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3 走进广西团校和离开团校

      1986年2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定》。被搁置多年的专业技术职务评定制度终于提上议事日程。中共广西党校成立了职称评审委员会。全校教师可自由申请评定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哲学教研室共有四位教师申请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指标只有三个。职称评审委员会反复讨论和评议之后，哲学教研室的四位申报者中有两位被确定为通过。这时，还余下一个指标和两位申报者。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位是1983年广西“处遗（即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时，从区党委宣传部调入区党校的老L同志。僧多粥少。这碗粥该给谁呢？

　　评委会左右为难。这时，有人提议，评委会下设学科组。规定评审的程序是，学科组通过后，再报校评委会评定。提议者企图用这样的办法来缓解评委会的压力，解决那个未定指标授予谁的问题。于是按照这个办法施行。学科组讨论时，多数人认为：

　　第一，我是本校教材编审委员会成员，老L不是；

　　第二，我作为广西党校历史上唯一被推荐参加广西成人高考命题的教师，承担了本校其他老师从未承担过的工作任务，老L亦是从未承担过这样的工作任务；

　　第三，我是广西党校获得1978—1984年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6篇论文获奖者之一，老L从未获得过这样的奖项；

　　第四，我的教学效果和科研成果在本校学员中有普遍的良好反映和良好影响，这是老L所不能比的。

　　学科组认为，老L参加工作的时间比我早几年，入党时间也比我早。

　　最后，学科组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做决定。投票的结果是：4比1。我4，老L1。

　　学科组表决后，学科组成员之一、哲学教研室主要领导人老S很快告诉我：“老莫，学科组已经通过你了。”

　　可是，若干天后得知，校职称评委会讨论时，发生激烈争议。最后，有人拍桌子说：“谁说学科组通过后校评委会就不能讨论了？那还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是要照顾老同志嘛！”

　　在这样的情况下，没人再讲话，包括同情我的领导同志全都缄口不言。会场一片沉默。老L的副教授申请就这样通过了。我的申请未获通过。

　　短短几天时间里传来的不同的评审情况以及学科组与校评委会完全相反的评审结果，使人感到太突然，太出乎意料之外。我不想隐瞒自己当时得知此情况时经历的失望和沮丧感。

　　主持职称评定工作的Z副校长安慰我说：“没有人说你不够条件。主要是指标有限。”

　　一脸无奈的Z副校长给我出主意：“如果你自己能找到有指标的单位，也可以先到那里干几年。家属留在党校，以后你再回来。”

　　此话刚一出口，他马上又补充一句：“但是，几年之后，我都不知道自己还在不在这里啊。”

　　另一位H副校长也很关心我，劝我往前看，看远一点。不要太着急。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评不上副教授一事很快就传开了。

　　几天后，广西团校一位姓陆的干部主动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到他们那里工作。

　　原来小陆是区党校理论班毕业的。他在党校学习时，听过我的课。

　　小陆告诉我，团校从上海聘请来了一位名叫郭扬的老教授，负责指导教学和科研，并且负责进人把关。小陆对我说：“郭老已经知道你的情况。想约你当面谈一谈。”

　　我那时觉得特别无助。听了小陆的话，觉得毕竟还有人看得起我，内心顿感莫大安慰。但又想，团校教师都是年轻人。我已年近半百，怕是难以适应。复而又想：县委副书记我都主动放弃了，可以不做官。申请职称并非申请当官。老L和我，明显不在一个档次上（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回过头去年看，更是如此）。此地评审却颠倒过来。将来怎样？谁知道！于是决定：团校那边不妨先过去聊一聊，看看情况吧。几天后，小陆带路，我拜访了郭教授。

