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接受“再教育”1 未名湖之恋

　　我离开北大已经53年。然而，当年的许多人、许多事一直难以忘怀。在难以忘怀的同学中，让我最为牵挂者之一是D君。

　　D君是杰出的。她的杰出不仅在于她的美丽，更在于她才华卓越，情操高洁，追求真理，匡扶正义，鄙视邪恶，品学兼优。她的楷体字颇有古贤者之风。

　　我和D君在校期间的交往，始于她传递给我的一张字条。

　　事情可从周国平自传的一段话说起：

　　1963年春，“班上几个同学抓住（小凳子事件）这件事情开始大做文章，旨在颠覆班级权力。他们干得很有步骤，第一步是分头找人谈话，争取所谓中间派……不过，罢免班长的要求遭到了拒绝，夺权的目的并没有达到。”〔1〕

　　三年后的1966年暮春一个下午，哲学专业62级举行年级会议，讨论文革问题。会上，当年那出流产夺权丑剧的一、二个始作俑者，趁文革初起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机再次发难。他们故技重施的行径再度遭到多数同学坚决抵制。会后，我从38斋二楼会议室下来，刚要进入119室，忽闻紧随身后的D君轻声唤我的名字。我一回头，一张折叠成二指见方的字条快速递送到我的手上。她只说一句话：“你看一下”，随即转身离去。我呆呆地目送她肩上波浪般飘动的发稍消失在走廊的拐角处。进房后，展开纸条，上面写的是她对我刚才发言的赞同，并且对我性格上的若干弱点提了一些善意的建议。我把这张字条翻来覆去地看。越看越喜欢，越看心里越充满对她的感激和敬佩之情。试想，一个女同学对一个几乎天天见面的男同学表示关切、支持和帮助，但她却不说话，而是递给他字条——不是写信而是当面把字条递给你！这是需要勇气的，我没有这样的勇气。

　　我很快用同样的方式作了回复，感谢她的支持和帮助。此后，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之间频繁地互传字条并在校园里约谈，但是，每张字条所写的和每次见面所谈的内容都很正规，从不涉及敏感字眼。我那时觉得，在这样的互动中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慰勉、启发和激励。后来的事实证明，除此之外，其实还有胆怯和自卑。古人说得对，花当折时直须折，莫待无花空对枝。生活是复杂的。胆怯很容易使人因某种偶然因素的影响而错过和失去重要的机遇，最终导致遗憾、自怨和迟来的悔悟。

　　不久，北师大等校的广西籍同学发起组织“南下串联队”，邀请北大派同学参加。北大学生会推荐了我。我深知自己缺乏政治活动能力，不适合从事政治活动，也没有这方面兴趣和热情。但是，在当时“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高指示”感召和调动起来的政治气氛中，我忘记了自己的弱点，稀里糊涂地同意参加南下串联队。

　　D君整理和誊写了一份“首长讲话”资料，让我随身带去桂林。送达我手时，从信封里抽出的整整四页16开纸上，正是我所熟悉的内刚外柔、秀美悦目、疏密布局富含韵律之美的楷体字。我估计，这四页楷体字的整理和誊写，起码得花两个小时以上。看着，看着，我似乎看到，寒夜孤灯下全神贯注、秉笔疾书、一丝不苟的她。顿时，一种难以名状的喜悦感和感激之情涌上心头。

　　本来就积极性不高的我一步三回头地跟随南下串联队南下桂林。一下火车，我马上给她写信。我们的住地是广西师院临时安排的大礼堂，无法作为通信地址。所以我在信里交代她复信寄到广西师院数学系我的高中同学陈善金处。信发出后，我急切地等待她的复信。那几天，我几乎每时每刻都盼望拿着复信的陈善金出现在面前。可是，一个多星期过去了，陈善金却没有出现。被严重失望之感笼罩的我，无法让情绪平静下来。

　　那时全国性的学生串联已经开始。桂林的学生纷纷外出串联。南下串联队在当地人那里已经失去了初来那几天的新鲜感，也起不了什么特别的作用。组织者决定转去南宁。我一点儿串联的兴趣也没有了，木然地随众转赴南宁。两天后我向领队者告别，只身返回北京。

　　回到学校后，感觉到D君仍和此前一样热情。也许是出于自卑，也许是出于自尊，没收到复信的我一直想问，却始终未敢开口问她，收没收到我在桂林写的信。同样，她也一直没问我，收没收到她的复信。

