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主任领导下的机关，被誉为学习型机关，每半个月举行一次读书辅导会。那天在资料室，万主任偶然翻阅曾经风行一时的国外畅销书《谁动了我的奶酪》。他感到书中阐述的理念，仍有现实意义。政治和经济是一对龙凤胎，能影响经济的理念必然会对政治有所推动。很有必要倡导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不做守着奶酪故步自封的老鼠，要做那只不断寻找新的奶酪的老鼠。回到办公室，万主任把这期辅导任务交给辛永林。

读书辅导会召开那天，天气特别好。机关礼堂里，阳光透过窗户照在讲台上，就像一束舞台追光投射在辛永林身上。他先从哲学角度入题，分析人的驾驭客观形势的主观能动性。他又从经济发展规律角度，阐述在市场经济的不确定状态下，如何提高人的适应性和创造性。他没有讲稿，也不参考原著，用到案例时顺手拈来，引用原著时大段背诵。被辅导者一会儿感到自己是人类，一会儿是鼠辈，或贼眉鼠眼地寻觅食物，或品尝、饕餮刚刚找到的奶酪。辛永林的辅导绘声绘色，会场上不时响起一片会意的笑声。他本该见好就收，适时结束精彩的辅导，他非在已拧紧的螺丝扣上，再狠狠地拧上几扳子，直至把螺丝拧错扣。

辛永林说：“归根到底一句话，主动找食就有饭吃，被动吃老本就得饿死，就没了饭碗……”他一讲到饭碗两个字，白发苍苍的张大娘和张大爷就在冥冥中出现。他们手捧盛满野菜的青花五彩大海碗，颌动没了牙齿的嘴巴对他说：“孩子，在这边没有饱饭吃，到了那边也是饿死鬼。在这边受穷，到了那边也是穷光蛋……到了鬼节那天，多给大爷大娘供几个苞米面饼子，我们再给老祖宗带去几个，不管在哪边，那东西都抗饿……”顿时，辛永林眼前出现另一种情景：四周布满如同洞庭湖闹鼠患那样密密麻麻的洞口，每只老鼠都捧着金碗银碗钛合金碗纳米材料制成的碗，里面装满吃不完的奶酪。那个一直在他脑海里沉浮的理念，如同二踢脚脱口而出，随即在礼堂内炸响：“只有让老百姓吃上奶酪，我们才有吃不完的奶酪！否则，最先饿死的应该是我们！如何分蛋糕，应该制定标准和规则，就是分配方案！做为政治机关，就是要营造一个都能找到奶酪的途径和源头！不同阶层，付出同样的劳动，有的吃有的看，就会将民意逼进胡同……”

辛永林话一出口，台下的人们顿时被震惊，以为辛永林受万主任委托，传递减裁冗员的信号。大家屏住呼吸，仿佛根据每个人肺活量的大小决定去留。

万主任及时插话：“我们今天召开的，还是机关内部读书辅导会。眼下，改革开放正处在转型期。什么叫转型期？就是确定寻找奶酪的最佳路线的时间段。只有及时转型、会转型，才能找到奶酪。许多导向性问题，必须在不断的探索与调整中逐步完善。机关有自己的工作性质和职能，不是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商家和企业。这些年，不是有许多人向往美国吗？我们站在奶酪这个角度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白宫和五角大楼里，有大群奶牛吃草和产奶吗？没有。但是，却有奶酪加工制作厨间。我不是混淆视听，是让大家领会不同的内涵。因为我们走的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不能只看多少人手指被切，多少人得了血癌，多少环境被污染多少山河破碎；更应该看到，我们正在创造前所未有的伟大奇迹！领导机关不生产牛奶也不加工奶酪，但是，我们能给予劳动者以先进的精神力量，为他们制定好的政策和法律保障，不断为他们创造发展个人技能和智慧的时空条件，因此，奇迹就一个个诞生了！为什么人民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政府？因为政府比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能带领他们去做个人绝对无法做成的大事，最大限度地增加他们的财富，让他们快乐而幸福地生活，实现个人的理想和人生价值！这本书已经不流行了，我为什么仍提倡大家读这本书？因为机关不是真空，党政干部也不是天外来客，也需要寻找奶酪！除了启发我们的思想检讨自身不足，还要充分了解市场运作规律，更好地为发展经济服务。如果把体制改革这一严肃的命题，错误地将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改制混为一谈，模糊两条截然不同的概念，不但不负责任，而且极其危险！只要勤勤恳恳工作，圆满完成工作任务；门不难进，脸不难看，事不难办，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你就有吃不完的奶酪！”

