的语言去思考，人们不难发现：按照周国平的断语，包括传统精神、师资队伍，办学条件、专业建设、教学设备、教学管理、学风状况、教学和科研成果在内的百年北大，竟然不及一个郭世英和他从家里零星带来的几本俄国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如此说来，国家培养人才，岂不变得十分简单：只须多找几个类似郭世英那样的人物，多印几本西方现代小说即可，还有必要花那么大的劲去建设现代化的学校吗！

　　②　鄙视老师

　　读者只要翻开第79页至第82页便会一目了然。出于对老师的尊重，本文作者不愿重复那些偏颇之言。

　　③　鄙视同学

　　自传第97页有这样一段话：

　　“有一回，陈老师兴冲冲地约我去冯定家里，给这位写了一本流传甚广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的著名红色教授祝寿，我躲掉了，而另几个同学却争相前往，引以为荣。当时报考哲学系的学生，多数是中学里当学生干部的，他们认为读哲学就是搞政治、当干部。事实上，那时候哲学系学生毕业后的主要去向的确是政府机关。可以想象，在这样的背景下，真正对精神事物感兴趣的人必然寥寥无几。”〔7〕

　　本文作者不知道有给冯定祝寿的事情。我知道的是，1963年春节，班委会组织同学们按学科分组去向任课老师拜年。我是党史课代表，被指定为组长，和6－7位同学一起到了周国平在书里写的“他一边抚摸八字须，一边大谈自己的光荣历史”的老师家里。大家拘束而客气地向老师表示节日问候。我们在那位老师家里坐了大约三十分钟，便告辞了。这种礼节性的访问，是尊重老师和增进师生联系的一种形式。我没感觉出有哪一个同学有什么别的谋求之企图。

　　也许周国平确实有过上述经历，但是，他所写的内容符合不符合他自己的经历和他的思想，这是一回事，而他在自己的经历中对别人的揣摸和评价符合不符合被揣摸、被评价者的情况和被揣摸、被评价者的思想，则是另一回事。

　　现在我们来分析上述引文。

　　“当时报考哲学系的学生，多数是中学里当学生干部的，他们认为读哲学就是搞政治、当干部。”——我接触到的哲学系老同学，没有人认同这一说法。相反，多数同学对这一说法的态度是厌恶和反感。书里没有给出任何调查数据和事实材料。读者有理由知道，“他们认为读哲学就是搞政治、当干部。”这个断语是怎样得来的！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背景下，真正对精神事物感兴趣的人必然寥寥无几。”

　　联系前后文不难看出，在这里，周国平说的应该是：哲学系学生多数都热衷于搞政治，真正对哲学感兴趣者寥寥无几。但是，他却故意把“哲学”换作“精神事物”。历史说明，北大哲学系学生多数都认定哲学是自己的专业，多数同学都以严肃和勤奋的态度投身于专业学习。在校期间，哲学系同学和其他专业的同学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三点一线”上往返奔波。历史的事实决不是一句“可以想象”所能否定的。当然，由于受到时代条件的影响，同学们对专业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特点和局限性。但是，决不能由此便简单地断定，哲学系同学真正对哲学感兴趣者寥寥无几。

　　更令我不解的是，自传在描述“另外几个同学却争相前往，引以为荣”时，引申到所谓“当时报考哲学系的学生，多数是中学里当学生干部的，他们认为读哲学就是搞政治、当干部。……”这是什么意思？即使陈老师邀请几个同学去为冯定祝寿确有其事，即使几个同学“争相前往”也确有其事，那么，这同“搞政治、当干部”有何相干？为何要扯出这些东西来？显然，从全文来看，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周国平的话里暗含着另一个不便说出来的判断：“争相前往的”同学，乃至哲学系多数同学都热衷于巴结名人权贵，并企图通过巴结名人权贵之类的活动来实现“搞政治、当干部”的目的。

　　不需要任何调查，由班上几个同学如何如何便可以随意推出“当时报考哲学系的学生，多数”如何如何，进而又推出全部哲学系学生“真正对精神事物感兴趣的人必然寥寥无几”。不需要任何调查，便可把几个同学的好奇心同凭空猜测的哲学系多数同学的政治欲求隐晦地扯在一起。这就是“当今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的哲学智慧吗？

　　下面是一位老同学写给我的对此事的回忆和对周国平的评论：

　　我们老同学们说起他的自传，最不感冒的是肆意贬损自己同学。您的“行异”“名动”一文已澄清不少事实，譬如陈老师带领部分同学去向冯定先生贺节那事。那天，我刚好在寢室，也参与了。周同学是否“躲掉”，又如何“躲掉”，我不知道。陈老师并没有事先设定什么人才能去的名单再由自己或交班干部个别通知，谁在寝室，谁就可以去，完全是随机性的，用不着“躲”，也不必要“争”，哪有什么“争相前往，引以为荣”的情景发生！况且，周同学如果真的“躲掉”了，又哪能看得到“争相前往，引以为荣”的情景！他这样写，无非是说我们庸俗以衬托他的高雅。

　　注释

　　〔1〕、〔2〕、〔3〕、〔4〕、〔5〕、〔6〕、〔7〕周国平著：《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84页、第83页、第83页、第96页、第69页、第72页、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