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也是个千疮百孔的病人。一部历史，就是一部病历和伤痛史。时代只是个冷漠的旁观者，不会对任何人负责。每当夜深人静，辛永林如同匍匐在如山的病历堆里，品味着自己的那份痛苦，在心灵的炼狱中暗暗哭泣。关键时刻见真情，见正义。至少有四个人没和那些别有用心者、无聊者、受蒙蔽者同流合污，坚决和他站在一起，替他辟谣替他鸣不平替他鼓与呼。第一个人是妻子常丽，别看他们结婚几十年风风雨雨打打闹闹，但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常丽绝不动摇夫妻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她坚信丈夫的人品，给予他极大的关怀和慰籍。别说丈夫做不出那种猥琐下流的事，就是丈夫失足犯了作风方面的错误，她也要宽容和原谅。女人活到这个岁数，才真正理解了男人，他们比女人活得更苦更累。尤其是自己的男人，活得更不容易。今后，丈夫还不知道有多少坎坷的路要走，是怎样的结局。那天，呼啸的大风刮得这座城市尘土飞扬，如同一位沧桑的男低音断断续续地吟唱：

一个男人要走多少条路

才能称得上男人

一只白鸽要飞过多少海洋

才能在沙滩上入眠

炮弹要飞多少次

才能将其永远禁缚

朋友，答案都在风中飘荡

常丽不但理解了自己的男人，更从心尖上怜悯自己的男人。如果说“女人是用来疼的”，男人岂不是如此？表面上看，只要男人没有特殊原因，都会娶个老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男人都能娶个真正意义上的老婆。许多男人只是形式上结婚，实际上是进了监狱娶个女看守。许多男人以为自己进到安乐窝，岂不知是钻进森林睡进母狼窝。许多男人以为找到了终生伴侣，实际上是终生伴着一只母老虎。有的男人卖身为奴一样，投靠一个女奴隶主。有的男人如同被拐卖，终生面对一个残酷虐待“儿子”的恶母……许多男人只剩下华山天险一条路，所谓的妻子却死守着男人求生的路口，把可怜的男人一步步逼向深渊……让辛永林啼笑皆非的是，常丽理解和同情自己的原因，竟建立在完全相信“办公室丑行”的事实基础上。只要报纸上刊登的铅字，常丽就坚信不疑。她把丈夫的一切过错全归咎于自己，深深地忏悔。据说临死前最无怨无悔的男人，就是一生尽情地风流过。男人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不曾风流过。没风流过的男人不算真正的男人。女人一生为情为爱为生存而性，男人则为性而情而爱而奋斗而牺牲。男人和女人是什么？就是两个活着的放大的性器官。假如自己贤惠、假如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如自己不愿意做，把男人推向心仪女人的怀抱，也许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就好比哄不好自己的孩子，送给别人抱一抱，也许就不哭了。男人就是馋嘴的牲口，尽管用笼头栓着用手牵着，一有机会，总要偷吃一口路边的玉米和黄豆。难道偷嘴的牲口就不是牲口、就该杀了吃肉？让牲口吃饱喝足，它还能偷嘴吗？

常丽的那些“假如”，就是一个糊涂的老母亲，该女儿做的事情不让做，不该做的事情瞎教唆。她那正常女人的心智越来越迷乱，整天胡思乱想。她翻过来覆过去，觉得自己欠丈夫太多。她不向任何人请教，自己为自己决断：假如找个替身让丈夫风流一回，也许能挽回“办公室事件”的过失。她犹豫再三，决心下此生中最大一次赌注。她早看出来，对门的姜丽对丈夫有好感，离婚后一直没再婚。那天她刚要敲开姜丽家门，突然感到自己的荒唐，差点又把丈夫推下万丈深渊。丈夫现在最需要的绝不是风流和女人，而是她的体贴、理解和同情。

辛永林的第二个同情者，是女儿辛未。自从上了高中，女儿才真正懂事了，有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女儿对这件事情的理解虽然简单，却比妻子有效得多。