万主任的插话，给每个人呼吸道插进一根氧气管，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热烈的掌声，如同骤然降落的暴雨。无数双手掌快速拍击，像快速扇动着一对对小鸭翅膀，似要从一只只手腕上飞走。谙熟鼠语的万主任，传递给老鼠们相反信息：只要不做那只不安分的老鼠，才有吃不完的奶酪。没有奶酪可吃的，恰恰是那只不肯安分的老鼠。辛永林照样不说一句谦虚话和奉承话，他已经拧错螺丝扣，还要重新钻孔定位：“我们总理在他的施政报告中讲过三句话，至今言之凿凿音犹在耳：有权要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建设一个取信于民的法制政府，已刻不容缓，怎能光说不做？我们喊了许多年这个有责那个有责，为什么不在各级政府办公大楼前，竖一面广告牌：老百姓的生老病死，我们有责……”

万主任急忙打断：“老辛，今天的辅导会开到这儿，散会！”

别看万主任一向提倡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但是，你只要进了他领导下的机关，就像蛤蟆跳进大明湖，都得丧失鸣叫功能。每当这时，万主任就要演算“留与不留辛永林”的四则混合运算题，结果只剩下一点余数：有了辛永林会有许多麻烦，没有辛永林会有许多不便。这点余数，成了他继续留用辛永林的理由。

辛永林对问题剖析所带来的震撼，仍在每个机关干部的心灵上留下余音。万主任认为，辛永林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影响。如何用他的负面影响来扩大正面影响，很让万主任费了一番脑筋。那天他灵机一动，把辛永林的观点当做跃向深渊的老羊；一个新的创意，就是踏着老羊后背跃上对面悬崖的小羊：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分批进行为期二十天的“生存体验”，去寻找新的奶酪。

在动员大会上，万主任说：“多年来，我们机关形成了可贵的读书之风和理论研究之风，这种好的传统要一直保持下去。我们不怕争论问题，越争论思路越清晰，是非越分明。我们要坚决克服空对空的理论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在这次生存体验活动中，每位干部只许带两天基本生活费，深刻体验失业工人和失地农民、农民工、打工者等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加深对他们的了解，增加对他们的感情，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帮助他们找到新的奶酪。”

继《再摸秃子头，神奇变绿洲》之后，白处长又发表一篇环保题材长篇通讯《绿莹莹的水来湖蓝蓝的天》。这回他长了记性，把麻烦引向万里之遥，写的是南方某湖区管理部门几十年如一日抓环保。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该湖区暴发大规模蓝藻，市民们纷纷抢购矿泉水。当地有关部门要来追责，吓得白处长请了病假住进医院。万主任不再袒护他，毫不客气地放了他长假。风头一过，得知机关要搞“生存体验”，白处长就和装修工揽活一样，马上跑回机关向万主任请缨。万主任严肃地说：“这些年你一直在稿纸上刮大白，我建议你做一次真正的刮大白工人，体验如何往墙上刮大白，对你会有更深刻的体会和启发。”

