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89年3月下旬，据沙扎兰科研基点的测试，气温偏高，化冻要比往年早。

　　李庆文这位富有经验的农业科学家，立刻预感到，1989年全市将有春旱和较大的伏旱，必须提前开犁，以早抗旱灾，打主动进攻仗。

　　在李庆文的建议下，3月底市委、市政府召开抗旱播种动员大会，由李庆文主讲。

　　他说：“自1986年起，按照确定的辽西北半干旱地区农业增产技术体系，阜新地区4月10日开犁。今年情况有变化，根据测试气温偏高，解冻要比往年早，一定会出现春旱和较大的伏旱。为了抗御春旱、伏旱，我市要再提前5天开犁，定在清明节，全市要在4月20日之前抢播完大田作物。在这个期间播种，即使不下雨，也可以借返浆水、土壤深层水、4月5日前后的有限自然降水，确保全苗。等到伏旱，苗长高了，根扎深了，抗旱能力也就强了。全市能否在清明节准时开犁，是夺取今年粮食丰收，打胜七五·二0攻坚战的重要一环，各级领导决不能掉以轻心……”

　　李庆文话音一落，市委书记就郑重宣布：“庆文同志的意见就是市委、市政府意见，各级干部必须遵照执行，不准打折扣！”

　　清明节到了。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彰武县、细河区的各级领导纷纷行动起来。县（区）级干部包片，局级干部包乡，乡级干部包村，村级于部带头种地。

　　可是，会场上动员的声势咋大，农民没听着。地里根本没墒情，干埋等雨，农民们不托底的事不干。他们你看我，我看你，疑虑重重，谁也不想打头轻易下犁杖。“六项改革”农业增产新技术有些农民还半信半疑，那就更不相信它能对付特大干旱了。甚至，有的农民还看“清明前后种瓜种豆，过了谷雨种大田”的老皇历。各级干部急得如同火上了房，可农民照样悠哉悠哉地闲着没事，春耕的热潮就是掀不起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省里抓农业的一位领导同志来辽西片检查备耕生产，了解到阜新市的部署后十分担心地说：“大面积干埋等雨能行吗？抓不住苗可别再瞎了种子和农药啊！”

　　一年之际在于春。春耕播种的成败关系到全市人民的饭碗子，可不是闹着玩的。市里有的领导同志心中也不托底，怕出偏差，劝李庆文说：“与其干埋等雨冒风险，不如通知下边晚几天开犁。”

　　在白热化的战场上，一位将军失误的决策，可以使千军万马毁于顷刻之间；同样是在白热化的战场上，一位将军高明的决策，可以破敌百万大获全胜。同自然界作斗争，也和白热化厮杀的战场上一样，对决策者的考验是严峻的，无情的。

　　李庆文这位“集团军”的挂帅者，正接受着这样的考验。来自几方面的情况和意见，像一块块巨石，一起向他的头上压下来，压下来。夜里，他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嘴起泡，撒黄尿。他完全可以不用这样着急上火，只要迁就迁就下边的情绪，顺从顺从上边的意见，来个顺水推舟比啥都强，还一丁点儿风险不担。可是，他不想那样做，一个科学家的良心，一位共产党员的党性，不允许他那样做。几年的科学实验，积累起的40多万个科学数据告诉他，阜新清明节开犁，20天种完，是抗御特大干旱的最佳途径。种田要靠科学，不讲科学就会受到无情而又残酷的惩罚。如果顺水推舟，不抓紧把地种上，阜新就会大幅度减产，全市人民的饭碗子就会真成问题，“七五·二0”工程就会成为纸上谈兵。李庆文豁出去了，不管担多大风险，也要按照科学的规律办事，科学才是“上帝”。

　　李庆文斩钉截铁地向市委、市政府领导表示：“按我说的干，捅了漏子我兜着！”

　　阜新市委、市政府领导相信科学，相信李庆文。他们决心和李庆文一道“破釜沉舟”干到底，坚决咬住不放松，一定打胜春耕播种这一仗。

　　市委书记和市长都下去了，亲自到春耕生产第一线督战！

　　市委副书记魏东、常务副市长赵富下去了，亲自到播种的第一线指挥！

　　两县两区的主要领导下去了，蹲在农村不动窝，指挥春耕生产！

　　李庆文更是一马当先，冲上了春耕生产第一线！

　　“一户开犁，全村着急。”领导纷纷下来抓点，抓出了领头的，带起了一大片，全市迅速掀起春耕生产热浪。到4月20日，全市大田播种完成80％。

　　果然不出李庆文所料。1989年春旱严重，4月份20厘米以上土壤含水量一般在10％以下，比历年平均值低4个百分点。4月份降水只有16.1毫米，比每年平均值少4成。但是，由于全市采取抢摘早播措施，在这大旱之春竟获得了历史上少见的好苗情。有的人称赞说：“李庆文的科学预见真如神哪！”

　　神吗？更神的是到伏天。李庆文早在3月底全市春耕播种动员大会就预测说：“今年将有较大的伏旱。”一进入6月份，阜新是烈日如火，烤得大地升烟。旱，特大的干旱，百年不遇的干旱折磨着遍地的庄稼。

　　旱，大旱！人们一连多少天看不见天上有一丝云彩。风是热的，土是热的，晒得庄稼都快熟腾了。

　　大旱不下雨不算，高粱又起了蚜虫。

　　旱灾、虫灾，一齐向阜新大地袭来。

　　李庆文急得心里冒火！

　　李庆文正在彰武县检查虫灾，一份加急电报飞到他的手中：“父亲病危！”

