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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中国所有的老百姓再一次和“饿”这个字打了三年的交道，这三年的交道打成什么结果，是什么样的结局不是我在这里说的东西，所幸的是，生活在城里的人躲过了这一劫灾难，那些乡下的情况就不容乐观了。

1964年，父亲被派到天津去搞“四清运动”，再一次回到了他原来工作过的地方，那是我自从生下来到懂事跟他接触的比较多的时候。

关于“四清运动”是个政治问题，我要说的是母亲，所以不会说的太多。即使是说也不过是我的所见所闻而已。

从外部的条件来说，由于中国和苏联翻了脸，周边的形势紧张起来。加上国内的大跃进的冒进主义，三年自然灾害让所有人都开始考虑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挨饿？

冒进主义的折腾和三年自然灾害让国家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大概领导层内部开始有了分歧。于是，毛老爷子开展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派出大批的干部到地方蹲点。其中就有这个“四清运动”。这次运动显然是要大家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挨饿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后果。因为对于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的老百姓来说，这场灾难肯定会让他们疑惑。好在那个时候的人没有现在精，可能是营养问题，所以，领导们相信，他们有能力用他们的说法让老百坚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后来有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得出结论，“四清运动”导致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四清运动”对我的印象就是父亲能够经常到姥姥家来，还有他的老乡和过去的朋友。姥姥那个时候已经原谅了父亲，每当他来的时候，姥姥就会炒菜打酒的招待他。

由于舅舅在父亲原来工作的工厂里工作，后来当了保卫科的干部，也分到了房子，姥姥和他生活在一起。

父亲虽然能够常常见面，母亲却不常来了，后来我知道，她有了我的弟弟。也就是父亲在天津搞“四清”的时候，母亲得了病了做了大手术，那时候弟弟才一岁多。

母亲病了住院，做了手术回家养病没法照看弟弟，就把他托付给了旁边胡同里的一对无儿无女的老夫妻照看，每个月二十元钱。

母亲养病在家的时候，我们经常接到她从北京寄来的毛衣毛裤，有姥姥的，舅舅的，舅母的以及我们三个孩子的。我回到北京看到过母亲织毛衣，非常快，每当她一有空闲手里总是有一件毛衣在织。

母亲手上的毛衣和父亲嘴边的烟卷一样成了他们标志性的特点。

大概是“四清运动”搞的不过瘾，两年之后，文革开始了，文革以后的两年我回到了北京。

“我这辈子虽然只有你和你弟弟两个孩子，可是我养活的孩子并不少。”

真的如母亲说的那样，除了舅舅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表妹，父亲的一个战友也因为孩子多把大女儿交给了母亲，至今已经退休在家。

“向我这样年龄的人，有个三五个孩子很正常，可那个时候我已经负担了这么多的人，不能要那么多的孩子，养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