白处长当即表示，马上去劳务市场进行体验，做一回真正的刮大白工人。

在熙熙攘攘的劳务市场里，白处长在脚下摆好“专业刮大白”的纸壳子，蹲了三天也没人雇他，仿佛都知道他是假冒。第四天，他送给一位站摊农民工两盒烟，那人带他到一住户家装修。白处长操起真正的刮板，将真正的大白浆刮向真正的墙面。隔行不隔理，白处长理应把大白刮好才对。结果一部分大白浆被他刮到墙上，一部分沾在脸上身上，一部分掉在地面上。墙面被他刮得凸凹不平疙疙瘩瘩，如同麻子脸生满痤疮。看他不像干活而是故意糟蹋人，带他来的那个农民工让他赶紧离开，否则房主来了就得一起滚蛋。拿起刮板那一刻，白处长就产生了一系列绝妙构思，哪能轻易放弃？撕扯中，白处长一屁股坐进盛满大白浆的大盆里。户主是个火暴脾气，进来一看，墙面和地面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狠扇白处长两个大耳光把他赶走。白处长不敢出门，在家里用热毛巾敷脸。他的笔一刻不停地在稿纸上“刮大白”，写出《论劳务市场内在潜力的挖掘与外向发展之浅见》、《在新时期的新型雇佣关系中透视新的审美文化》，两篇论文共三万余字。

改革开放初期，巴穷根错误估计形势，以为计划经济的模式永远不会变。好比一个儿孙满堂的大家庭，老人让子女们分家另过、或者诈死，实际上是在试探子女们的孝心。现在怎样把土地分下去，将来又得怎样收回去。他表面上也搞承包，背地里一直维持公社化时期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有的村干部羡慕别的村卖荒山卖土地卖河沙发大财，也蠢蠢欲动要变天。他一口说死：“只要我还喘气，任何人别想出卖巴穷村一寸土地。”开发商收买他利诱他，打巴穷村土地的主意，他不为所动。当他发现开发商背后隐藏着权势的影子，这才猛醒！他苦心经营的守疆护土的堤坝，已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当初他自以为英明盖世，现在来看多么愚蠢，痛失一个个发展机会。堤内随时堤外补，他决心奋勇直追撵上去。

巴穷根确实是个非同一般的农民，吃多大亏就能找回多大便宜。他在全国范

围内选择学习榜样，一眼盯准华西村。他害怕开发商知道他不在村里乘虚而入，就封锁消息上演空城计，夜里出发只身来到华西村，要亲自拜访吴仁宝书记。他一踏上华西村土地，顿时找到了差距。吴仁宝书记的理想和抱负，也是他曾经的梦想和野心。他们所不同的是，吴仁宝书记为了将整个华西人变成“农转非”，多年来呕心沥血奋斗，成功地让华西村变成城市，让所有华西人过上比城里人还优裕的生活！而他巴穷根则目光短浅思想局限，多年来只为自己一个人的“农转非”投机取巧，小丑一样上蹿下跳。他个人没实现梦想，全村人也受穷遭罪。他只有在有生之年一步跨出六条地垅沟，才能将巴穷村变成华西村那样的强乡名镇，让巴穷人过上城里人日子。同时，自己也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农转非”，还保住了巴穷村的土地。这让他想起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那句老话，放在这件事上仍有用。让他感到羞愧的是，他辜负了老人家的教诲。他到接待室一问，吴仁宝书记不在村里，几天后才能回来。他不能再等了，只呆了一个小时，连口水都没喝，就急匆匆坐上了返回的汽车。

