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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在开始非常困难或者不顺利的事情，它就非常有可能成功或者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所谓“好事多磨”，这不是什么墨菲定律，这是中国人的看法。

母亲一个人在宿舍里住，想姥姥也没办法。抗美援朝让中国人全体总动员，纱厂也是昼夜不停的纺纱织布没有休息，母亲那个时候除了完成自己的定额以外，一些有孩子有家的人要歇一天母亲就去顶班。一个是因为母亲年轻，她不怕受累，再有也是为了排遣不能回家的孤独和伤心。

一天大俊告诉母亲说，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三爷爷混好了，他成了一个饭馆的老板。

三爷爷在老家种地，后来去济南学徒做厨师，跟着师傅到了天津。因为京津河北一带，菜系主要是鲁菜，天津和北京的大饭馆都是山东馆。

三爷爷到了天津不久，师傅突然病故，饭馆本来雇的是厨师，所以能够让三爷爷跟着师傅，师傅病故，三爷爷还没有出徒自然不能顶替师傅，所以就让老板辞掉了。

想回家没路费的三爷爷碾转几个饭馆打工，终于流落街头去卖烤白薯和摊煎饼。说起三爷爷也是受了一辈子苦，后来他遇见流落街头几乎饿死的娘俩，就是他的老丈母娘和媳妇，好心的三爷爷收留了她们娘俩最后成了一家人。

解放以后中国的大部分工商业还是私人经营，就在母亲再次回到宿舍的时候，三爷爷的一个师弟突然找到了他。这个师弟是跟着三爷爷和他们的师傅一起到了天津的，因为他在天津有亲戚，所以他的命运比三爷爷要好。

这个师弟自己开了一家饭馆，最后规模很大名声也不小。有人曾经劝过三爷爷去找他，三爷爷却认为，钱和情义就跟油和水一样，是不能搀和在一起的，如果师弟真的念同门之情，他为什么不来帮着自己呢？他宁可受穷也不会去找这个师弟。

在解放初期共产党掌握政权的时候，为了恢复经济并没有没收这些私营企业。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时期，说来也是，把买卖都收归国有，经济怎么恢复，因为政权还没有真正的站稳脚跟。

但是精明的买卖人已经看出，他们的日子不会太长，有些人就采取了偷梁换柱的办法，找个人做企业的老板，自己在后台观察一下局势，当然买卖还是他们自己说了算。

果然，他们估计的没错，社会主义改造大张旗鼓的开始了，公私合营成了主要的趋势，这些商人资本家看的出来，所谓公私合营不过是个过渡，买卖早晚是要国家经营的，他们一定要卷铺盖卷滚蛋。

1955年，几乎全国的私营企业不是归了国营就是自己关张，这就是提前进入社会主义。为什么要说提前呢？因为这远远超出了共产党预计的时间。

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商人已经把资金抽走，不过是留下一个空架子，顶着门面的经理老板不过是替罪羊，三爷爷就属于这样一只替罪羊。

三爷爷被这位师弟忽悠到了他的饭店，不久，这位师弟称自己身体不好干不动了，要三爷爷接过这个饭馆。耐不住师弟拜托，也为自己一夜之间称成了老板，三爷爷接了这个饭馆。但是，时隔不久，这家饭馆就倒闭了。

文革时期，三爷爷被化成小业主，这个在家里是个贫农，进城几乎要饭的穷人，最后被踢出了穷人和无产阶级的阶层成了专政对象。三爷爷在文革时期几乎疯了，因为他觉得冤枉，这是后话。

现在大俊说的他的父亲混好了，说的就是三爷爷去当替罪羊的时候。既然三爷爷混好了成了饭馆的老板，她不想在纱厂干了，她要回家去，再说，已经有人给她提了亲。

大俊走了，宿舍里只剩下母亲一个人，这让她除了感到更加孤独以外，更主要的是连个打听姥姥消息的人也没有了。

“有的时候我想家想的受不了，我就在晚上偷偷的回到胡同口，看一看家里的窗户然后再回到宿舍里。”

老人说，夫妻是月老用一根红线拴住的，这跟红线一但拴上，任凭你在天涯海角都是断不了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棒打鸳鸯不散的道理。

天渐渐暖和，人们脱掉棉衣的时候，一天母亲下中班回宿舍，走到厂门口突然看到路边有一个人站在那，仔细一看原来是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