当辛未知道“套间门事件”之后，像老朋友一样拍着爸爸的肩膀，说：“爸爸，第一，因为好人多蒙冤，所以我百分之百相信你是冤枉的。第二，别人不把你当回事儿，你也别把他们当回事儿，就相互抵消了。第三，向我学习，我行我素，该怎么做还怎么做，更证明你问心无愧。第四，借这次机会放弃一切烦恼，高高兴兴地活着。第五，不愿意工作就不干，到河边钓鱼去。第六，实在感到窝火，就和他们打官司，”自豪地，“就像我，受了那么多冤枉，不也过来了吗？”父女俩会意地哈哈大笑。那一刻，辛永林的一切烦恼和沮丧烟消云散。辛未坚定地表示，自己在报考大学时就报法律专业，将来专门为爸爸这样的人打官司。

辛永林感动地说：“只要爸爸有口气，就做你的阿富汗毛驴，累断驴腿也在所不惜。”离高考还有半年时间，辛未就怕考出“一本”成绩，因为报错志愿上了“三本”大学。辛永林早已把中考、高考这套程序研究到家，烂熟于心。那天，他形象地向妻子和女儿解释：“考生就像站在高高的楼顶上义无返顾的跳楼者，填报高考志愿，就是几项措施营救。考生被第一志愿录取，如同跳楼者没等跳下去，就被成功营救；考生被第二志愿录取，如同跳楼者落在阳台上，虽然受了伤，却保住了性命。第三志愿，跳楼者不幸落到楼下，能不能落到气垫上，就看运气了。考生进入一批本科线，相当于吃了头一桌丰盛宴席；进入二批本科线，就得吃残汤剩饭；进入三批本科线，只剩下骨头、鱼刺和菜汤，就得将就吃了。”

常丽和辛未放心地说：“这回心里有底了，到时候不用问别人了。”辛永林拿出一本厚厚的《高考指南》，说：“我早开始研究了，你们放心吧。”

第三位同情者，是市“人大”刘主任。事情发生后，刘主任悔恨难当。他本想让辛永林脱颖而出，在重要岗位上发挥更大作用，没想到竟把他推进了深渊。他在自责中，也用了数不清的“假如”。这些“假如”是无数个添乱的捣蛋鬼，对事情的解决没有任何积极作用。他作了多次检讨，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他和黄部长面对面交锋，为辛永林辟谣，并向市领导呈送情况说明，澄清事情真相。要不是刘主任不遗余力地为辛永林正名，他早就被罢免了主任职务。

第四位同情者，是市委书记万卫东。他在百忙之中，特地抽出时间来了趟机关，和辛永林谈了一个多小时。万书记推心置腹地对他说：“在历史上，你要记取南宋岳飞的悲剧。岳飞和你辛永林的共同点很多，也是刚正清廉的清官，同时对政治毫无头脑，根本没有政治智慧。他的忠诚正直既为皇上所欣赏，也最终走向了断头台。因为不懂政治，所以他在劫难逃。岳飞不懂政治禁忌情有可原，你应该懂！你写《火烧钉子户》的时候，我就严厉地批评过你。假如你不记我的仇、假如你听从我一点点告诫，完全不会出现今天的局面。我不认为这是一起偶然事件，没有这架摇椅，你也会面临其他万劫不复的深渊。因此，你现在的结局也是逃不掉的。你放心，我会全力为你澄清事情真相。”

那天，辛永林第一次被万书记的真诚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这之前，辛永林悔恨的心情难以自制。那来自方方面面的“假如”，如同斗牛场上红了眼的公牛，把他浑身上下挑得千疮百孔。万书记的话给他吃了定心丸，进一步增强了自信。如果连这点公正都无法确立，任职不任职申辩不申辩，没有任何意义。他吸取以前的教训，开始准备后路。退休后，他可以做晚会导演，当业余演员，也可以当作家和诗人。

