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绕绕的梦魂8.1　三次因得知文章发表而睡不着觉的前前后后

　　此事须从51年前说起。

　　1970年的3月，走出洞庭湖的我和梁承谋由长沙乘火车抵达南宁。次日，转乘汽车奔赴百色。

　　汽车沿平缓的二级公路西行。前左侧，一条大河迎面而来。河面宽阔，河水碧绿，河身蜿蜒。这就是航运量仅次于长江的中国第四大河流西江上游——邕江和右江。

　　春雨潇潇。雾色迷茫。平静的右江水缓缓东去。河岸边低垂的丛丛翠竹把那迷人的倩影投印在镜子般的河面上。右侧窗外，芳草遍野，连绵不绝。不远处的山坡上偶有高大、挺拔、无叶的木棉树缓缓后移。木棉树上火红色的“英雄花”在轻纱般飘移的银色雾霭中若隐若现。一种柔情与豪气相耦合的神奇之感从我心底冉冉升起。

　　到达百色后，再次接受百色地区革委会的分配。我被分配去百色师范专科学校，梁承谋被分配去田东县医院。

　　我到百色师范专科学校报到后不几天，就被百色地区教育局借用去跟随黄今棠局长赴平果县作调查研究。

　　此前我并不认识这位局长。我也没想到，初来此地，他会让我这个不熟悉的人跟随他下乡（那次下乡，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只这一点，这位局长已经给了我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信任人。作为局长，他是不会让一个不信任的人跟随自己下乡的。我在心里说，用人不疑——这位局长颇有水平，令人钦佩。

　　后来我知道，黄局长是广西巴马县人，20世纪60年代初毕业于中南民族学院，文革后期，作为群众组织代表，被提拔为百色地区教育局长。

　　在平果县，我们先后走访了码头、坡造、旧城、榜圩、黎明等公社的许多学校，搜集了大量教改和教学方面的资料。

　　当时，全国教育领域的状况可用一句话概括，即：“思想一片混乱”。人民日报发表了江西省“教师、医生和知识青年三结合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经验。一时间，各地学习江西做法的势头风起云涌。“贫下中农进驻学校，管理学校”、“办五。七劳动学校”等口号和做法盛极一时。我对此等口号和做法甚是怀疑。从平果返回百色后，我向黄局长提议，以平果县的做法为依据，写一篇不同于江西省的做法的文章，来澄清教育领域的混乱思想。我的想法得到黄局长的支持。构思了一个初步轮廓之后，征得局长的同意，我只身重返平果县，再一次作深入一步的调查。这一次调查只在县城进行。调查对象主要是县委和县革委会及教育局的领导同志。我住在县委招待所，边调查，边写作。平果县教育局指派新近从榜墟中学调来县教育局工作的英语老师韦雷同志协助我联系访谈和收集资料。半个月后，初稿完成。定名《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推动农村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中共平果县委会、平果县革委会领导农村教育革命的体会》。稿末署名：“广西百色专区革委会政工组文教小组、平果县革委会政工组文教小组联合调查组”。平果县教育局局长黄建高同志阅后表示同意。我将稿子带回百色。黄今棠局长阅后转送正在百色开会的中共平果县委书记韦永甫审阅。韦永甫送回时在稿子首页写了一行字：“我同意，没有意见。”

　　1970年7月中旬，从百色农校调来地区教育局工作的梁卫东同志协助我将稿子复印多份。我将其中一份上报自治区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办公室，其余稿子分别寄往往《光明日报》、《广西日报》等新闻单位。

　　不久，百色地区组成“赴江西省学习教育革命经验考察团”。领导决定我随团做服务性工作。我们在江西省走马观花式地转了一大圈。8月5日，考察团回到柳州，住柳州饭店。次日晨，我起床后在饭店大院内闲步，忽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光明日报发表的我们的文章。此消息使我陡然陷入高度兴奋和激动状态，直至回到百色，两天没睡好觉。

　　我这一生有过三次因得知文章发表而睡不着觉的经历：

　　第一次发生在北大读书期间。

　　小学和中学时期的大量阅读，使我对文学产生了很高的兴趣和文学写作的欲望。高中一年级时，我的一篇作文被学校——广西蒙山中学——推荐参加梧州地区中学、师范作文比赛，获得优秀奖。获奖后，学校在大礼堂组织了一次全校同学参加的讲评课。莫国琏副校长对我那篇获奖作文作了分析和评介。我的信心和积极性得到进一步激励和提升。开始尝试向文学刊物投稿。稿子都未被采用。高二时，编辑用便笺对我的一篇稿子的优点和缺点作了点评，还写了一些鼓励的话。我看了又看，从中感悟到，虽然尚未成功，但我是有可能成功的。

　　进北大之初，看到侯仁之先生用文学笔调在北大校刊发表的介绍北大校园的系列性文章，颇受感动。内心又一次涌起写稿和投稿的强烈冲动。于是，经常跑期刊阅览室，查找资料，思考问题，捕捉题材，终于写出了《旧中国小商人悲剧命运的缩影——评电影“林家铺子”的人物塑造》。此文在北大校刊“红湖”副刊以很小的篇幅摘要刊出。平生第一次看到自己手写的文字变成铅印文章的我，内心的兴奋和激动永难忘怀。

　　这一次是第二次。兴奋的程度比第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我知道，这次发表的文章的份量、文章所论社会问题的重要性程度、发表此文的刊物的权威性和文章发表时的排列位置等，都远不是前次所能比拟的。