巴穷根三天后在村里出现，谎称去了县里，找过去的老领导要指标办饮料厂。他一刻不耽搁，马上结合巴穷村的实际情况，借鉴华西村的发展套路，进行切实可行的规划。他充分利用巴穷村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优势，广泛招商引资，寻找合作伙伴。要想把贫穷落后的巴穷村变成现代化城镇，谈何容易？他一没钱二没靠山，在去上级要项目的过程中，碰了数不清的钉子。当初他带领两个小知青去外省讨要著作权时，练就了和领导打交道的撒手锏和拿手好戏。要不来项目，他就去主管市领导和农委主任家楼下，昼夜蹲坑守侯，喝自来水啃馒头，做好事扫大街，低三下四为领导开、关车门，卑躬屈膝做重孙子。冬天他睡在领导家墙根下，身上蒙一层白霜。夏季连雨天，他头顶一块塑料布，蹲在领导家马路对面大树下。他朴实、勤劳、坚忍、睿智、干瘦、独眼、满脸皱纹、饱经风霜的形象，在领导心中打下了深刻烙印。领导的心更是肉长的，无不被他的执着精神所感动。不为这样的基层干部解决问题，天理难容！在项目和投资分配上，领导们第一个想到他，无不为他网开一面大开绿灯。当各种项目确定，投资到位，他将巴穷村注册为“芭琼”公司，身兼总经理、董事长、法人代表三职。在他十几年的不懈努力下，“芭琼”公司发展到相当规模和水平，成为集工业、农业、加工、建筑、养殖、贸易、销售一条龙的经济联合体。企业资产积累越大，他头脑越清醒，越是提高警惕。许多像“芭琼”集团这样的农工联合体，为什么最终走上了垮台解体的不归之路？就是企业内部的内奸和外部不法商人以及贪官三方勾结，把辛辛苦苦积攒的家产蛀成空壳，最后落得个鸡飞蛋打、驴打江山马坐殿的悲惨结局。

巴穷根心知肚明，对于不法商人和贪官来说，农村最大的诱惑是土地。企业发展越大，他的心病越重；积攒的资产越多，内奸就越多。就连他精心培养的大儿子巴才茂和小儿子巴才丰，表面上和他同心同德，背地里和他离心离德。他尽管年事已高，仍大权在握。他对上上下下的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恨得咬牙切齿，每天站在毛主席像前要咒骂一百次。他并不悲观，他的哲学头脑告诉他，腐败分子不要国家和民族，共产党不能不要国家和民族。每当国家和民族到了危险关头，都会出来个大人物挽救，和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算总账。他不知道那个大人物什么时候出来，自己能不能等到那一天。他这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者，也偷偷地到“死人滩”上“哭天”“求天”，让那一天早日到来。到了病重之日，他仍无法确定接替他的人选。当那一刻终将要到来，他不得不让大儿子巴才茂接替他的总经理、法人代表职位，把董事长职位给了小儿子巴才丰。两个儿子刚上任就彻底背叛他，勾结以李立离和王罔旺为首的不法开发商和贪官，一夜之间把偌大的“巴琼”集团瓜分殆尽，变成私人囊中之物。奄奄一息的巴穷根，仍在第一时间得知“芭琼”集团解体的消息。这大大缩短他即将燃尽的生命残烛，到了弥留之际才彻底明白：“芭琼”集团最大的内奸和掘墓人不是别人，正是他巴穷根自己！他血管里流淌着的农民基因，就是世世代代潜伏着的根深蒂固的大内奸！可惜他明白得太晚，让他死不瞑目。

理论上已经死亡的巴穷根，仍不肯咽气。当辛永林来到床前时，他突然睁开独眼，用最后一点力气，倒着写下“土地”两个字。那一刻，辛永林彻底认识了巴穷根：他才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但是，他再也不能接受他的再教育了。巴穷根用无比信任的眼神看着他，像睡着了一样咽了气。

这些年，辛永林一直在关注巴穷村的变化，为“芭琼”集团出谋划策，提供许多方便和支持。他既为“芭琼”集团的发展而高兴，又为“芭琼”集团面临的危机而担忧，更为“巴琼”集团的解体而愤怒。他多次梦见自己被任命为巴穷市市委书记，为巴穷父老乡亲脱贫致富，鞠躬尽瘁，每次醒来都泪水横流。让他感到宽慰的是，天上降下个杨新潮为他替天行道，也是巴穷人民的福分。他借这次“生存体验”机会，早早去了趟巴穷村。他先拜谒了巴穷根和张大爷、大娘的坟墓，然后走访调查。他回来之后，写出调查报告《失地的农民在哭泣》。