　　他的老父亲已是80高龄的人了，住在老家虎庄镇大石桥子。父亲虽然年岁已高，但老人家身板硬朗，没听说有过什么病。老人家还行了一辈子医，就是有点病也一定会调治的。李庆文盼望老父亲能闯过这一关，等灭完了虫灾再回家去。

　　李庆文在阜彰两县转了一圈，回到市里又接到一份加急电报：“父亲病故！”

　　一声霹雳，李庆文拿电报的手，抖动了起来，双眼滚下了泪珠。父子之情，骨肉之情，他怎能不悲伤落泪呢？回大石桥子？可是不行啊！全市高粱普遍发生中度蚜虫灾害。虫灾也像水灾、火灾一样，毫不留情啊。救灾如救火，这是最关键的时刻，自己不能离开。他主持召开了全市紧急抗灾灭虫动员大会，号召全市人民立即行动起来，以最快的速度消灭虫灾。

　　等李庆文布置完全市的抗灾消虫工作后，回到老家父亲已离开人世三天了，尸体都有味了。

　　他一跨进家门，见弟弟和几个妹妹正在挥笔疾书。文章的标题是：“当了市长，忘了父亲。”准备写完拿到当地报纸上去发表。

　　李庆文理解弟弟和妹妹的心情，没有埋怨他们。他说：“我回来晚了，父亲的丧葬费都由我承担，父亲留下的房子等遗产，我什么也不要！”

　　弟弟和几个妹妹见大哥如此“高姿态”，文章也不写了，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场。

　　李庆文到家当天就把父亲的遗体火化了，第二天他就返回阜新，投入到紧张的抗灾灭虫战斗之中。

　　整个辽宁伏旱，可阜新的庄稼却长势喜人。阜新县的庄稼长得高出其它地方的一头。

　　1989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以“蒙古贞的新曙光”为题，做了如下的报道：

　　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历史上称“蒙古”（意即一个蒙古族部落），地处东北科尔沁沙地南端，风大沙多，十年九旱。“春旱不算旱，秋旱减一半”已成这里的一种规律。长期以来“蒙古贞”人养成了一种以早熟作物、早熟品种为核心的晚种、广种薄收的耕作习惯，“亩产不过百斤，收入不足百元”，成了辽宁有名的贫困县之一。人们只怨自己受穷的命。

　　但是，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1983年，辽宁省政府决定：在这里创办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县，委派省农业科学院高级农艺师李庆文为首的五十多名科研人员到这个县，帮助他们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命运。这副担子不轻啊！李庆文和他的同伴们提出了包括改晚播为早播、改用杂交种、一次深施肥、改浅播为适当深播、改秋翻地制度等内容的“半干旱地区粮食增产的六项技术措施”，简称“六项改革”，在全县推广。

　　“六项改革”的诞生，对阜新县广种薄收的耕作习惯来说是一个革新。过去，这个县“五月开犁是好样，六月种地也不晚”。每到春天，人们赶着犁满山转，看到哪块地有墒可种，就种哪块地，能种多少算多少，往往是种了不少不见出苗，光有面积没有产量，秋后每亩地平均打五十公斤左右。

　　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耕作制度，1984年，阜新县在李庆文的倡议下对全县农、林、牧各业占地比例进行了调整，采取退耕还林还牧的办法，压缩耕地面积，扩大林业和牧业占地比例。1985年，全县在压缩后的耕地上全面推广“六项改革”，“少种精作多收”代替了“粗放广种薄收”，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增多；1988年，全县粮实际产量比创办实验县前的1982年增产二倍多；每亩产量由1982年的六十四公斤提高到一百八十七公斤。这是过去“蒙古贞”人不敢作的梦变成了现实。笃信佛的蒙古族群众信服了，他们说：“从今后，不信佛，信科学！”

　　目前，辽宁省旱灾严重，不少市县的庄稼都干枯了有些农民不得不收割秸秆做牲畜饲料。但是，由于科学抗旱，阜新县的庄稼却另一番景象；各种作物一片葱绿，玉米放蓼结棒，籽粒丰满；高粱昂首挺拔，秆青穗红；谷子已经甩出长长的黄穗，又粗又圆。

　　实践证明：“六项改革”是半干旱地区粮食增产的科学途径，不仅在阜新县适用，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六千万亩半干旱耕地上都适合推广。辽宁省分管科技工作的副省长赞扬说：“六项改革”是“蒙古贞”的新曙光。今年千万家农民主动要求与科研人员签订科技承包合同，使上千亩耕地连成一片，按“六项改革”的要求，在大旱之年种出了“出奇的苗”。（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1989年7月23日前阜新降水230毫米，比历年同期少90毫米，从7月24日至8月30日仅降雨16.9毫米，比历年同期少104毫米，形成40天伏旱。由于大田早播，玉米、高粱生育时期提前，在干旱时已进入灌浆期，借助土壤中蓄存的水分，减轻了旱灾的影响。这一年，尽管春旱、伏严重，又发生了虫灾，全市粮食产量竟高达7亿公斤，比1981年到1985年，平均每年总产3.71亿公斤增产3.29亿公斤，是阜新特大丰收的一年。

　　农民们高兴地说：“今年早种算掏上了，不然这么旱，闹上三、四成年景就敲着鞋帮念佛了。”

　　庆丰收的锣鼓声，农民的欢笑声，也给李庆文带来一些欣慰。在这短短的欣慰过后，他的心情又沉重了起来。因为他没有忘记，实施“七五·二0”工程，只剩最后一年了——1990年！

　　1990年是关键的一年，决战性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