　　郭教授是一位年已八十的慈祥老人。他只身一人从上海来广西支援团校工作。广西团校为他安排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二楼住房。我和小陆进去时，老人满面笑容，给人以亲切、随和、谦逊之感。他主动自我介绍：曾在上海社科联、上海大学等单位工作过。我亦对他简要谈了自己的求学和工作简历。当谈到教师工作的辛苦和不易这一话题时，老人无拘无束地向我讲了他年轻时，第一次讲课，下课后，回到家里，累得睡了整整一天。我对他讲了1981年出差大连，在大连市委党校图书馆看报，无意中得知自己的论文被《学术月刊》采用，激动得两天睡不着觉。老人听后表示非常理解，说：“初次发表文章，谁都这样。”接着又说：“《学术月刊》是上海社科联主办的刊物。我曾经在那里当过编辑。编辑部每天收到全国各地的投稿难以计数。当编辑也不容易。自由拟稿人的文章想上《学术月刊》，更是难上加难。”

　　这次交谈，给我的印象是，郭老名不虚传。他熟悉教学，熟悉科研，理解年轻教师和年轻学者的酸甜苦辣。

　　告辞时，郭老送给我一本他新近出版的《唐诗学引论》，并当面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字：“莫老师指教，郭扬”。

      此后，我又几次登门向郭老求教。不久，经郭老引见，我同团校覃炳庚校长见了面。刚一握手，覃校长第一句话就说：“欢迎你来团校工作。”我对覃校长坦陈：少年和青年时，未曾加入过少先队和共青团，从未做过团的工作，怕是难以适应。

　　听了我的话，这位精明的校长右手伸出四只手指，对我说了第二句话：“过来以后希望安心工作，起码服务四年。”

　　我点头回答：“好，四年就四年！”

　　令人想不到的是，四年后带头离开团校的，不是我，而是这位颇有朝气的年轻校长。这是后话了。

　　1986年底，经广西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签字同意，我正式调入团校工作。党校领导和许多同事都对我的调动表示惋惜。他们没有忘记我曾为党校做过的微小贡献。领导签字同意后，广西党校职称评委会全票通过我的副教授申请，指标由团校解决。我调离后，妻子仍留党校工作并得到关心、照顾和提拔。80年代，党校曾邀请我回去讲过课。我离开党校23年之后，党校仍把我看作校友，并且向我发来论文征集函，希望我提供在党校工作时发表的论文，供党校校史展览之用。  

       不应有怨，此事古难全。

       我进入团校之初，恰逢团校在全国范围招聘人才，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创办“广西青年干部学院”。

　　在郭扬教授的领导下，我除接受并积极完成各项教学任务外，还按照规定认真参与团校学术委员会组织的审议来自湖南、湖北、陕西、江苏、浙江等地的应聘者的活动。业余时间则开始思考政策理论研究问题。

　　调进团校的第四年，我被共青团广西区委会任命为广西团校副校长。那时，年迈的郭扬教授已经离开广西，返回上海。学术委员会和职称评审等事由我接手。不久，团校又让我兼任广西团校学报主编，与张自华一起负责筹办团校学报事宜。

　　郭教授在时，经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团校已经从湖南省和湖北省等地调进了若干位年轻教师。

　　一段时间之后，我已知道，广西团校原有的教师中，不少人能说会道，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讲课效果不差。但是，多数老师的理论思维和学术研究的能力相对较弱。我认为，团校教师需要加强学术研究的训练。为此，我做了一件事，即普查、统计本校1983年复校以来历年的科研成果。

　　学术委员会讨论我所提的普查、统计本校科研成果方案时，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稍有争议：

　　其一是，什么人列入统计范围？

　　其二是，什么样的文章形式算作“科研成果”？

　　第一个问题，争议集中在包括学校领导在内的管理人员是否应该列入统计对象范围？

　　学术委员会讨论的最后结论是，科研不只是教师的职责。为了提高管理水平和管理质量，管理人员也应该对如何做好管理工作进行研究，也应该有科研任务。因此，包括学校领导在内的所有在职在编人员，无例外地均属于科研成果普查和统计的对象。

　　第二个问题，讨论的最后结论是，应该从本校实际情况出发来定义本次普查和统计所适用的“科研成果”概念。那就是：本次普查和统计的“科研成果”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既包括在出版社和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著作，也包括在非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诗歌、散文、小说、调查报告等作品，还包括参加学术性会议的发言稿、打印稿，等等。