巴穷村位于巴穷市西部地区，人口三千余人，有耕地四百余亩，荒地七千余亩。巴穷村依山傍水，有‘死人滩’大片盐碱地等待开发，投资条件极佳。除了原有的大片果园、菜园、畜牧业等固定农业资产，还兴建了特钢厂等大、中型企业几十家，是远近闻名的由贫穷落后农村变成现代化新兴城镇的典范。改革开放初期，巴穷村带头人巴穷根历经保守、停滞和观望阶段。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各种复杂情况逼迫他学习借鉴华西村的成功经验，带领巴穷村村民们经过十几年打拼，成立发展了“芭琼”企业集团，使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农村城镇化，过上了城市人生活。“芭琼”集团总经理、董事长巴穷根带领班子成员，二赴华西村参观学习，果断调整企业结构，由原来的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经营方式，转型为集钢铁、机械、水产品冷冻、果品、奶牛养殖等颇具规模的“巴琼”工农联合体，使村民一步由农民变成了企业职工，生活越来越富裕，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但是，就在被巴穷人称为“巴穷之父”的巴穷根弥留之际，村民们的幸福和未来竟在一夜之间，被几个企业干部出卖给了不法商人和贪官！

一、内外勾结、瞒报私吞、非法强占

二零××年下半年，“芭琼”集团公司总经理巴才茂、董事长巴才丰，以“被银行三亿六千万元贷款将芭琼企业买断”为承诺掩人耳目，把巴穷村三千亩土地以及“芭琼”集团几十家企业、农业、畜牧业包括三千多名居民，全部卖给开发商李立离。李立离作为回报，将“芭琼”特殊钢总公司等总计三亿元的企业，做为礼物赠送给以巴才茂和巴才丰等少数公司领导，导致民怨沸腾，与巴才茂、巴才丰、李立离、王罔旺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这些人害怕群众上访，由明目张胆的私分强占，变成官商勾结、巧立名目虚报瞒报和各种暗箱操作。他们在村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没经过村民委员会讨论通过，擅自将总价值四亿元的资产缩水为七百二十二点七万元（只占总资产的百分之二）。除了将土地拱手相让给李立离的“芭琼八岛房屋发展有限公司”之外，绝大部分财产，均被不到十个人的公司领导私吞强占！其中企业厂长占大股份的百分之五十，公司领导购买企业资产自己定价百分之二，仅用两元钱就能买到一百元钱的商品！买的越多占有量越大。剩下的一半才能分到村民们头上，人均不到三百元。

二、威胁诱骗、毁林毁田、非法倒卖土地

“芭琼”集团解体后，在开发商李立离一手掌控下，仍由原公司主要领导巴才茂和巴才丰担任村民委会领导。由于房地产开发有利可图，城市周边土地不断升值，开发商开始向远离城市有开发前景的地区圈地，囤积居奇。被划为巴穷市开发区版图的巴穷村，一夜间变成一块令房地产开发商垂涎的肥肉。在将企业变成私有财产后，巴穷村少数干部又开始打管辖下的‘死人滩’七千余亩土地的主意，想在土地非法交易中大捞一把。当李立离提出购买‘死人滩’时，正迎合了他们的贪婪之心，马上拍板成交。如果按最便宜价格出卖，政府也应收回征地规划费近亿元。在他们签定的所谓“合同”中，实际上只收回不到三分之一，免除税费高达十六项之多，给国家造成了大量的税收损失。

