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政策理论研究的心路历程  9 成人高校副教授晋升教授的答辩

　　1993年12月，我申请晋升正高级任职资格的答辩会在广西大学一间教室里举行。

　　上午10时许，教室外，草地边上那棵高大的梧桐树在深秋阳光下闪耀着金色光芒。教室里，三男一女四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坐在答辩会正面主席台上。我只认识其中一位，即广西大学教授梁国钊，其他三位均为陌生面孔。事后知道，那位女专家是广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其余两位男专家，一位是时任中共广西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蔡建章教授，他的专业是哲学；另一位是原广西大学校长、教授，姓名和专业不详。

　　答辩开始时，我被要求先对代表作《政策学原理》作简要介绍，然后回答专家提问。

      我对两年前出版的《政策学原理》一书的介绍如下：

　　第一，关于政策学理论框架问题的说明。

　　1992年10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喻在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提出，当前政策学需要研究18项课题。其中第一项是“具有中国特色政策科学理论框架。”

　　本人主编的1991年2月出版的《政策学原理》的前言对理论框架问题已经作了这样的说明：“主编莫旭麟拟定了全书的理论框架并负责修改、统稿、定稿。”本书的目录即是本书的理论框架；

　　第二，对《政策学原理》一书的自我评价。

　　资料介绍，1993年11月之前，国内总共出版了七本政策学著作。这七本著作是国内最早出版的政策学专著。

　　我逐一陈述了国内最早出版的七本政策学专著的书名、作者、出版单位和出版时间。同时说明，上述七本政策著作，若以出版时间先后为标准衡量，本人主编的《政策学原理》位列第四，若以文字数量多寡为标准衡量，《政策学原理》26.6万字，位居第一。

　　同其他六本政策学著作相比，《政策学原理》的写作和内容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先作专题研究，先发论文，后出书。具体地说，其时间顺序如下：

　　1988年10月，发表论文《接受与拒绝——政策运动过程的两种心理反应》；

　　1989年3月，发表论文《论政策的向同性》；

　　1989年7月，发表论文《政策终止论》；

　　1989年10月，发表论文《论政策接受体》；

　　1989年12月，发表论文《粮食购销政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1990年1月，发表论文《农民就业选择的新曙光》；

　　1990年2月，发表论文《论政策的起源和本质》；

　　1991年2月，出版《政策学原理》。

　　第二：多年的专题研究决定了成书前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经过充分论证的和具有创造性特征的新概念，例如政策的形式和政策的本质、政策运动中的指向关系、政策的指向结构和所指向结构、政策运动过程的双向规定、政策接受体、政策接受形态、政策的接受容量、政策的向同性、政策的自然终止和非自然终止等等。这些概念是其他六本政策学著作所没有的。

　　第三：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出书，使得本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具有比较札实的逻辑基础。

　　第四：受到本人理论水平、思想水平、实践经验以及研究环境和研究条件的局限，本书尚有许多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其中最突出的是，书中对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未置一言。政策和法律的关系问题是现实生活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在一段时间里，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提法，是理论界和社会上都谈得比较多的问题。当碰到某些具体问题时，老百姓也会问：政策大，还是法律大？政策服从法律，还是法律服从政策？政策学理论应该研究并且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然而，到目前为止，本书作者尚未能形成比较成熟研究结论。

　　代表作简介之后，进入回答专家提问阶段。专家组的专家问了我两个问题：

　　其一是，“你在学校里开了哪些课？”其二是，“你近期有哪些关于政策学的研究成果？”

　　听到提问的第一个问题，我内心的反应是：不出所料！

　　但是，人家问得很巧妙——开了哪些课？

　　我理解此问的弦外之音是：我所服务的学校——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本来属于培训类型学校，现在逐渐向招高中毕业生转变。这样的学校只能算是成人高校。成人高校开政策学课程吗？成人高校教师有条件申请正高级任职资格吗？如果换作我来提问，我也会提问同样的问题。因为客观事实明摆在那里！

　　我应该怎样回答呢？

　　唯有实话实说！

　　所以，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我是学哲学的。教的也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属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我们学校属于成人高校。学校的课程设置中没有政策学这一课名。

　　研究政策学理论是我的个人选择和个人兴趣。多年来，我努力把自己的政策学理论研究成果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向学生宣传改革（政策）的必要性、正确性和重要性。我所撰写并发表于《南宁晚报》《河池日报》《广西商业经济》《今日广西》等刊物的《路在何方——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唤》《别了，中国票证！》、《粮食购销政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炉灶的变迁》等文，都可说是改革的颂歌，并曾作为教学资料在授课中多次使用。另外，我还曾经对全校学生做过两次政策学方面的讲座。第一次讲座题为“路在何方——改革对户籍制度的呼唤”，第二次讲座题为“生活之树常青——毛泽东的政策接受思想及其继承和发展”。讲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活跃了思想。学生对讲座的内容比较感兴趣。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算作开了政策学课程。这也是长期以来我遭遇的困惑和困难之所在。

　　虽然未曾开过政策学这门课，但是，我在政策理论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属于前缘成果，获得社会承认，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我认为自己在这一领域内已经具备申请正高级任职资格的条件。

　　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我向专家组出示了两个月前出版的两本杂志的目录。第一本是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办的《毛泽东思想论坛》1993年第3期目录，第二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政治》月刊1993年第9期目录。在前一本书上，我的政策学论文《毛泽东政策结构思想探析》被排在“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栏目的第一篇位置。在后一本书上，上述论文被以当期目录第一篇的位置全文转载。

　　梁国钊教授示意我把这两本杂志交给他。他当即把它转给专家组的其他三位专家传阅。

　　以上就是我申请正高级任职资格答辩的大致情况。

　　两个月后，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委员会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发文通知广西司法厅职改工作领导小组：“经广西高校教师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自治区职改工作领导小组桂职干字〔1994〕12号文批准，同意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莫旭麟同志取得教授职务资格”。

　　据说，成人高校教师取得教授任职资格，此前绝无先例。甚至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成人高校教师取得正高级任职资格者，亦是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