　　1966年初冬，学校已经没有了任何秩序。全北京市的学生，包括大学生和中学生，似乎都准备外出串联。人们有选择外出地点的充分自由。D君和图道、周国平等欲走西线，去四川等地。从南宁回来不久的我，心乱如麻，无心外出。他们走后不久，经不住赵鸿志的劝说，跟随他离开空荡荡的宿舍。我们走了一条和西线相反的线路：从北京出发，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最后到达南昌。一路所见，无非是大字报、高音喇叭和火车站人山人海的挤车场面。抵达南昌后，我不再前行。住几日便启程返京。

　　在列车上，偶然认识了北京47中的女生L君。47中是专门培养军队干部子女的学校。L君的父亲是跟随傅作义将军起义的职业军人。她的表姐是北大生物系学生。返京后，在一段时间里，L君借看表姐之机几次走进38斋，来敲我所在的119室的门。此事使我和D君之间此前的字条传递彻底成为一种历史的定格。对我来说，这历史定格的过程带有浓重的苦涩味和冥冥之中的戏弄性。

　　外出串联的同学逐渐返校。D君也回来了。想不到的是，就在D君回来不久，我突然收到陈善金从桂林转来的几个月前D君写给我的复信！我颤抖着拆开一看，这信竟然是在接到我的信当天写的！她在信里急切地希望我赶快回来！我反复考虑，要不要向D君说明。显然，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四个月之前的情况了。我哪里还有那样的勇气和胆量呢？

　　不久，文革呈现越来越复杂的局面。校内外各种政治传言和激烈的派别分裂现象让人心烦意乱，无所适从。我多么希望像此前那样，随时以传递字条或面谈方式把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同她进行沟通和讨论，以求得到某种启发和慰藉。

　　可是，诗意的甜美还能够重复吗？冷静的思考使我的勇气消失殆尽，甜美的幻想渐渐演变成苦涩的自卑。不，也许应该说盲目的勇气愈加消退，理性的自卑急速上升。我提醒自己：你是谁？一个来自边远山区的农民的孩子。你应该回归理性，不要再做梦了。于是，字条传递的幻想完全消失了。

　　然而，情与理冲突中的胜与负并非不是这样就是那样这么简单。人的心理和行为既受到理智制约，又受到情感左右。字条传递的幻想虽然停止了，情感的孤独漫游却没法停止。

　　多少个不眠之夜，我在未名湖畔独自徘徊。月光下，一条缓缓移动的影子投射在镜子般冰冷的湖面上。幻觉中，身后似有她轻轻的“你看一下”的声音传来；树荫下似有她递过来字条后匆匆离去的黑发波浪似地上下飘动……

　　肃穆的博雅塔和沉寂的小树林默默注视着这失魂落魄的孤独的影子。

　　我终于病倒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1967年夏末，胸膜炎复发，住进了文革期间临时改为疗养院的北大五院。1968年夏初，又患心包炎，住进了北医三院。

　　出院后，字条传递的往事已经变为沉寂的历史。一团熄灭的死灰深埋于心底。

　　想不到的是，毕业离校前夕，这深埋的死灰竟然再次被搅动，成为引发强烈心理颤动的源头！

　　1968年秋，“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同时带来了毕业分配的决定。1967届毕业生终于结束苦苦等待的黄粱之梦。分配方案迅速落实到人。离校前，哲学系在南阁召开1967届毕业生告别会。D君在会上作了简短的发言。她语气沉郁，旧话重提——故意两次提到两年前我写给她的字条上引用的一句成语。旁人无法知道她说这句成语的深意。她显然是说给我听的。我从这旧话重提中感知，她内心正经历着和我相同的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一首粤语歌曲中有，“命里有，终须有。命里无，莫强求”的语句。我不是宿命论者。但是，就我和D君的关系而言，我不得不说，人生际遇，命里注定。

　　我从她的旧话重提中解读出的意思是，就要分别了，这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次见面！覆水难收，心心相印。人非草木，谁属无情！哪怕是今后再无见面的机会了，烙印在内心深处的美好的痛也会永远保留在此生的剩余岁月中。

　　被她的发言深深刺中的我，木然而坐，低首无言，而埋藏于内心深处的死灰却在臭皮囊里地覆天翻。

　　那天夜里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听任神思满天萦绕：

　　应该让那个狗屁“理性自卑”论靠边站！可是，覆水难收啊……

　　明天就要离校了。两年前的字条传递，有始无终。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应该是有始有终的，不管是怎样的“终”。她白天的发言可以看作是定义了一个“终”。我需要给她以回应吗？