国家出台的《土地管理法》“总则”第二条明文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在“建设用地”中第四十五条中规定，“征用下列土地的，由国务院批准：一、基本农田。二、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三、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第四十八条，“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村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国土资源部规定，“征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是政府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审查报批和组织实施征用土地；征用土地必须依法和报省级或者国务院批准，严禁越权批准使用”。国家政策法规明文规定，乡镇买卖土地的行为，应由三分之二村民通过决议才能生效；即使经村民们通过，也要由上级有关部门层层把关审查，才能批复。开发商李立离和巴穷村的少数村干部心知肚明，这种土地交易属于违法行为，根本不会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批准。在利益驱动下，他们视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而不顾，不惜一切代价以身试法。为掩人耳目，他们以强迫手段迫使村民代表参加表决，并以让国家法律不允许的员工和临时工参加会议表决充数，否则就以开除公职相威胁。这样，所有员工和临时工，都违心地在“同意出卖土地”的合同上签字。在缺少各级有关部门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不法开发商提前开始土地开发，非法毁林一万余棵，其中超过百年树龄的大树八百余棵，其余全是超过四、五十年以上树龄的大树。过去的巴穷村风调雨顺，风景如画。现在的巴穷村一刮风尘土飞扬，生态平衡遭到了严重破坏。同时，他们还毁掉果树三万多棵。这些品种优良的苹果树、梨树、樱桃树等，都是老队长巴穷根带领村民们多年来用心血和汗水浇灌长成，是发家致富的根本，是维持家庭生活的命根子！昔日郁郁葱葱的绿水青山和花果山，一点点被蚕食成寸草不生的荒山秃岭。他们不是在毁林，而是在要巴穷村村民们的命！在非法征地同时，他们又毁掉口粮田三百余亩，使部分没有工作和生存技能的村民丧失了赖已生存的土地，不得不靠外出打零工度日。有的村民房子被开发商拆除征用，开发所谓具有高科技功能的别墅区。但是，开发商久久不予兑现拆迁补偿款，导致部分村民流离失所。其中早已摘掉“人怂”帽子的巴心闹等十余户村民，至今仍住在村边简易窝棚内，而且人畜共处一室！好不容易乘改革开放机遇变得富庶的巴穷村，现在变成了少数人一夜暴富的乐园、村民们的忧愁之地和愤怒之地！

三、巧立名目、官商勾结、行贿受贿、大搞权钱交易

国家明文规定，开放商的土地超过三年没开发使用，将无条件收回。没取得任何土地使用权的李立离，看到非法购得的土地白白闲置，不仅没取得暴利，而且日久必生后患，让他心急如火。他置国家法律法规而不顾，铤而走险，在没有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正式开发“芭琼园”高档住宅区。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楼房已经盖完并且出售热卖。与此同时，他采取行贿受贿手段，将土地化整为零，分期分段送给某部门某领导审批，批下一块开发一块。根据群众初步掌握的情况，开发商与贪官之间不但以金钱进行交易，还以商品房进行交易，其中楼号分别是：３井２—５—２，７井２—４—２，５井—５—６……“天乐园”住宅区和新建的某单位培训基地毗邻，不法开发商又将部分土地转手倒卖给培训基地，并以建“学员宿舍”的名义共同开发。在省国土资源局批发下来的土地使用文件上，注明的是兴建“学员宿舍”，开发商却建成新的住宅小区“天音园”，当做商品房高价出售，非法赢利数额巨大……

部分开发商在没有任何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竟能一次性在银行贷款数亿元！某银行行长吃到甜头，辞职到《芭琼房地产有限公司》当了副总，专门负责骗贷。他们唆使某些员工持合法职业证明和身份证，在某银行非法骗取贷款，拖过一段时间之后，再钻有关法律法规空子，采取呆帐坏帐的手段赖帐，或者以高价商品房强顶银行贷款等手段，从中谋取私利，使巨额资金化为私有。最近，当李立离得知拖欠银行数亿元贷款已经无法偿还，正紧锣密鼓地策划转移债权债务申请移民，携巨款去某国定居。笔者及时通报了有关部门进行干预，签证未获批准未能成行。就在笔者准备离开巴穷村前一天，李立离对笔者进行贿赂通融。在遭到笔者言辞拒绝之后，采取半夜三更砸窗户、投匕首等手段进行威胁。由于笔者早有准备，加上公安人员及时赶到，才化险为夷。几年来，巴穷村村民们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一次次不了了之。现在，有关责任人仍逍遥法外，照样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在笔者调查中，巴穷村村民最想知道的是，被少数人侵吞的财产，什么时候归还到他们手中？李立离和少数村干部违法乱纪的行为谁来管？什么时候给他们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什么时候还他们公道？

