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政策理论研究的心路历程  10论文《毛泽东政策结构思想探析》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的认定

　　2012年10月，我在阅读李文华老同学主编的《北京大学哲学系1962级同学录》时，于该书第103页和第177页，分别看到以下两段文字：

　　第一段，“他（宋定国）的纪实抒情散文《娘啊，娘》，以其如泣如诉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被多家网站转载。其《祭母文》更是被相关评论家将其与毛泽东、闻一多、张友茂的《祭母文》并列点评，被多家媒体转载。”

　　第二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余元钱）在集美陈嘉庚纪念馆的两幅楹联。该馆一共悬挂三副楹联。馆内一联由毛泽东撰，邓小平书。其余馆外大门大理石门柱上二副均为余元钱撰……

　　许多参观者对余元钱所撰二联能与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对联（相）并悬挂，无限钦慕……”

　　这两段文字勾起我对埋藏于心底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一个难题的思索：

　　1993年9月，《毛泽东思想论坛》（长沙）以栏目首篇的位置，发表了我的论文《毛泽东政策结构思想探析》。两个月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治》月刊1993年第9期全文转载了这篇论文。

　　收到中国人民大学寄来的样刊时，打开一看，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可能是这样呢！

　　令我不敢相信的是，这一期《中国政治》的目录的排序。

　　我相信，如果把我换作任何其他人，看了这个目录，也会产生和我同样的阅读反应，也会同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它显然不符合一般贯例，不符合当下的国情。

　　60年代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的我校许诗明院长，把这一期《中国政治》翻来覆去地看了许多遍，终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他以疑惑的眼光注视着我，说：“老莫，搞错了吧？”

　　“是啊，我也有疑问。”

　　可是，这个错，怕是错得太离谱吧。刊物中出现错别字，人们不会觉得很奇怪。一般说来，目录的顺序如何安排，是经过慎重考虑和检查的。哪怕是一家发行量很低的小报刊，也不会轻易发生头版头条搞错的事情。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社的权威性世所公认。它能够轻率地把目录顺序搞错吗？

　　为了破解内心的疑惑，我仔细地反复地琢磨目录所载的全部标题及其内容类型、文章的分量，分析每一篇文章的逻辑结构、语言文采特点及发表的时间，比较文章作者的社会地位或知名度，企图从中找到一把钥匙。但是，越看，越想，疑惑越多。

　　有人说，也许因为这篇文章是研究毛泽东的政策结构思想的，毛泽东无疑最重要，所以这篇文章要放在前面。这种解释显然不能成立，因为研究文章不能同研究的对象相等同。

　　有人说，也许因为这篇文章是论文，所以要放在前面。为什么论文就得放前面？哪里有这样的规定和贯例？更何况，在这期目录里，论文不只是这一篇。为何不把同一目录里的《论党政合一》放在前面？为何《论党政职能分工》、《机构改革的“难点”及对策》、《反腐倡廉的法学思考》、《三论民主监督与反腐倡廉》等论文不放在前面？

　　有人说，也许因为转载者认为这篇论文重要，所以把它放在前面。这种说法，我实在不敢苟同。

　　有人说，可能是以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来排列的。可是，王振海的《党和国家领导的体制应进行三项基本改革》发表于1993年8月出版的《中国行政管理》；尚文化的《机构改革的“难点”及对策》发表于辽宁日报1993年8月26日；人民政协报“本报评论员”的《三论民主监督与反腐倡廉》发表于1993年8月31日……以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来排列的说法显然于事不符。

　　此事一直得不到满意的解释。

　　2016年，老同学余元钱发来一信，对我的困惑作了这样的解答：

　　“关于《转载之惑》，其实你在引用宋、余二段短文时，其‘惑’已解。正是四个‘有人’之第一人所说。尤其是你的文题，赫然于首的是‘毛泽东’三字，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哪位编辑敢不置于其首？”

　　窃以为，此说法无根无据，而且说得太绝对了。无根无据指的是，老余的说法既无事实依据，又无逻辑依据。

　　先来说老余没有事实依据。毛泽东三字赫然于首，“哪位编辑敢不置于其首？”这个说法就不符合事实。

　　拙作《毛泽东政策结构思想探析》一文原载《毛泽东思想论坛》1993年第3期，此期的目录排序，即与余兄所言完全不符——那一期发表的研究毛泽东的论文很多，其中毛泽东三字“赫然于首”的就有十篇之多，即《毛泽东的经济改革观》、《毛泽东农业基础思想的现实思考》、《毛泽东决策思想与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和两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政策结构思想探析》、《毛泽东论新中国的人权保障》、《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毛泽东统战思想中的自觉的矛盾意识》、《毛泽东的整体方法》、《毛泽东方法论的现代化问题》。拙作《毛泽东政策结构思想探析》只是排在“毛泽东政治思想”栏目的首篇，并非排在本期目录的首篇位置。与余兄所言恰恰相反的是，排在本期目录首位的，并非毛泽东三字“赫然于首”文章，而是一篇题目中并未出现毛泽东三字的学术论文——《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基础再认识》。

　　再来说先来说余兄的说法逻辑上根本就说不通。

　　按照余兄所谓“尤其是你的文题，赫然于首的是‘毛泽东’三字，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哪位编辑敢不置于其首？”照此逻辑，只要把“毛泽东”三字置于题目之首，编辑就一定把它置于头版头条位置。这样一来，只有傻瓜才不把“毛泽东”三字置于题目之首。头版头条位置只有一个，“毛泽东”三字置于题目之首的文章却有很多篇。哪一篇都不能不放在首位。请问谁有这样的本事？谁有本事当这个编辑！