巴穷根讲过，在旧社会谁想当胡子，用布包了笤帚疙瘩往腰上一别，就成了。有个瘫子用灯烟灰画了副大胡子，穿件长衫坐在十字路口，腰间别把包着红布的笤帚疙瘩，每当有人路过，一拍腰间的“真家伙”：“想让我起来吗？我起来就费事了！”过路人只得乖乖留下买路钱。这些年，谁能蓄一部大胡子戴顶鸭舌帽肩挎牛皮包，光膀子穿一件缀满口袋的皮马甲，谁就是导演。谁会玩刁钻再会玩女人，脸上再生出犀牛角和象牙之类的吓人东西，就是名导演。谁能在洋人那里讲祖先和父老乡亲的黄色笑话，暴露兄弟姐妹的隐私，还能成为国际大导演。演员更好当了，哪个女人头天晚上和导演睡觉，天亮就是演员。哪个能把人吓成精神病的丑八怪、豁上脸耍嘴皮子闹怪，三天之内就被哪个剧组挖走挑大梁。一位在田间地头放驴的驴倌，能像驴一样尥蹶子放屁嚎叫而成了荧屏硬汉。一些本来朴朴实实的好男人好女人，干活干累了，感叹命运不公，抛家舍业上蹿下跳，或露出獠牙憨笑或尖利狂嚎，居然也星光灿烂。当整个社会的审美集体无意识，这些形形色色的男女就成了明星，有相当一部分人还穿上了军装。辛永林一想又泄气了，自己既做不成导演也当不上演员，穿军装更是梦想，那就当作家去。

当年建设西部某火箭基地时，一对军人夫妻相互保密十几年，不知道同在一个部队做同一种工作。曾担任医院大合唱《登攀》领唱的常丽，不知道歌词作者是丈夫辛永林，一直以为是万主任的大手笔。当她知道《登攀》是自己与丈夫冷战的产物，用忏悔架起一座横跨大河的铁路大桥，满载对丈夫敬佩的情感列车，风驰电掣般“轰隆隆”地通过。她对丈夫的文才更加欣赏，不仅是一枝写材料的笔杆子，更应该是一位大作家！他的如橼巨笔，不应该总为别人做嫁衣裳，应该创作一部关于自己人生经历的大部头。那当时，常丽就一眼看准丈夫身上的作家潜质。当她把想法告诉丈夫，辛永林竟不屑一顾：“作家都是纸上谈兵，小说写得再好，能为巴穷村通上电吗？能把老百姓的饭碗装满吗？”常丽反驳：“被你用去的墨水、钢笔和稿纸钱，也够通上电了，也能把老百姓的饭碗装满。”

辛永林可以把妻子的话当耳旁风，但是群众的眼睛是Ｘ光机、Ｂ超和ＣＴ，还是太空望远镜，早已遥望到他的文学前景。许多人对他说，他的性格不适合复杂诡谲的官场，应该做一位敢于直抒胸臆的报告文学作家，要是写长篇小说，早就成了大作家。辛永林认为自己天生就是机关干部的料，让他改行，除非做人民的拧绳师或者“一掂准”售货员，除此之外，他还没考虑其他职业。

但是，辛永林仍对作家这种职业予以关注。职业作家领域是一个特殊的精神世界，是灵魂的工程师。文艺作品和文秘材料不同，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种记录，被外国人誉为“是上帝与人类沟通的使者”。也有些作家，或被生活的窘迫或被精神的梦魇逼进死胡同，就和当初他被逼进胡同里拧绳一样，把创作当成改变命运、拯救灵魂的救命稻草。他们在一具具腐尸中翻找尚活着的灵魂，进行肢解拼接，组合成一个个想象中的完美人物。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类不思考，上帝更得哈哈大笑。眼下有的作家的状态就像到了弥留之际，只关注天堂和地狱，离现实中尖锐的社会矛盾、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和公平正义渐行渐远。辛永林靠嘴吃饭，作家靠鼻饲，开的是两股窍。他试图写出《登攀》那类歌词，一次都没成功，就如同将过期的胶卷装进照相机，已经完全不能感光了。