二零××年，巴穷市国土资源局报市政府立项，在申报建楼手续不全的情况下，违规为本局修建领导班子别墅楼和职工住宅楼，利用手中职权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别墅群已于二零××年×月竣工，并入住使用。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再这样发展下去，房屋市场的主导权早早晚晚要落到开发商的手中。为了不使这种情况恶化，政府从现在开始，就要和开发商在利益上划清界限，抓紧盘活存量土地的工作。否则的话，当开发商有能力大量捆绑银行和股东利益的时候，并日益对各级政府部门的政绩进行利益捆绑之后，政府长期博弈的能力也终将失去！通过对非法出让“死人滩”土地等项目的深入调查，令人触目惊心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我们看到的是，林业局、规划局、发改委以及土地局等多个部门集体违规。在这些领导干部心里，哪里还有为人民掌好权的意识？人民公仆该为谁服务？党心良心何在？巴穷大地在流泪！失地的巴穷农民在哭泣！“芭琼”集团创始人巴穷根死不瞑目！

第一批机关干部“生存体验”结束，没达到万主任预期的效果。节外生枝的是，辛永林又搞回这样一篇调查报告，他的心情更加沉重。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问题在所难免，有些问题严峻，已经到非整改不可的程度。也有一种人，偏激片面鼠目寸光，看不到主流和前景，专盯问题不放。这种逻辑上的混乱，和“饭碗说”和“奶酪说”同出一辙。为了彻底纠正偏向，万主任请来本地著名的经济学家皇甫，和辛永林一起讨论问题。万主任给予皇甫极高度评价，称他是一位可信的有良心的经济学专家，“真正走到经济学门口”。他说：“皇甫教授用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使位于多处选择的人们果断地确定了适合自身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市场经济向良性方向发展。对于农民的现实状况，皇甫教授同样做了深入调查和研究。和皇甫教授进行交流，会使许多认识上的偏颇得到纠正。”

对于皇甫这类经济学专家，辛永林再清楚不过。在改革开放初期，皇甫还能脚踏实地研究课题，认认真真作学问，对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确实起过积极作用。随着头衔的增加，皇甫就飘飘然起来，把自己当成了能呼风唤雨的“理论大侠”，试图将那只“无形的手”打造成“千手观音”。这类专家教授出过数不清的馊点子歪点子，严重干扰经济运行规律。和钟玛抨击杨树房一样，把许多有用的事变成没用的事；再把没用的事变成捣乱的事，成了地地道道的“害人民虫”。

结合那篇调查报告，辛永林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皇甫不屑地说，他看过那篇《失地的农民在哭泣》的调查报告。他只字不提报告中的实质性问题，大讲特讲他的理论研究成果，据说已经形成体系，名曰“咸菜效应”，并以此作为理论纲领，帮助失地农民创造新的幸福和快乐。辛永林对“咸菜”的感觉很复杂，虚心请教“咸菜效应”的真谛。皇甫事了解辛永林的情况，知道他没有文凭，无知者无畏。对付辛永林这种人的杀手锏，就是先背诵一大套课本上艰涩的专业术语，如同在翠绿的生菜叶上铺垫一层苍蝇屎，让他无法下口。掌握主动权之后，再居高临下地给他上课。他故意扭过头和万主任谈话，杀一杀辛永林的威风。他又给研究生打电话布置完课题，这才对辛永林说，“咸菜效应”的产生虽然不是来自于低层，但是来自于实践。皇甫说，有一天他帮妻子腌制芥菜疙瘩，结果放多了盐。他害怕妻子埋怨，赶紧买来三斤“鬼子姜”扔进坛子。“鬼子姜”分担了芥菜疙瘩的盐分，使两种咸菜变得咸淡合适。这让他受到巨大启示：农民失去的一部分土地，如同芥菜疙瘩失去的那部分盐分；而农民所得到的幸福和快乐，就是放进咸菜坛子里的“鬼子姜”。这种两者间的综合与均衡，就是农民得到的实惠。在经济学中，就是两脚不能同时兼顾的“鳄鱼法则”……

