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改革颂歌  2再见吧，中国票证——《南宁晚报》1993年10月3日头版头条

　　农业部长刘江最近说，我国已有22个省区取消了粮票，放开了粮价。一、二年内全国将完全取消粮票，圆满完成粮食购销改革重任。

　　粮票，这一普及程度差不多可以同人民币相媲美的无价票券，在长达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几乎无人不晓，无人不用。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人终于要同这位“老朋友”说一声“拜拜”了。这一巨变是喜，是忧？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当事人与过来人、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反应。

　　关于当事人的反应，《中国妇女报》作了这样的总描述：“从4月1日到5月10日，京、津、沪3300万人告别了粮票和油票，结束了票证时代。市民们很平静地接受了。”但是，在北京，一部分人担心取消粮票“会不会是又一次全面物价上涨的信号？”在天津，放开粮价前后几天，“市场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抢购风”。

　　这些情况表明，当事人的态度是严肃的。此心态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期望与疑虑并存。

　　关于过来人的反应，每一个南宁市民都有过亲身体验。两年前，当宣布粮价放开时，不少人忧心忡忡。一时间，家里大缸满，小缸也满，有人还买了大米缸。

　　结果如何呢？不过是多吃了几天发霉米罢了。两年来，粮食市场风平浪静，人们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心头的疑团烟消云散了，大米缸变成了碍手碍脚的多余家什。

　　局外人是怎样看这件事呢？

　　1993年6月15日《今晚报》写道：正当大陆各省纷纷宣布取消粮票之际，香港的票证迷就像集邮那样，千方百计高价收购各省的成套粮票，甚至出现“热炒”趋势。信息通过敏感的神经传到大陆。今日，在南宁市街头做古钱币生意的地摊上，也堂而皇之地出现了“高价收购粮票”的告示。个中奥秘如何？港岛一邮票社老板说，粮票从发行到取消，标志经济从艰难走向富裕的巨变，很有历史意义。

　　这种判断对吗？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时，眼前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从1937年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使物价在12年中上涨85000多倍，人民苦不堪言。新中国成立之后，制止通货膨胀和稳定物价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然而，建国初期，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力量还很薄弱，不法资本家凭借手中掌握的资金和物资，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哄抬物价，扰乱了经济生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政府于1951年1月颁布了统购棉纱的决定。两年后又宣布对粮食、植物食油和棉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从此，粮票、油票、棉花票和布票等票券便开始在全国流行。如同抽烟、喝酒会上瘾、成癖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票证现象逐渐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连锁感染。煤票、汽油票、柴油票、化肥票、肥皂票、自行车票、衣车票、手表票、肉票、糖票、毛线票、香烟票、彩电票……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总之，什么东西紧缺，就有什么票证出现。什么东西供不应求，就有什么票证进入市场。

　　就这样，中国悄悄地进入了票证时代，成为票证大国。各种票证不仅名目繁多，而且规格型号众多。有全国通用粮票，也有地方粮票；有不定期限的长效票证，也有“过期作废”的速效性票证；有在各种商品中畅通无阻的通用性购物券，也有只适用于一种商品的“专业票”……在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中，每年究竟有多少机构、多少人、财、物和多少时间从事票证的计划、设计、印制、保管、运输、分发以及监督、检查，这是一个谁也说不清的问题。

　　在其初期，票证的使用和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对于治理当时市场的混乱，对于稳定物价和保证供给，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而且，它在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提供积累上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进入繁荣期以后的票证，其积极作用越来越衰歇，其消极作用愈来愈明显，愈来愈严重。

　　首先是财政不堪其负。以粮食为例，1987年全国粮食的购入价加上各种费用平均为0．606元／公斤，统销价则是0．284元／公斤。这意味着每出售1公斤粮食，国家得给持票购买者0．322元补贴。1986年广西整个物价补贴为5．5亿元，占财政收入的21．40％，到了1988年，光粮价补贴已达12亿元，占财政收入的35．5％。国家财政在沉重压力下发出痛苦的呻吟。

　　其次是商品经营单位不愿意经营。我国的粮油公司、副食品公司、蔬菜公司、煤炭公司等历来有法定亏损单位之称。这些单位1987年的购销价格大致如下：

　　植物食油，收购价2．7元／斤，统销价0．8元／斤；

　　蜂窝煤，购进价0．076元／块，售出价0．033元／块；

　　猪肉，收购价5．20元／公斤，销售价2．40元／公斤；

　　甘肃省1989年7月调查发现，在食糖经营中，二级站每吨亏损31．60元；三级站每吨亏损25．75元；零售单位每吨亏损4．07元；整个商业过程每吨亏损61元多。经营者说，做这种生意就像啃生柿子，苦涩难言，“我们是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地方出现卖粮难现象。对此，1988年1月15日人民日报一则报导记下了农民的这样一个反应：“多了砍，少了喊，不多不少没人管。”这话从一个角度暴露了我们的购销价格倒挂造成的矛盾和苦闷。

　　以票证为中介的价格倒挂，实质是国家掏财政腰包补贴给城市消费者。但是，在一部分人手里，带着补贴价值的票证却变成了“第二货币”，其职能发生了复杂的和令人遗憾的变化。请看以下事实：

　　其一，两年前，在南宁市的大街小巷，人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幺喝声：“绿豆、花生米，换粮票、油票！”居民中有人欣喜于不花钱而用60斤粮票换得一个漂亮的铝制提桶。

　　其二，据调查，80年代中期，上海市居民每年结余粮票不少于两亿斤，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当作“第二货币”直接进入市场换取禽、蛋等物品。因此上海出现了一支数量可观的“卖蛋女专业户”队伍，专门从事粮票买卖活动。

　　其三，1989年，在特大火灾劫后的黑龙江省通河县，全国各地捐赠救灾的粮票，竟有6000多斤被县民政局用来换鸡蛋送礼。该省大安市民政局长王学增，将各地捐赠救灾的38．9万公斤粮票卖掉，得款71617元全部挪作他用。

　　据推算，全国城市居民每年剩余粮票达100亿斤，又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进城谋生。他们不享受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待遇，自带口粮又极为不便。这些农民便成了剩余粮票的主要买主。而那些专门从事粮票倒卖活动的票证倒爷，则成了粮食补贴价值的瓜分者。

　　随着无价票证有价化，各种不正之风不胫而走。从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凤凰、永久等名牌自行车，飞人、蝴蝶等名牌衣车，以及彩色电视机，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及，有人却成了“凤凰之家”、“永久家族”。在黑市上，一张名牌自行车票可卖100元，一张彩色电视机票则卖到300元。

　　俱往矣！价格改革春风所到之处，票证派生的各种污泥浊水一扫而光。今日之南宁市，任何角落都再也听不到“绿豆、花生米，换粮票、油票！”的幺喝声了。今日之上海，“卖蛋女专业户”早已销声匿迹。

　　今日之商店，各种新型自行车、衣车和彩电琳琅满目。过去逢年过节才能按人头配购的优质大米，今日在任何一个粮食市场上都可以随意挑选购买。

　　我们同票证老朋友的离别，虽属有情，却又无情——告别就是永别，没有犹豫，没有遗憾，没有惋惜。

　　（原载1993年10月3日《南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