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梦之桥  2 进入北大

      下面相片的主人公堪称广西蒙山中学最早实现跨长江、过黄河夙愿，叩开首都著名学府大门的毕业生。其中，右一，桂来旺（中国科技大学）、右三，陈觉全（北京农业大学）是第一批，左一，莫旭麟（北京大学）、左三，钟荣亮（北京农业大学）第二批。

　　江田主编的《广西蒙山中学校史》第83页有这样一段话：“1962年，虽然由于全国大专院校大幅度调整下马，导致升学人数锐减，也还有莫旭麟同学以优秀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

　　我进入北大的经过大致如下：

　　那一年夏天，参加高考后的我正在邱屋地坪为生产队晒谷子。赤日炎炎，骄阳似火。三合土的地坪被晒得滚烫滚烫，升腾着阵阵气浪。下午二时许，母亲急急赶来，边走边大声喊：“旭麟，考上啦，考上啦。”晒场上的人全都围过去，问：“啊二（我的小名）考上什么了？”“北京，考上北京啦。”我从母亲手里接过录取通知书，目光停留在信封的“北京大学”这几个字上。

　　我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

　　消息很快传遍全村，人们纷纷向我和我的母亲表示祝贺。

　　8月下旬，从未出过远门，上不过新圩，下不至古谜的我，带着简单行李，随同回家度假的桂来旺同学乘车北上桂林。次日，转乘13.5元钱一张的学生票继续北上。抵达武汉时已是半夜时分。我们在武汉停留一天，住武汉测绘学院蒙中校友黄爵光所在的学生宿舍。第二天，在黄爵光带领下，我们几个人步行穿过武汉大学，到东湖游了一会儿泳，接着又乘车观摩长江大桥。晚上，告别黄爵光，登车前往北京。

　　抵达北京已是第三天上午。走出站台，各校迎接新生的彩旗迎风招展。在众多横幅中，我一眼看见“北京大学欢迎您！”的横幅，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激动立即贯透全身。

　　告别桂来旺后，我和其他新生一起登上了迎候在接待站的校车，向此行的终点——北京大学前进。当汽车沿着宽阔的长安街徐徐驶过天安门广场时，天安门城楼映入眼帘，车上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啊！”“好雄伟！”的赞叹声不断。多少年来的梦中的天安门，终于在今天变成眼前的天安门，叫人怎能不激动呢！

　　汽车从南校门进入学校。我们在学生第一食堂前的小树林里下车。等候在那里是各系的接待站。哲学系接待站的老同学热情地把我们带到38斋。我的大学生生活就从这里开始。

　　3　我心之歌

　　我的祖先本是蒙山陈塘朝垌人。得知我考取北京大学时，朝垌的叔伯兄弟奔走相告。他们知道我的家境情况，担心我上学会遇到很大困难。莫姓叔伯兄弟自发募捐，要资助我上学。最后得款三十多元，送达母亲之手。母亲又向其他亲戚借了一部分。供我上学的钱的总数是40元。从蒙山到北京乘车和吃饭已用去近20元。当我在38斋住下来时，身上只剩下10多元了。

　　开学不久，学校开始办理申请和发放助学金工作。助学金分为三个等级：甲等15．5元；乙等12元；丙等9元。我申请的是乙等。当时的考虑是：每个月的伙食费大约需要9元左右，再有2－3元钱买点纸张笔墨和牙膏肥皂之类的，就可以过下去了。乙等助学金很快就批下来了。但我只领了1个月，从第2个月开始，不需要申请，学校便把我的助学金标准改为甲等。1964年，毛主席的春节谈话里有大学生生活太苦了，应该提高助学金标准等内容。此后，甲等助学金的标准便由15．5元改为19．5元。直到毕业离校之前，我一直领取每月19．5元的助学金。

　　1962年10月1日，我第一次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节集会和游行。

　　黎明时分，队伍便从南校门出发，步行到中关村、西直门，再向城里走去。秋风习习。我开始体验到北方气候的威胁，心里默念杜甫《卖炭翁》的诗句：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那时的心境比之卖炭翁，虽无“愿天寒”之心，而忧虑之心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矣。

　　没想到这一忧虑很快就消除了。国庆节后，学校通知我到为学生服务的校内缝衣店量身做棉衣棉裤。不久我便领到了一套蓝色斜纹布的新棉衣棉裤。1963年春节，我穿着这套棉衣棉裤参加了蒙中在京四位校友的颐和园聚会。在那次聚会所拍的相片里，至少有三人——莫旭麟，钟荣亮，桂来旺的衣着几乎完全相同，都是肥大臃肿的蓝色棉衣裤。我估摸，他们二位这套衣服的来源很可能和我相同。我们都是共产党的恩惠的受惠者。

　　1965年，参加社教运动前夕，学校考虑到原先发给学生的蓝色棉衣裤太薄，抵御不住乡下的严寒，不知从那里弄来了许多部队的废旧棉衣和羊毛皮背心。那些棉衣已经褪色发白了，而且不少还打了补丁。但是很厚，很干净。穿在身上感觉比蓝斜纹布棉衣暖和得多。下乡前，我领到一件打了补丁的军用旧棉衣和一件白色羊毛皮背心。社教收队后，羊毛皮背心归还学校。旧军棉衣不需上交。它伴随着我，从北京到洞庭湖，再到广西百色，一直是我的冬天御寒之衣。

　　在上面那张我和蒲瑞龄、曾富珍合影于颐和园的相片里，我身上穿的就是那件褪了色和打了补丁的军棉衣。那补丁就打在右肩稍靠后背的地方。穿补丁衣服逛颐和园，穿补丁衣服和朋友照相，在今天的大学生中，恐怕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可那时的我，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可能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想法。

　　60年代，才旦卓玛的歌“唱支山歌给党听”广泛流行。每当听到它的旋律，我都会产生一种特别的震撼感，总觉得它唱到我的心里去了。它就是我的心之歌啊。

　　4　每逢佳节会同乡

　　每逢佳节倍思亲。亲人在数千里之外，可思而不可见。近在身边的是同学和同乡。因此，每逢佳节见同乡，便成为自然的选择。那几年，几乎每年“五一”、“十一”和寒暑假，我们这几个来自蒙山中学的校友都要聚会一次。下页的相片记录的是1965年夏天聚会的情景。那一次是四人最后一次在北京的聚会。因为桂、陈二位马上就要毕业分配了。此后不久，桂分配回广西，陈分配在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从表情上看，相片上这四个人堪称情同手足。可惜的是，中间的两位英年早逝。陈于60年代后期在北京悄然离世。钟于80年代逝于广西农学院。

　　今天，当我作本书的整理时，又一次勾起对挚友的思念，悲怆之感在笔端久久萦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