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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没有因为我被抱走而显得轻松，相反她更加忙碌了。她要不停的穿梭于北京和天津两地，除此之外，大跃进的掀起让她整天的加班加点。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已经能挣到八十块钱，比你爸爸这个国家干部挣的不少。可是我没觉得富裕。每个月要给你奶奶爷爷和姥姥寄钱，你爸爸的老乡几乎每个月都有人到家里来，加上你爸爸的战友和朋友一个星期最少也要来两次在家里吃饭。去天津来回的路费也是一笔开销，一个月下来几乎不剩钱。”

父亲是个粗人，他除了把钱交给母亲以外，几乎不管家里的任何事情。他还是个好交朋友的人，直到我回到北京，我不记得有哪个星期我们家里没有来人。来了朋友要做饭伺候吃喝，这些都是母亲的事。

虽然辛苦，虽然忙碌，但是衣食无忧，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1959年底母亲发现日子有点不对劲儿了，首先是粮食和各种副食品的定量，商品的种类开始减少。很多日用必需品都在限额以内，老百姓被告知，这一切都是因为国家发生了自然灾害，粮食大面积的欠收和减产造成的。

虽然，我们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票证制度早在1953年就已经开始实行，但是却没有像1959底年那样种类逐渐繁多，除了粮食要粮票，食用油要油票，穿衣要布票以外，各种副食品都要一个副食本来购买，副食本上规定了限额，1960年中国正式进入所谓“自然灾害时期”。

我说的那个异母同父的哥哥正是那一年被从老家饿到北京来寻找父亲的。

“那个时候粮票比钞票都重重。”

1961年的时候，姥姥带着我和我的表妹到北京来看母亲，母亲做了一锅白菜豆腐汤，我那个时候小不懂事，据母亲回忆，我居然捂着锅不让任何人吃。

“看见你那个样儿，我又生气又心疼。生气的是你没出息，心疼的是，你能那样可见你在你姥姥那也没吃饱，我跟你姥姥为了这个哭了一大顿，饭也没吃下去。”

关于自然灾害我的印象里还有痕迹，记得母亲去的时候已经不是带些玩具或者衣服等等，主要的是带吃的东西。舅舅又添了一个儿子，姥姥家里算上我已经是六口人。我还记得父亲让母亲带去了两个玻璃瓶子，那瓶子是方形的，里面是蜜枣。那蜜枣是棕色的，吃起来除了甜以外还有些辣的滋味。

后来知道，那是伊拉克蜜枣，所谓蜜枣也不是我们常吃的大枣而是一种椰枣。之所以吃着有些辣的滋味不是伊拉克特殊的风味儿，完全是陈年的库存。

那两瓶蜜枣被姥姥锁进柜子里，过一段时间拿出来分给我们几个，院子里的孩子也分到一些。

院子里的焊洋铁壶的老米经常带回一些蚂蚱，放在炉子上烤熟了吃，每次他烤蚂蚱的时候，周围就会围着很多孩子。

胡同里的副食商店的货架都是空的，就连菜也很少有卖，一旦有东西卖不用通知，你只需看到商店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就知道了，这种排队的任务都由小孩子来完成，到了买东西的时候大人才来，不是每次排队都会买到东西，空手而归的时候是常有的。

在大街上，要饭的遍地都是，胡同里哪天也要来几批。

“大爷，大娘行行好吧，给点儿吃的吧”院子里经常有这样的声音，听口音都是河北一带的人。

据姥姥说，在街上如果你手里拿着吃的，千万要留神，不小心就会有人抢走。在饭馆里你刚要好了饭菜，就有人会朝饭菜里吐吐沫，你只好给他拿走。

天津的西站是要饭的集中地，我曾经看到过那样的情景。满地都坐卧着牵儿带女的要饭的，他们白天到城里要饭，晚上就睡在车站前的广场。

“刚过了几天吃饱的日子，人们又开始跟‘饿’这个字打交道了”。母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