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是统治者需要考虑的问题。汉宣帝汲取了汉朝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内部治理和对外关系上采取了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资治通鉴》卷二十五记载了一些事件，值得思考。原文如下：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元康二年

　　春，正月，赦天下。上欲立皇后，时馆陶主母华婕妤及淮阳宪王母张婕妤、楚孝王母卫婕妤爱幸。上欲立张婕妤为后；久之，惩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更选后宫无子而谨慎者。二月，乙丑，立长陵王婕妤为皇后，令母养太子；封其父奉光为邛成侯。后无宠，希得进见。

　　五月，诏曰：“狱者，万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奏不如实，上亦亡由知，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或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如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又曰：“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其更讳询。”

　　匈奴大臣皆以为“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由是数遣兵击车师田者。郑吉将渠犁田卒七千馀人救之，为匈奴所围。吉上言：“东怀去渠犁千馀里，汉兵在渠犁者少，势不能相救，愿益田卒。”上与后将军赵充国等议，欲因匈奴衰弱，出兵击其右地，使不得复扰西域。

　　魏相上书谏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虽争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以动兵。‘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今郡国守相多不实选，风俗尤薄，水旱不时。按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于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上从相言，止。遣长罗侯常惠将张掖、酒泉骑往车师，迎郑吉及其吏士还渠犁。召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以郑吉为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

　　这段文字的意思大致是这样的，汉宣帝（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

　　春季正月，汉宣帝大赦天下。宣帝打算册立皇后，当时馆陶公主的母亲华婕妤、淮阳宪王的母亲张婕妤、楚孝王的母亲卫婕妤都深受宣帝宠爱。宣帝原本想立张婕妤为皇后；但过了许久，他吸取了霍氏（霍光家族）曾试图谋害皇太子（刘奭，生母早逝）的教训，于是改选后宫中没有子嗣且行事谨慎的嫔妃。二月乙丑日，宣帝册立长陵人王婕妤为皇后，命她以母亲的身份抚养皇太子；同时封王皇后的父亲王奉光为邛成侯。王皇后不受宠爱，很少有机会觐见宣帝。

　　五月，宣帝下诏说：“刑狱关系到万民的性命。能让受刑后存活的人不怨恨，被判死刑的人不遗憾，这样的官吏才能称得上是合格的文官。但如今却不是这样，有的官吏运用法律时心存狡诈，曲解律条、玩弄手段，量刑轻重不公，上报的案情也不符合实际，我又无法一一知晓，天下百姓还能依靠什么呢！各郡国二千石级官员（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要仔细考察下属官吏，不得任用这类人。还有的官吏擅自征发徭役，整治驿站的饮食车马，刻意讨好过往的使者宾客，超越职权、违反法令来博取声誉，这就像踩着薄冰等待太阳出来，随时可能崩塌，难道不危险吗！如今天下多地遭受瘟疫灾害，我非常怜悯受灾百姓，命令各郡国中受灾严重的地区，免除今年的租赋。”

　　宣帝又下诏说：“听说古代天子的名字，难认且容易避讳；从现在起，我的名字‘病已’改为‘询’（即刘询）。”

　　匈奴大臣都认为“车师（西域国名）土地肥沃，靠近匈奴，如果让汉朝占据这里，大量开垦田地、囤积粮食，必定会危害我国，不能不争夺”，因此多次派兵袭击在车师屯田的汉朝士兵。汉朝使者郑吉率领渠犁（西域国名，汉朝在此屯田）的七千多名屯田士兵前去救援，却被匈奴军队包围。郑吉上奏宣帝说：“东怀（地名）距离渠犁有一千多里，汉朝在渠犁的士兵人数少，按形势无法前去救援，希望增派屯田士兵。”宣帝与后将军赵充国等人商议，打算趁匈奴国力衰弱，出兵攻打匈奴的右部地区，让它无法再侵扰西域。