　　上述结论，报请学校党委和本校行政领导同意后，以正式文件形式下发校内各部门。要求各部门组织本部门人员，按照以下内容认真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填报：

　　作品名称或题目；

　　作者姓名；

　　发表（或发布、使用）作品的单位、时间；

　　作品字数；

　　同时报送作品原件。

　　各部门综合整理后送本校学术委员会汇总。汇总时未作任何改动。作品原件经学术委员会审阅后退回作者本人。学术委员会对全部作品进行目录编辑，最后，以广西团校学术委员会名义编成《广西团校1983——1990年科研成果目录》。经校领导批准，《广西团校1983——1990年科研成果目录》作为内部资料，铅印并发至校内各部门，同时上报共青团广西区委会。

　　据事后了解，人们对此事的共同反映是：

　　第一，　在广西团校的历史上，全校科研成果普查和统计，这是第一次；

　　第二，　包括学校领导在内的所有在职在编人员，全都属于科研成果普查和统计对象的规定，是一个颇有意义的突破。这一规定对调动全体人员的积极性，促进学校科研管理和科研建设有重要意义。当然，对这一条规定，也有人有不同意见。

　　1990年底至1991年初，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广西团校发生重大人事变动。先是党委书记莫润秋调离团校。继而郭扬教授离开广西，返回上海。再次是老校长覃炳庚离开广西团校，赴深圳市工作。最后是从大新县调来赵如峰任党委书记。

　　其实，在莫润秋书记调离团校之前，覃炳庚校长曾两次赴香港、深圳“考察”。现在想来，这两次“考察”也许同后来他调往深圳工作不无关系。

　　我对本单位人事关系之是非，从来不感兴趣，从来不打听，从来不参与。所以，直至现在，我对上述短期内发生的重大人事变动的原因一无所知。

　　但是，无须讳言，覃炳庚校长和郭扬教授的离开，对我有重要影响和触动。当初我进入团校，缘于与他们二位的接触。

　　首先是郭扬教授。我与郭教授的第一次交谈，可说是推心置腹的。我从那次交谈中形成的印象是，我和郭教授，虽然年龄和学识都有很大差距，但他理解年轻教师和年轻学者的酸甜苦辣。我们之间有共同语言，谈得来。

　　其次是覃炳庚校长。酷爱书画的覃校长，第一次见面给我以极好印象。他那时说的两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和他是有约定的。他说的是“起码服务四年。”我的承诺是：“四年就四年！”

　　士为知己者死。四年来，我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尽心尽力地工作。如果他们二位不走，我可能还会继续尽心尽力地在团校干下去。

　　现在，亦师亦友的郭教授和覃校长都走了。

　　我相信，组织上是知道覃校长、郭教授和我三人之间的关系的。但是，他们对我的性格和我之所爱可能不够了解。在确定覃校长和郭教授都要走的情况下，任命我为副校长并兼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和学报主编。我当然知道，这是对我的信任与托付。然而，人各有志。一个痴迷于政策理论思考，且又颇为自信的人，看重的不是这些。我已年近五十，不愿当官，只想安心地和平静地做学问。照理说，在哪里做学问都应该是一样的。但是，经验说明，在不同单位和不同条件下，学者的业绩能否按照国家的规定公正地获得承认，未必一样。团校是个小单位。在职称评定上，团校只能成立中级评委会，高级职称的评定仍归属于党校这条线，仍需依附党校。我不能不有所顾虑。

　　再者，按照当初的约定，我已经服务了四年。四年来，团校教师队伍已有较大改观。年轻教师中出现了既能讲，又能写的邝海春、廖雄军，张武华，廖廷弼等骨干教师。年轻人的事业，应该交给年轻人去做。人们应该相信，年轻人能够做好自己的事情。

　　那时，有一位经常阅读我的作品的老干部默默关注着我的事情。1991年初的一天，这位陌生人直接来到我的办公室，动员我到他的单位——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去工作。于是，覃炳庚校长走后不久，我也离开了团校。在办理调动手续时，共青团广西区委一位领导同志十分惋惜地说：“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