　　所以，还是不要把话讲得那么绝对吧。学术研究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时时都提醒自己，千万不可把细心求证丢在一边，千万不可动不动就无根据地断言这个，断言那个。那种做法，同做学问不沾边。暂时弄不懂的也不着急，放一放，留待后面逐渐思索，逐步解决。

　　六年后，《毛泽东政策结构思想探析》入选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文献《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一书。

　　《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编纂委员会成员名单分为顾问和编委两个部分。顾问名单是：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全国人大常委、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刘国光，全国人大常委、民盟副主席、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冯之浚。编委名单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主任、《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求是》杂志编审、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经济日报》理论部主任、中国经济出版社社长、总编，《管理信息》杂志执行总编，等等。这份编委员会成员名单充分显示了此书的权威性。

　　该书“编者的话”对本书的征稿、选稿和定稿过程写得很详细：“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征稿启事，这一举措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并得到了广泛支持，加上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征稿，在很短的几个月时间内，从全国各地纷纷寄来文稿十万余篇。经过有关专家的审阅、论证，从中精选出了1万余篇。”［19］

　　我没有看到《人民日报》的“征稿启事，也没有投稿。该书编委会直接来信告知我：经有关专家推荐，《毛泽东政策结构思想探析》一文入选《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作者签名同意即可入编该书。

　　《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出版后，我看到，这本大型文献把入选的作者区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当代中国各个学科领域的著名的专家；第二部分是，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领导人；第三部分是，其著作具有新见解、新观点的青年学者、干部和企业管理者。编辑者还非常罕见地将第一、第二两部分近百名作者的姓名一一列出。

　　关于第一部分入编作者及其入编著作，该书“编者的话”原文是这样写的：本文献“既收录了胡绳、钱学森、于光远、马洪、刘大年、匡亚明、张岱年、季羡林、龚书铎、任继愈、童大林、肖前、高放、郑必坚、龚育之、沈宗灵、戴逸、邢贲思、董辅礽、高尚全、苏星、刘国光、刘海藩、黄范章、汝信、刘吉、冯之浚、杨春贵、庄福龄、罗国杰、卫兴华、陈先达、方生、谷书堂、肖灼基、周叔莲、张卓元、赵海宽、田夫、夏禹龙、苏双碧、贾春峰、孙小礼、刘德骥、陈昌曙、黄顺基、吴延涪、关士续、李惠国、王兴成、邱兆祥、卢良梅、李忠杰、李江帆等著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20］

　　关于第二部分入编作者及其入编著作，该书“编者的话”一一列出了当时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在职的胡锦涛、习近平等44位领导同志的名字后说明，这些“领导同志的重要论述”入编了本书。［21］

　　关于第三部分入编作者及其入编著作，该书“编者的话”写的是：“一批青年学者、干部、企业管理者的有代表性的新见解、新观点”入编了本书［22］

　　显而易见的是，在三部分入选者的划分中，我不属于第一部分，也不属于第二部分，只能属于第三部分，但是，我已经不年轻。

　　从文章的编排来看。本书总共分为九编，每一编又分为若干章。第一编是马克思主义；第二编是哲学；第三编是宗教学；第四编是政治学；第五编是法学；第六编是社会学；第七编是民族学；第八编是管理学；第九编是领导学。

　　第一编马克思主义，分为三章。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研究；第二章毛泽东思想研究；第三章邓小平理论研究。

　　我的入选论文《毛泽东政策结构思想探析》被编在第一编第二章。这一章总共收录127篇论文。从目录顺序来看，我的论文列于第28位。从页码顺序来看，该书第一编第二章始于第36页终于第76页。我的论文位于第45页。

　　更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编者的话”和“内容简介”里都有这样一段话：

　　本书“比较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当代社科研究水平和新见解、新观点。该书突破一般成果荟萃的编法，除了重点分门别类介绍作者的代表作（摘要）外，还对成果水平的认定情况和作者进行简介，立体反映入选者的学术水平。”　［23］

　　这段话最重要的是两点：

　　第一，强调本书“比较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当代社科研究水平和新见解、新观点”；

　　第二，说明本书“还对成果水平的认定情况”做了介绍；

　　作为一名普通作者，我知道本书编委的权威性，并且理所当然关心它对我的论文水平是如何介绍的。于是翻阅第45页，　发现那里写的是：

　　“该文刊于《毛泽东思想论坛》1993年第3期‘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栏目首篇位置，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影响和好评。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中国政治’月刊1993年第9期全文转载”［24］

　　这段介绍其实也是认定的一种形式。至此，我的这篇论文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至少已经获得了三次认定：

　　第一次认定即是《毛泽东思想论坛》季刊的认定。认定的形式是，在该刊物1993年第3期‘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栏目首篇位置刊登全文。

　　第二次认定即是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中国政治》月刊的认定。认定的形式是，在该月刊1993年第9期全文转载。至于目录排序问题，就不必去议论了，可以避开它，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吧。

　　第三次认定即是，中国经济出版社和《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编纂委员会的认定。认定的形式包括三个方面：

　　①摘要刊登论文内容；

　　②介绍本文学术水平的认定情况；

　　③以“编者的话”和“内容简介”方式，对全部入选论文进行简要的集体评价：所有的入编论文都是从十万余篇应征论文中筛选出来的、反映“当代社科研究水平和新见解、新观点”的研究成果。

　　评价就是认定。

　　由此可说，我的论文《毛泽东政策结构思想探析》，同其他入选论文一样被《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编纂委员会认定为反映“当代社科研究水平和新见解、新观点”的研究成果。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理解。这个理解是否正确，有待于读者批评指正。

　　注：

　　［19］《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编者的话”第1页

　　［20］《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编者的话”第1页

　　［21］《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编者的话”第1页

　　［22］《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编者的话”第1页

　　［23］《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封二

　　［24］《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