　　魏相（当时任御史大夫，后任丞相）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平定叛乱、诛杀残暴之人，这样的军队叫‘义兵’，率领义兵的人能成就王业；敌人主动侵犯自己，不得已才起兵反抗，这样的军队叫‘应兵’，率领应兵的人能取得胜利；为小事争怨、忍不住愤怒而起兵，这样的军队叫‘忿兵’，率领忿兵的人会失败；贪图别人的土地、财物而起兵，这样的军队叫‘贪兵’，率领贪兵的人会全军覆没；依仗国家强大、自夸人口众多，想向敌人炫耀威势而起兵，这样的军队叫‘骄兵’，率领骄兵的人会亡国。这五种情况，不只是人为因素决定的，更是天道规律。近来匈奴曾有善意，俘获的汉朝百姓，都会送回来，没有侵犯汉朝边境；虽然争夺车师的屯田之地，也不值得让我们大动干戈。如今听说各位将军想发兵攻入匈奴境内，我愚昧地不知道这支军队该归为哪一类！现在边境各郡贫困匮乏，百姓父子共穿一件用狗羊皮毛做的衣服，吃野菜野果，常常担心无法生存，很难再调动他们参军作战。‘战争之后，必定会有灾荒之年’，这是说百姓的愁苦之气会破坏天地间阴阳的和谐。出兵即使获胜，也会有后续的忧患，恐怕灾害变故会因此发生。如今各郡国的太守、诸侯国的相，很多是不称职的人选，社会风气尤其浅薄，水旱灾害频繁发生。据统计，今年子弟杀害父兄、妻子杀害丈夫的案件共有二百二十二起，我愚昧地认为这不是小的变故。现在陛下身边的大臣不担忧这些，却想发兵向远方的夷族报复微小的怨恨，这恐怕就像孔子所说的‘我担心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小国名），而在自己的宫廷之内啊’。”

　　宣帝听从了魏相的劝谏，停止了出兵计划。派遣长罗侯常惠率领张掖、酒泉两郡的骑兵前往车师，迎接郑吉和他的官兵返回渠犁。召回原本在焉耆（西域国名）的前车师太子军宿，立他为车师王；将车师国的百姓全部迁徙到渠犁居住，于是把车师原来的土地让给了匈奴。任命郑吉为卫司马，派他负责守护鄯善以西的南路地区。

　　汉宣帝总结了汉朝以前的经验教训，在立后问题上采取审慎的态度，以“稳”为先，从而规避政治风险。汉宣帝放弃宠妃张婕妤，选择无子且谨慎的王婕妤为后，核心是吸取霍氏乱政、谋害太子的教训，避免“母凭子贵”引发后宫与外戚专权，优先保障皇太子的地位稳定，体现了他在皇权继承问题上“重大局、轻私情”的政治理性。

　　汉宣帝认识到。治吏与民生：刑狱公平、轻徭薄赋是治国根本。宣帝针对吏治弊端下诏，强调“刑狱关乎万民性命”，禁止官吏曲解法律、擅兴徭役，同时免除灾区租赋，本质是通过规范权力、体恤民生来巩固统治基础——深知“民为邦本”，只有官吏清廉、百姓安定，国家才能稳定。

　　在对外政策方面，汉宣帝反对“忿兵”“贪兵”，坚持务实克制。他接纳了魏相提出的“五兵之说”（义兵、应兵、忿兵、贪兵、骄兵），放弃攻打匈奴，并非软弱，而是认清“边境贫困、内有灾变”的现实，避免因“争小利、泄私愤”发动非正义战争，也就是忿兵和贪兵，体现了“先安内、后攘外”的务实外交策略，也印证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用兵需符合天道与民生的原则。

　　这段话要有防患于未然：警惕“萧墙之祸”，重视内部问题的意思。魏相以“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警示宣帝，指出“子弟杀父兄、吏治腐败、灾害频发”等内部问题远比匈奴争地更危险，提醒统治者不可忽视内部矛盾而盲目对外用兵。这一观点贯穿中国古代治国理念，即“内治清明”是抵御外患的根本。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