　　那时，报刊采用稿件是不发稿费的。8月中旬，光明日报社寄来的一大捆样刊，大约有几十张之多。拆封后发现，我们的文章登在该报1970年8月6日第1版和第3版上。教育局的老同志黄立新把那一大捆样刊一份一份分开。那时，百色地委和行署在同一大院里办公。黄立新把几十张报纸直接送往大院内各个办公室，每个办公室一张报纸。

　　在教育局的办公室里，人们在阅读光明日报上那篇文章时议论纷纷，个个喜形于色。整个教育局像过节一样，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喜悦气象。

　　虽然报纸上并未出现我的名字，但是，在百色地委大院内，我的知名度陡然上升。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被称为地委报导组“笔杆子”的陆群和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说：“佩服，在光明日报头版发整版文章，我们这里还没有过先例！”

　　其实他说得不完全对。头版只是半版。文章的另一半转到第3版去了。

　　广西日报则是以整版篇幅来发表那篇文章的——事隔半个月——1970年8月22日，广西日报第3版以通栏标题加内容提要形式，全文发表平果县的调查报告。

　　我把两张报纸作了对比，发现有以下不同：

　　第一，题目不同。光明日报的题目是《认真贯彻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推动农村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广西平果县革委会领导教育革命的体会》。广西日报的题目则是：《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的胜利——中共平果县委会、平果县革委会领导教育革命的体会》。最明显的区别是，光明日报的副标题删掉了“中共平果县委会”几个字。不仅如此，文内凡是出现“县委”和“县党委书记”等字样者，全被删除。

　　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删除县党委和县委书记字样，这不是小事。我反复思索后认为，光明日报之所以这样做，决非偶然，更不是失误，而是事出有因，是经过慎重斟酌的。很可能是因为当时文革尚在进行中，新的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尚未建立。县级党委先于省级党委而建立于理不合。可是，历史的事实就是如此：１９７０年，中共平果县党委会确实已经建立，韦永甫确实既是县党委书记，又是县革委会主任。地方报纸谁敢贸然把县党委和县委书记字样从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删除？

　　第二，篇幅有差别。光明日报只发了原稿中的前三个小标题的内容，大约7000多字。广西日报全文发表，四个小标题都用了，大约9000多字。

　　第三，署名不同。光明日报的署名是“百色专区革委会政工组文教小组，平果县革委会政工组文教小组联合调查组”。广西日报则把“政工组”三字删掉，误把“文教小组”升级为“文教组”。严格地说这个升级是不对的。

　　除此之外，两张报纸所发的内容并无大的差别。

　　人生活在世界上，既需要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也需要正确地认识自我。平果县调查报告所涉及的是当时的尖锐社会问题和当时社会实践的重大课题。平果县的调查报告虽含有一些在今天看来属于过时的和不正确的提法，但是，全文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倾向十分明确。特别是以下观点和提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意义不言自明：

　　“有人主张对原有教师来一个大换班，以工农教师取而代之。县党委和县革委会认为，这种不作阶级分析，一概采取大换班的办法，是违背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政策的，是从‘左’的方面干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贯彻执行……”；

　　对知识分子，“不是等他们改造好了再使用，而是在使用中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在使用中抓紧对他们的改造”；

　　“不仅原有教师要改造，工农教师也要不断改造世界观”。

　　发表这些观点的时间与我离开接受“再教育”的部队农场的时间距离是，5个月。

　　那时，发生了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小插曲：自治区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结束不久，黄今棠局长特意对我说，贾副主任（派到百色地区革委会政工组担任领导工作的百色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贾鸿起）让他转告我：今后凡是准备报自治区的材料，都不要先向报社投稿。

　　事后我得知，领导之所以定下这一原则是因为，平果县的调查报告未被本次自治区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选中，未能在大会上发言。领导们认为这篇调查报告光明日报和广西日报都采用了，本来是应该被大会采用的，之所以不被采用，原因在于这篇调查报告已先于大会而在报纸上发表，所以大会就不再选用了。

　　不久我发现，不仅大会不用，而且，当期《广西通讯》教育革命专集也对平果的经验只字不提。此事引起我的深思。我细看《广西通讯》教育革命专集，原来那次自治区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和那一期《广西通讯》所推广和宣传的是桂平县大办“五七劳动学校”的经验！平果县的调查报告显然不合调子。我内心暗自庆幸：幸好先发给光明日报，如果不是这样，它很可能就出不来了。

　　30多年之后，我的一位年轻的同事韦以明（时为广西法学会副秘书长）对我说，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之前，中央有关部门曾在广西百色地区做过恢复高考的试点。韦以明问：选择百色做试点，是否与1970年平果县那篇调查报告有关？他的意思是，反“左”的平果县调查报告给中央有关部门留下了深刻印象。那篇调查报告很可能成为选择百色作为恢复高考的试点的一个重要参考。

　　我于1975年调离百色，回到我的家乡蒙山县，在县委宣传部工作。关于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中央有关部门曾在百色地区做过恢复高考试点之事，我一无所知。听了书以明的话之后，我曾上网查过此事，但是，未能查到有关的信息。为了证实此事的有无，我于2010年6月18日特意打电话到百色地区教育局，询问1970年至1975年我在百色地区教育局工作时的同事黄仲连同志。黄仲连在电话里告诉我“确有此事。”这就是说，恢复高考前夕，中央有关部门确实在百色作过恢复高考的试点。

　　但是，此事是否和1970年平果县的调查报告有关？这是我们无法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