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玉敏：我参与了烈士遗体接收

       时任塔城军分区卫生科医生，亲历了烈士遗体接收、辩认、整容、安葬等全过程。简介详见编委会成员介绍。

       看到关于铁列克提战斗的网上传说，大多不够准确。毕竟此战不似珍宝岛反击战那么“光彩”，当时没有正面报道。可我认为正因如此，才更加悲壮和可歌可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参战官兵明知会有牺牲，义无反顾，为国捐躯。少部分遗体被运回，大部分遗体被苏军运走，直至9月18 日在我方一再交涉下才交还，后安置在托里县烈士陵园，1名战士昏迷后被俘，9月22日之后也被送回。（并不是像《时事出版社》出版的《遏制与反遏制》一书《戈壁滩上的38 具中国官兵的尸体》所说苏军将中国官兵一个整排的38具尸体弃置在戈壁滩上）。

       我亲身参加了1969 年9月18 日接收和处理烈士遗体的工作。战友重逢时谈起铁列克提，觉得有责任把战斗的情况和烈士的情况还原，以表达我们的怀念。

       铁列克提战斗失利后，苏方因政治目的和宣传需要，将我方战士的遗体全部运走，包括1名昏迷后被俘的新战士袁国孝（并不是像有的文章所说焚烧或抛尸等等）。当时战友们也并不是全部牺牲，负伤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的记者温炳林牺牲前鼓励袁国孝：“小伙子，坚持住，要和苏修斗争到底！”

       经过我方与苏方会谈会晤交涉，定于9月18 日在铁列克提边境处交还烈士遗体。当时边防形势依旧很紧张，犹如箭在弦上，接受任务后仍需高度警惕苏方有不测行动。我和女同学陈瑞巧刚从军医大学毕业分配到塔城，主动请求参加了烈士遗体接收工作。同去的卫生科长张振铎、放射医师党树德在交接组；我和陈瑞巧、化验员尉伯泉在整理遗体组。我和陈瑞巧是这支队伍中仅有的2名女兵。

       9月17 日下午，卫生科的几个医务人员乘坐装载着为烈士们准备的新被褥和军装的大卡车上从塔城出发，新疆的气候很独特，不管什么时候出门，皮大衣是必带的。所谓“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这次可是领略了。天渐渐黑下来了，卡车在飞奔，刺骨的寒风吹来，又是在毫无遮拦的卡车顶上，皮大衣完全失去了作用，我们2个女同学相互依偎着、坚持着。于天亮前到达了向阳维护站（分区通讯线路维护点），根据交接地的地形和水源情况，确定把整理烈士遗体的地点选在向阳沟的溪水边，用溪水好好的清洗烈士的遗容，迎接他们回家。

       接受遗体并不简单，当时形势紧张，必须时时处处考虑周到。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对烈士遗体移交工作做了11条指示，从具体的交接事项、程序、接受车辆的方式、需要注意的问题等细节都想到了，有力地保证了移交过程的顺利进行。我们在那遥远的边防，直接感受到了总理的关怀。

       正式的遗体交接终于开始了，苏方的卡车与我方的卡车尾尾相对，直接从车上移动过来，一辆接一辆，不断的交接着，四周的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遗体运到了，苏方是用一种银灰色的简易棺木装殓的，我们几位医务人员，打开棺木，烈士遗体在塑料袋中，抬出并打开塑料袋时，更清楚地看到烈士遗体腐烂的非常严重，头、手、胳膊稍不小心就会脱落下来……。有的烈士遗体上还有自救互救的痕迹，如被打断的腿上捆着木棍，有的进行过简易包扎。把烈士安放在我方准备的上好大红棺材中，怀着极大的虔诚和对牺牲战友的敬重之心，一点一滴的整理着……尽力做好遗体整容、铺上新被褥、为烈士换上崭新的军装、戴上红五星军帽、鲜红的领章，装敛入棺。让烈士们安息。

       直到日落西山，一天多没怎么吃饭的干部战士们集中在了维护站的周围，说实在的，这个维护站平时只有几个人，不可能做上百人的饭菜，只有一锅一锅的做，一锅一锅的吃，大家也并没有食欲，我这时才发现，自己的左脸在向阳溪边被蚊虫叮咬已经肿得不轻了，针刺样的疼痛，但在此时，又怎么可能顾及到它呢。夜间休息是在戈壁滩上，大家席戈壁而卧。还是我和同学紧紧地靠在一起，裹着皮大衣，记得是个小坡地，头在上脚在下，没有心情看天空有没有星星，没有心情说更多的话，也许是太疲惫，也许是太年轻了，竟然睡着了。

       因遗体高度腐烂给辨认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辨认的战友只能根据衣服、衬衣、穿戴、遗留的携带品、身体、牙齿和骨骼特征等方方面面进行确认，工作紧张迅速的展开。这里有一段小故事，当时只知道有一人被俘，姓李，并不知道是谁，所以就猜测可能是李国贞排长没有牺牲，安葬在托里烈士陵园碑上立的是袁国孝名子，直到9月22日袁国孝从巴克图边防站被交回后，才重新将墓碑更正为李国贞排长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