也许在“冷战”中睡沙发被束缚太久的缘故，给辛永林的睡眠留下了后遗症。别看他平日里面含微笑十分和善，睡相却狰狞可怕。他从来没动手打过人，睡梦中一翻身就抡胳膊。他的手没碰到常丽，也没碰到墙壁和床头床帮。有天夜里，他接连翻了三次身抡了三次胳膊，一次都没抡好。第一次他的手“嘎巴”一声打在床沿上，疼得他“哎哟”一声醒过来，翻个身睡过去。第二次他的手“嘎嘣”一声打在床头柜上，疼得他倒吸一口冷气，翻个身又睡过去。第三次他的手“啪叽”一下拍在墙上，反而无动于衷，没醒也没翻身。常丽一边给他揉手，一边心疼地小声念叨：“你的手打得这么重，不知道疼啊？”蒙胧状态下的辛永林，倒象一个真正的诗人，如同即将醒来的植物人那样，哼哼唧唧随口吟道：

睡梦中

我的手连碰三下

第一下碰到心

第二下碰到疼痛

第三下碰到麻木

什么都没碰到的手　　　　　　　　　　　

等于没有手

蜕变的手

帮助双脚走路

辛永林吟完诗翻过身，又睡成了植物人。常丽打开台灯记下诗句，第二天念给丈夫听。辛永林不承认自己有特异功能，能在梦中吟诗，再说也不像诗，像是用猫肉、老鼠肉冒充羊肉串穿成的顺口溜。常丽瞒着丈夫，把诗送到报社。编辑先看了一眼辛永林的名字，加个题目《爬》，三天后发表在文艺副刊上。这一回，辛永林也对自己刮目相看了。他改变了对作家的偏见，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想探究自己与作家之间的距离。可惜，他都没机会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作家。

