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5　北大的校门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7月3日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它最初的校址在景山东街明代的马神庙、清乾隆的四女和嘉公主已空闲的府邸。

　　京师大学堂成立时，整修了公主府旧房三百四十多间。新建房一百三十多间。大学堂的大门上高悬有“大学堂”三字竖匾。公主府里的正殿为大学讲堂。后院的二层楼为藏书楼。西院花园为学生宿舍。

　　1912年5月4日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1916年，北京大学在东城五四大街（原来叫沙滩大街）新建校舍，因大楼的墙体大多为红砖而得名“红楼”。

　　1952年北京大学迁到燕京大学所在地燕园。

　　本文所说的北大校门，指的是作者就读北大时的校门，亦即从1952年至今的北大校门。

　　北大现有六个校门，分布在校园的东、西、南三个方向，惟独与园明园相邻的北面没有门。在六个校门中，西门是正门。

　　北大的西门，原为燕京大学的主门。此门是燕京大学校友于1929年捐资建造的，故而又称为“校友门”。

　　此前，1920年3月15日，司徒雷登接手管理的四所教会学校合并且更名为燕京大学。蔡元培到会祝贺并发表演说。1926年夏，燕京大学新校舍落成、迁校。蔡元培应司徒雷登之邀，欣然为其题写校名。此从，蔡元培题写的校名牌匾一直悬挂于燕园大门之上。

　　1952年，燕园更换主人，门头上的匾额换成了毛泽东书写的“北京大学”。关于“北京大学”这四个字的来历，有两种说法：其一，牌扁上“北京大学”四字是根据毛泽东主席1950年给北大校徽的亲笔题字放大而成；其二，牌扁是毛主席亲笔书写的。

　　西校门坐东朝西，为古典三开朱漆宫门建筑，高约七八米，风格古朴、庄严典雅，与颐和园东宫门相似，是一座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三开大门的庙门式建筑。

　　走出西门，穿过马路，对面便是蔚秀园。由蔚秀园西去，走小路，穿过一片稻田，可达颐和园。当年，我和同班的李祖庆、全昌顺等同学经常走这条路散步去颐和园。除西门外，尚有南门，东门，小东门门和西南门等。走出南门不远就是中关村了。东门通学院路。出东门，北行不远即达清华大学。出西南门，穿过马路，就是海淀街。从动物园达颐和园的32路公共汽车，从中关村开始绕着北大而行，依次经过北大的南门－西南门－西侧门－西门，至北大的西北角，再西折向颐和园而去。

　　二.6　春秋六度的38斋

　　38斋是北大哲学系和历史系的男生宿舍。其中，1-3楼住哲学系学生，4-6楼住历史系学生。

　　北大的学制是：文科五年，理科六年。按正常情况，我应该于1967年毕业离校。不幸的是遇到文革，无法分配。所以我在北大整整待了6年。这6年都是在38斋度过的。我先后住过119室，120室，122室。同室同学有郭世英，杨庆文，胡纯和，周国平，张维庆，王诗川，俞荣根，图道多吉，马家龙，马兴煜，黄玉田。

　　38斋靠近北大西南门。出此门，穿过马路就是海淀街。当时的海淀街其实就是北京市郊的一个小街区。街道两旁的商店低矮而陈旧。

　　在海淀街商店的服务对象中，北大的学生占了不小的份额。我们的肥皂、牙膏、衣服、鞋子、以及笔墨纸张等生活和学习用品多数是在海淀街的小商店里买的。那里有一家旧书店，是大学生光顾最多的地方。文革期间，校内澡堂一度因缺煤而关闭。我们曾去海淀街的澡堂洗过2－3次澡，因而得知北方老百姓是怎洗澡的。

　　穿过海淀街就是名曰四季青公社的农村。文革期间因为无事可干，我和全昌顺、李祖庆、俞荣根、黄玉田等同学，经常于晚饭后去那一带散步。我们沿着田间小道，边走边聊。远处，夕阳映照下的农舍和树林缓缓升起淡淡烟霞。小路旁，放牧归来的一群群雪白的北京鸭，在主人的指挥下，列队沿路的另一侧，与我们相错而过。“嘎嘎”之声不绝于耳……我们用羡慕的目光看着赶鸭的农民。他们用不着受高音喇叭的困扰，用不着为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而困惑，用不着为渺渺茫茫的分配而忧虑。

　　二.7　三点一线生活模式

　　我们的大学生生活是单调和枯燥的。有一个概括的说法，叫做“三点一线，周而复始”。“三点一线”，指的是，同学们基本上每天都在三个点上跑：宿舍，食堂和阅览室。

　　听课的时间不太多，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支配的。多数同学把自己支配的时间用在查阅文献资料、看原著和制作资料卡片上。教室是混用的，北大学生没有固定的教室。谁也不知道那个教室在上课，那个教室没上课。所以，到教室去自学得自己找，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就像打游击一样。在宿舍自学，场地是稳定的，但缺点是受干扰比较多，你看书，别人可能要接待来访的同学、同乡或朋友。最安静最理想的自学场所是阅览室。那里灯光明亮，气氛浓厚，每个人都专心致志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互不相碍。可是，阅览室的座位有限，远未能满足全校同学学习的需求。于是抢占座位成为十分自然的现象。普遍的做法是，早上一起床就背上书包到阅览室去，把书包放在那里占一个座位。书包放在那里，这个座位今天就属于你了。没有发生过为座位而争执的现象。有时候，阅览室尚未开门，大家就在门口等候，待开门时再进去占座位。一般说来，阅览室的门都开得比较早，并不是到上班时间才开门，而是起床后即开门。这大概是校方为适应同学们的需要而采取的一项照顾性措施吧。

　　60年代，北大的阅览室未曾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分散为好几处。我去得比较多的是第五阅览室，第四阅览室和第三阅览室。其中，第三阅览室是期刊阅览室，第五阅览室是哲学阅览室，第四阅览室可能是理科阅览室。第四阅览室座位最多，第五阅览室座位最少。

　　“三点一线”的“线”并非直线，而是一条曲折的线。这条线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宿舍。起床后，人们背上书包往阅览室赶。这个“赶”多数带有晨练性质。占了座位后，有的去运动场跑步，有的到未名湖边做早操，有的在某一块草地上打太极拳……然后到食堂进早餐。早餐后再到阅览室看书学习，直到阅览室打铃关门，才返回宿舍休息。

　　文革前，“三点一线”是多数北大学生的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模式不是学校规定的，不是靠规章制度来执行的，而是自发形成的，是靠同学们的自我约束实现的。当然，你也可以不遵循这种模式，可以另立别的生活和学习模式。事实上，有的同学习惯于在宿舍里看书，有的同学经常和女友在未名湖畔约会。但这些都是个别现象，其规模性和典型性都远未能同“三点一线”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