辛永林打断：“两条腿都没了拿什么快乐？你做这样的学问，农民相信你这样的经济学家吗？”皇甫理直气壮地说：“经济学家不是用来让人相信的！经济学家在于解释人们的选择行为，而不是希望人们去接受什么‘饭碗说’和‘奶酪说’，那是过时的、似是而非的理念！”辛永林站起来厉声痛斥：“没了土地的农民拿什么去生产鬼子姜？让他们把咸盐和咸菜当饭吃吗？你这种狗屁不通的理论，就是嫌对农民折腾得不够！无耻！荒唐！要下地狱的！”拂袖而去。

万主任不住陪礼道歉，皇甫不但不生气，还对辛永林表示理解和敬佩。辛永林知青出身，没受过高等教育，理论功底浅薄情有可原，看问题存在片面性等，都在他预料之中。他以耸人听闻的所谓事实去充填基础理论的不足，因此产生了“饭碗说”和“奶酪说”这种表象化非议，很令人担忧。因为他所处的位置不同，绝不能迎合社会上一些不健康的情绪，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不和谐因素。

关于“三农”问题，万主任和皇甫又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认识上有着惊人的一致。他们对社会上流传的“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回院，一年活白干”等民谣，产生了极大反感。辛永林说民谣表现民声，是揭发现实、讽刺不良现象等等……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不应该消极传播，而是积极地想办法解决。又有人吃饱了撑得难受，搞所谓的“不同人群快乐指数与和谐社会模式发展研究”调查，还有什么“政府指数”调查。结果显示，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快乐和幸福指数最高，为零点七二。更加荒唐的是，这些人还为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罗列所谓“快乐源”。“快乐源”里面，机关事业干部工资收入稳定，社会地位较高，养老保险无忧，医疗条件完善等等，快超过放射源了！现在出现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一作公务员的文章，就要拿失地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困难职工进行比较，仿佛这些人的“快乐因子”都被公务员剥夺了。这是继“仇富”之后出现的“仇官”现象。公务员也是人民的一员，不该在物质享受、社会地位等方面拥有快乐和幸福吗？谁测定公务员所谓的快乐源和幸福源，与“忧民之忧乐民之乐”无关？“饭碗说”和“奶酪说”的出现绝不是孤立的，是“快乐源”之类的翻版。

送走皇甫教授，万主任再也坐不住了。他急需一个人，到农村体验失地农民的生存状况，要像医生为病人穿刺一样，一头深入到失地农民中间，亲眼目睹农民的饭碗里装着什么，有没有快乐。没有快乐，他们的“痛苦源”是什么。

在万主任眼里，白处长和辛永林的作用相同，都是应该使用、绝不可重用的另类。两个人堪称他的左膀右臂，这边需要辛永林的真话，那边需要白处长的假话。白处长欣然领受任务，激动地向万主任表示，一定要在失地农民那里饱嗅泥土芳香，用一组组鲜活的快乐因子，谱写一曲曲失地农民的快乐乐章。他要以切身感受为度量衡，探查失地农民身上的每一个快乐因子，绝不用空洞的政治口号、似是而非的概念和枯燥的数字说话。在占有大量素材基础上，选择一个刁钻新颖的角度，分为五大部分，客观真实地描述失地农民的生存状态。万主任特别嘱咐，文章行文要有诗的意境和散文般的浪漫情调，在序言部分就一语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