没几天，一家著名电视台连续播放作家访谈录。每天晚上，他和常丽都准时观看。有的作家卖乖，说他本来想做大事，如同老鼠不慎碰翻了夹子，稀里糊涂地当了作家。有的作家甜蜜撒娇，说为了让老婆高兴才当作家，作品没等发表就先出了名。有的作家是馋出来的，以为作家顿顿吃红烧肉……古稀之年的老作家，喋喋不休如同锈迹斑斑的老锯磨牙。稚气未脱的年轻作家，刚生出汗毛就辣手摧花。城市作家不是患了意淫和露阴癖，再是穿上白大褂扮演“伟哥”“伟姐”，用笔尖为少男少女们注射荷尔蒙。乡土作家裹起小脚三门不出四户假装囤积居奇，在肥沃的良田里培育稗草，怎去解读金秋十月的大囤子满来小囤子流？刚有点读者的作家又犯了“角儿脾气”，动辄以“搁笔”威胁撂挑子不干。有的“家”上演苦肉计扮成“苦行者”，捞足钱再冒充“驴友”开溜。辛永林和常丽刚要换频道，女作家们开始闪亮出场。只要吓不死鳄鱼和眼镜蛇的，都被称作“美女作家”。有的如同蜘蛛，用器官拉丝写作。有的写妓女也当妓女，赤条条裸写还说有人动了我内裤。有的良家女子假扮妓女写作，靠封面和题目打开畅销大门，成功地在“次生林”中保住弥足珍贵的“原生林”。最可悲可怜的是那种“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她们是地地道道的土鸡、从农家小院里跑出来闲逛的“溜达鸡”，挣命下了几个蛋就“咯咯哒”地叫个不停，标榜自己吃了化学饲料生了洋蛋，岂不知蛋壳上还沾有菜筋儿和糠屑。接着出场的是一位灰头土脸、操一口浓重方言的乡土作家，仿佛经年窖藏刚从土里挖出来。作家牙齿和嘴唇乌黑，似乎耽于写作错把墨水当成牛奶，也可能被烟熏茶沤心脏功能不全形成的紫疳。他双手不时从外向内一抓、手腕一翻又抛出，似不良气功大师攫取对方精华占为己有、再把自身浊气抓出塞给对方。年轻漂亮的女主持不但没扔下话筒落荒而逃，还扮出顶礼膜拜的样子没话找话。借此机会，那作家推销自己一本类似描写一群鳝鱼与泥鳅玩空手道、斗智斗勇耍滑头的新著。镜头切换，引领观众参观作家书房。书房墙壁不像刮大白也不像贴壁纸，倒像透水形成的斑渍、大块墙皮脱落仍覆盖在墙面上。那些斑渍也不像书法，倒像节肢动物在画轴宣纸上蜿蜒蛇行。作家宽大的书桌周围，用珍禽异兽标本筑成环形工事，不知大开杀戒的刽子手是否逍遥法外。空中悬下一盏大红灯笼，一丝烟缕似一根铅垂线直接天棚，大概被作家用来确定中心思想和作品立意。辛永林看那人也不像作家，倒像一个装神弄鬼的神汉。节目本该结束，又出来一位涉水上岸、手托一坨烂泥的诗人。辛永林和常丽莫名其妙，以为诗人在搞关于诗的行为艺术。听了诗人声泪俱下的朗诵，他们的眼睛也不由地湿润。有位诗人曾经自豪地写道：诗歌是一盏泥灯／最古老却最不易消失。诗人是以这种独特的形式，表达诗歌和诗人对现实的妥协和无奈。诗人一边朗诵一边哭，辛永林眼前顿时模糊不清，仿佛视网膜被涂了一层泥障。在以后的节目中，有的评论家撕开胸膛扒出良心喂狗，谁抢到一块苞米饼子，谁的笔就如同狗尾巴一样摇动。“匠爷”们厚起脸皮，趁乱穿上油渍渍的大褂充当厨师颠起炒勺，把各种古典名著抢来“清蒸”“油炸”“水煮”“水发”，贴上自己的标签如同武大郎卖炊饼沿街叫卖。他们拆了“红楼”椽子养蘑菇，推倒“三国”城池水寨盖鸡舍；“水发”后独吞唐僧肉，劈开孙悟空的金箍棒做牙签，用沙和尚熬甲鱼汤，把可怜的猪八戒哄进垃圾场，戏说历史也在戏说自己。接着，又冒出若干为人锔盆、锔碗、锔缸、补锅、抬尿罐子、剥脚气、挖耳屎、擦鼻涕、拔白头发、挠痒痒、捉虱子、揩屁股、缝裤裆的大师。大师们就是“老房西”家大榆树上的斑鸠，先摔死别人的孩子，再把稀屎拉到喜鹊辛辛苦苦垒好的窝巢内，舍我其谁独霸一方……有个常年背只大皮包骟猪的人，也冒充编剧和剧作家。他的特长是专门偷改别人写好的剧本，如同趁别的男人不在家，去为人家老婆检查妇科病，再象征性敷点药。这就是先知先觉的人群？辛永林顿时没了底气，作家不当也罢。

常丽也认为，丈夫不熟悉任何一种水生动物，也不贪吃红烧肉。让他挖耳屎更得出事，一下就能把人的耳鼓膜挖漏。以后睡觉老实点，手别乱碰，别再胡乱吟诗就是了。再说，所谓的“套间门事件”算什么？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以后老老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工作只求奉献不求索取，怎么也能平安熬到退休。这些年，万主任是武松，辛永林就是武松那只被方腊砍掉的胳膊，被砍掉数次又数次缝合。不信万主任偏执到那种程度，连左膀右臂都歌舍不要。有的人连《论语》和“莎士比亚”都敢修改，辛永林也跃跃欲试，斗胆修改鲁迅：“其实地上本没有（绝）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绝）路。”那好，不走绝路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