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绕绕的梦魂1.1（3）“严打”之惑

      1983年秋，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全县要开展“严打”运动。就在此项工作正在内部紧锣密鼓地进行组织部署，且已箭在弦上的时候，一天晚上，距县城50多公里，地处本县最南端的陈塘公社所在地，电影场放电影时，有一小孩因多次出入放映场而同管理人员发生争执、碰撞，小孩轻度受伤。陈塘派出所的同志在现场进行劝导。当事人及其家长多人认为派出所处理不公。当晚，几百名群众包围派出所。情况报到县里。县领导班子研究后连夜派两位县委常委即县人大主任和一位副县长下去处理此事，并指挥该公社即将开始的“严打”运动。他们二位下去做工作后，事件得到了控制。凌晨四点多钟，大部分群众逐渐散去。但矛盾尚未根本解决。公安系统的同志认为，此事同即将开始的“严打”有关联。群众则要求给受伤的小孩赔偿医药费。

　　第二天，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统一部署全县“严打”事宜。分管政法的沈副书记介绍此前公安系统已经研究确定的“严打”任务之后，接着讨论常委分赴各公社指挥“严打”的问题。李书记意欲让我下去替换那两位常委指挥陈塘公社的“严打”。我发言提出，根据沈副书记刚才的介绍，陈塘的情况比较复杂，抓捕对象有几十个之多，是本次“严打”的重点公社，若能由熟悉情况和分管政法的同志去那里指挥，可能比较好。李书记没有回答我关于“由熟悉情况和分管政法的同志去那里指挥，可能比较好”的建议。他的解释含糊其辞，但话里的意思大家都听得很明白。大致是说：我们（指他本人和分管政法的他的妻子沈副书记）是“过渡的”。陈塘的事，所有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完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领导下去，只是具体实施的事了。作为丈夫，他为自己的妻子作这样的解释，看起来冠冕堂皇，但是，大家都知道，组织的任命并无只字说谁谁是“过渡的”，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规定。他讲话后，众人均缄口不言。于是，事情便这样定下来了：我去陈塘。

　　会后，公安、法院、检察院等单位派出几十名干警随我一起去陈塘公社。到达陈塘后，我同公安部门的领导同志商量后，召开了一个有陈塘公社及县里下去的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预备会。会上，公安部门宣读了事先拟定的陈塘公社本次“严打”实施方案。稍作讨论后，即做出分组执行的决定。

　　当晚，总共抓捕了三十多人，全是各村的青年农民。第二天，县公安局的干警将被抓捕者押往看守所。

　　后来，那三十多人中有多少人被作了怎样的处理，他们的下落如何，已不在我应该管的事情的范围之内。我不应该插手，也没有必要过问别人分管的事情。

　　此事已经过去三十八　年，它对我的影响是深刻的。

　　完成严打任务后，在从陈塘返回县城的路上，默坐车中的我，透过车窗，茫然扫视公路两旁迷蒙雾气中忽隐忽现的远山近水，内心陷入了深沉的思考：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是，我对陈塘的情况并未做过调查，却不得不奉命指挥陈塘公社的“严打”！当然，别人是经过调查的。但是，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时间紧迫，我根本不可能对别人的调查结论进行任何查证。在这个职位上，我还要面临多少类似情况？还要执行多少类似的任务呢？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这种无奈之感。内心的困惑和不安挥之不去的我反复自问：是否应该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和方式提出辞去县委副书记职务的申请？那时，想得最多的是，提出辞职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知道，辞职报告一旦发出，我这一辈子就将会与“官”无缘了。估计有两种可能：一，免去领导职务，就地复归一般干部；二，调动到其他地方、其他单位去工作。

　　这些均不可怕。我希望实现的是不当现在这个县委副书记，上述两种可能均不与我的愿望相左，并不是不可接受的。于是，回到县城不久，我直接给梧州地委领导同志寄去了辞职报告。

　　不久，在去桂林参加自治区一个会议期间，中共梧州地委一位领导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地委收到了我的辞职报告。地委主要领导孟书记让他向我转达地委的意见：希望我不要走。如果觉得在县里工作有所不便，可以来地委宣传部，先做副职。地委宣传部兰部长已经年老，不久就要退休。我的回答是，自己不适合做行政工作，愿意做教师。其实，此前广西党校已经同我联系，且明确表示欢迎我去党校工作。不久，党校主要领导直接同梧州地委孟书记联系，希望调我去党校工作。地委终于同意放行。1984年5月，区党委组织部以发调令的形式，将我由蒙山县调往自治区党校，介绍信上写的行政级别为正县级。

　　1984年春，岳母因肺心病病故。当年5月，我们举家迁往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