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梦   6.2东江出自何人之手?

       东江无疑是前人留给后人的水利瑰宝。然而，它究竟是哪一个朝代的水利作品？东江水利工程出自何人之手？

　　查阅地方志，找到1997年版《蒙山县志》上的一段文字：

　　“清至民国年间，蒙山兴修的引水工程……其中规模较大的引水工程当数哪啦水圳。此水圳由抗法名将苏元春于光绪年间捐资，莫家村的莫寓道经办兴修，总长为4.5公里，筑坝拦截长寿江水，由州头经旧县、文平、鳌山脚大窖岭脚、注入哪啦、莫家村背、田厂等处田地，灌溉面积3000亩。”（1）　　　　　　　　　　　　　

　　这段文字无只字提到东江。实际上它把东江的上半段视为哪啦圳的上半段，忽视或否认了东江的存在。这一说法可暂名之曰哪啦圳说。

　　哪喇圳说很可能导源于肖德浩、蔡中武著《苏元春评传》，后者又出自《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之莫寓道墓碑碑文摘录。三者之间存在着一条断断续续，若即若离的连接链。破解此链接之谜的关键在于分析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先来看原文：莫寓道墓碑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光绪十三年至二十三年，奉宫保命督建镇南关诸炮台，此为南方屏障。并在蒙山鳌山脚，开凿新圳，引水灌溉，哪喇村一带粮田，变为沃土，今犹赖之，功在国防，惠及桑梓，”（2）

　　《苏元春评传》在引用了上述莫寓道墓碑碑文之后，接着写道：

　　“苏元春捐资倡议开凿这条新的水圳，在湄江的洲头石板滩上拦河筑坝，引水入圳。经过洲头、旧县村、文平村、通文街、蒙馆村、鳌山脚、大窖岭、注入哪喇洞（垌）。该圳全长约3公里。灌溉哪喇、莫家、石柱、田厂、迥龙等村，约2万2千多亩田，使它变为饱水田。”（3）

　　1997年版蒙山县志的写法已如上述，此处从略。

　　仔细对比可知，县志、“评传”和莫寓道墓碑碑文有以下共同点：

　　莫寓道奉苏元春之命督建哪喇圳水利工程；

　　哪喇圳经鳌山西侧山脚引水至哪喇村、莫家村和田厂一带；

　　哪喇圳改变了哪喇村和田厂一带农田的灌溉条件；

　　三者又有以下不同：

　　在哪喇圳水利工程的地理起点问题上：

　　莫寓道墓碑上写的是“在蒙山鳌山脚，开凿新圳”。

　　《评传》写的是：“在湄江洲头石板滩上拦河筑坝，引水入圳”。

　　县志写的是：“筑坝拦截长寿江水”。

　　应该看到，碑文所言“新圳”是相对于“旧圳”而言的，没有“旧圳”，何来“新圳”？“开凿新圳”之说等于肯定了“旧圳”的存在。那么碑文中未现其形的旧圳是什么呢？只能是东江，因为它是唯一的存在，除东江而外，那里没有别的圳。

　　那么，莫寓道从旧圳即东江的什么地方起“开凿新圳”至鳌山脚和哪喇村一带呢？也就是说，新圳的源头在哪？六七十岁以上的蒙山人都知道，它的直接的源头在东平村西石坝，而不是《评传》所说在3公里外的“湄江洲头石板滩”，也不是县志所说的“筑坝拦截长寿江水”。

　　3公里外确实也有一座石坝，即高堆村西石坝。高堆村西石坝确实也起着引水入圳作用。但是，高堆村西石坝是莫寓道之前的古人建造的，不是莫寓道建造的；从高堆村西石坝引水口至东平村西石坝这一河段是旧圳，即东江的上半段。它同样是古人开凿的，不是莫寓道开凿的。

　　莫寓道墓碑碑文无只字提到洲头和湄江上的石板滩等地名。《评传》和县志的文字虽略有不同，实质并无差别，都似是而非地把哪喇圳的起点往北移动了大约3公里。

　　在哪喇圳的长度和流经地域的问题上，莫寓道墓碑只提到鳌山脚和哪喇村一带，并未提到东平村石坝以北的旧县村、洲头、石板滩等地名。《评传》和县志却把墓碑碑文未列入的村庄和河滩都列入其中了，从而也就把哪喇圳的长度往北延伸了3公里；

　　墓碑未曾直接说明哪喇圳与整个东江的关系。《评传》和县志虽然都未直接提到东江，却把哪喇圳的源头移到东平村石坝以北3公里处的湄江河滩处，这实际上就是以哪喇圳取代了东江上半段；墓碑并未说明哪喇圳的灌溉面积。而《评传》认为它的灌溉面积是“2万2千亩”，县志认为其灌溉面积是“3000亩”。

　　20世纪90年代以前，看得见的东江和哪啦圳的地理关系是：

　　二者源头相同，而且共有一个上半河道；

　　二者以东平村石坝为分界线。越过东平村石坝南流者为东江中、下游，被东平村石坝拦截，折向东南方向流去者为哪啦圳；

　　水量的分配大致是，东江中下游占总流量的五分之四，哪啦圳占总流量的五分之一；

　　东江中下游河面宽20——30米，哪啦圳水面宽8——10米。

　　以上说明，东江和哪啦圳是母子关系，哪啦圳是东江的子圳。先有母亲，后有儿子。东江先于哪啦圳而存在，而不是相反。

　　写到这里，本文作者不禁搁笔沉思：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前提是那引以为鉴的史，必须是真史。所以，拥有真史，以真史为鉴，方可知兴替。然而，拥有真史，谈何容易！

　　就本文所论问题而言，莫寓道墓碑的碑文直接说明哪啦圳水利工程是光绪年间由苏元春捐资兴建的。由此碑文可间接推知，东江先于哪啦圳而存在。那么，这先于哪啦圳存在的重要水利工程之“先”，究竟“先”至何时？它又是由何人、在什么情况下、怎样组织实施而建设起来的呢？这些问题无疑是永安洲水利史研究有待回答的问题，无疑是蒙山县志编纂中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也就是本文所欲追求而尚未达到的真史。

　　1997年版蒙山县志关于哪啦圳水利工程的论述虽然不很准确，但在县志的编纂上，它首次提出并研究了近代永安洲水利建设史的重要问题，首次对哪啦圳在永安洲水利建设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作了比较具体地揭示和评价。这就开了一个好头。它不仅为进一步研究东江水利建设的真史提供了一种启发和线索，而且还为如何拓宽和深化县志研究的思路，如何进一步提高县志编写的质量，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发。

　　注：

　　〔1〕（蒙山县志编纂委员会：《蒙山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314页）

　　〔2〕、〔3〕（转引自肖德浩　蔡中武：《苏元春评传》，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