　　脑子里乱糟糟的，理不出一点儿头绪。至半夜，终于忍不住，爬起来。为了不打扰别人，我走出室外，蹲在微弱的路灯下，依托着膝盖，在纸片上写下了两人北大之交最后一张字条：

　　春秋六度，

　　哲学楼高梦无数。

　　未名湖畔杨柳树。

　　宿舍食堂与书库，

　　三点一线，

　　寂寞年华尽将寒窗付。

　　女中豪杰，

　　才华横溢。

　　男儿竞相慕。

　　真言谁敢吐！

　　羞涩传书相与助，

　　狂澜深邃未轻露。

　　月下花前频约赴

　　胸中总有怦怦鼓。

　　情脉脉，

　　神跃跃，

　　语木木。

　　尔与吾，

　　尝尽个中苦。

　　阴差阳错枉自误。

　　燕山雾锁雁声孤。

　　南归催笛呜，呜，呜。

　　不，不，不！

　　漫漫路，

　　沉沉步，

　　频频顾。

　　此去海角天涯，

　　关山隔断音信无。

　　云花之思朝复暮。①

　　万语千言向谁诉！

　　翘首苍穹遥望神仙幕。

　　但见天上鹊桥正渡。

　　试问人间凡胎俗骨，

　　何处是归途？

　　①“云花之思”句出“云想衣裳花想容”

　　像从前一样，我把这张最后的字条折叠成二指宽的纸片，小心地夹在日记本中。第二天，这张最后的、不曾传送出去的字条，跟随我，离开了不属于我们的北大，离开了不属于我们的北京。它跟随我，走进洞庭湖深处的部队农场。后来，它又跟随我从洞庭湖走进右江河谷，踏上中越边境，往返于漓江和邕江河畔……

　　几十年过去了，我有了妻子、孩子和孩子的孩子。那张最后的、不曾传送出去的字条依然静置于日记本中。

　　一天，我的妻子映川在翻阅我的旧时日记时偶然发现了那张字条。无需解释，从字里行间便可知道其中原委。映川看了又看。怜悯之情清楚地写在她的脸上。

　　我的妻子是一位通情达理的女子。她理解和同情我和D君的遭遇，多次表示：如果有机会，很想见一见那位不曾会过面的大姐。为此，2002年夏，我们和一位挚友相约：带着妻儿，两家人结伴赴华东旅游。选择华东是因为W市是此行的第三站。D君定居W市。我和D君在北大分别，至今已30多年。30多年来我们从未见过一次面，从未通过一次信，但是，打过几次电话。我在电话中得知，她的先生已经逝世。她和女儿、女婿及外孙女儿住在一起。

　　即将接受“再教育”的部分北大哲学系毕业生，自左而右，

　　前排：黄玉田（广东），戴宝华（上海），王素荣（河北），王桂英（黑龙江），夏国珍（江苏）。

　　中排：景天魁（山东），宋定国（河北），莫旭麟（广西），徐远和（江苏）。

　　后排：赵玉祥（北京），史宗星（山东）李主庆（河南），赵鸿志（北京）于德启（河北）

　　毋须讳言，我想念她。我的妻子和好友亦想见她一面。照理说这一愿望应能实现，没有什么障碍。

　　但是，无缘对面不相逢，我们虽然到了W市，却终未见上一面。

　　旅游团到达W市，已是夜里10点多钟。接待方把我们的住宿地安排在远离市区的湖滨度假村。

　　电话打通时，D君高兴地说，改天来看我们。

　　第二天一早，大约7点钟，我正在就餐。旅游团通知，餐后立即登车出发。正在这时，电话响了。映川接听后说，是D君的。我接过电话。她在那一头说，准备马上过来。

　　鬼使神差，我竟然对她说：“来不及了”。

　　映川在旁边惊讶地瞪大眼睛，说：“千里迢迢的来了……你这人怎么那么迂腐！”朋友也狠狠地骂了我一顿。我无言以对。

　　我确实很傻。还能说什么呢？

　　人们都渴望见面，事实也许是，不见面而思念比面对面的倾谈更加美好，更加珍贵。

　　吾辈均已年逾古稀。晚风急，霞光移，夕阳天外天。少年时候的往事，是也罢，非也罢；恩也罢，怨也罢，全都远离而去。留在心中的唯有无尽的牵挂、思念和真诚的祝福。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空间不能阻隔，时间不能泯灭，美好而珍贵的牵挂和思念永存于心。

　　注：

　　〔1〕（见周国平著《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98—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