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袁国孝：身陷苏联痛楚的日子

       8·13战斗中为中路掩护组枪榴弹射手，是我军坚守676高地上唯一的幸存者。激战中负伤昏迷被俘，1969年 9月22日返回祖国。简介详见编委会成员介绍。

       2008年10 月，我和杨俊奇战友回到了当年的战场，看到了无名高地的纪念碑时非常激动。以前的边界线是一公里一个洒上石灰水的石头堆，现在是铁丝网。回顾当年，一阵心酸，就在这座山头上我们22名战友牺牲了21人，他们为保卫祖国领土献出了自己的年轻的生命。

       我们是8月13 日凌晨从铁列克提边防站出发，战前首长们作了很多思想动员工作，讲边防政策72字：“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有理、有利、有节……”我们的口号是：“宁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

       1969 年8月13 日是农历七月初一、星期三。那天夜里漆黑的什么也看不见，战友们心里怀着一腔热血，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无名高地。我们班长李建是第三掩护组组长。当时我是枪榴弹射手，副射手是尹清启，还有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记者温炳林。我们小组隐蔽在无名高地东南角、山脚往上大约50 米的位置。隐蔽了不到半个小时，上级又让我们转移到无名高地东北角，这时天还没亮。

       在东方放亮时，苏军两架直升飞机从西南的扎拉那什库里湖方向飞来，通过无名高地上空飞向卡图山上空，飞到卡图山后又返回到无名高地上空。

       太阳刚升起，苏军三辆大卡车从湖的西北角驶出，我们从无名高地往西看的很清晰，他们到达对面阵地下车后，我们数了一下共126 人。

       我和尹清启是入伍才几个月的新兵，上战场一腔热血，可对其他事情不太懂。温炳林是北京来的记者，知识面很广，他想拍摄有价值的镜头。对我们说“小袁和小尹，你们站起来，端着枪，怒视着敌人的飞机，我给你们照张相”。

       我们俩就站起来，对着苏军飞机歪着头，怒视着。温炳林和王一兵一个摄影，一个拍照，一直等到苏军飞机走了才结束。

       照完相时间不长，我巡逻组在裴映章副站长带领下从钢管山方向走来，当走到离无名高地大约二三百米的地方，苏军打出了第一枪，裴映章的脖子上中弹负伤，并且是贯穿伤。当时我也不明白，200多米的距离，身受重伤的他竟能爬上山来。他带领的巡逻组共11人，我们在无名高地上的掩护人员也是11人。他爬上山头时离我的距离不到10 米，不能说话、不能动弹，颌下前脖的贯穿伤我看得很清楚，可他怎么能够爬到山上？战斗很激烈，我当时也没时间想这些。

       与此同时，骑兵连四排排长李国贞爬到离我3米处的射击位置，他是巡逻组的，我们是在无名高地的最北端，他是从北边过来坐在那里休息。

       这时，苏军的装甲车从无名高地西南角开过来，绕到北边掉头后有苏军下车，当时这名苏军从装甲车下来还没有站稳，李国贞的枪法很准，端起枪就将那位苏军打倒了。从李国贞打倒这个人后，战斗就激烈起来了，像是5盘鞭炮同时点着爆炸，分不清点了，苏军子弹急风暴雨式地射向无名高地。

       我是枪榴弹射手，我在前面，尹清启在后面，相距1米左右，我发射一弹后，他能及时地把榴弹递给我。当时我距苏军装甲车有400米左右，枪榴弹的射程是150米，有效射程是100米，根本够不着。

       我们一共带了8发枪榴弹，我带4发，尹清启带4发，我只打出了2发。因阵地上只有我带的武器能威胁到苏军的装甲车，所以成了苏军攻击的目标。当我准备打出第三发枪榴弹时，就觉得头顶“轰”的一下，什么也不知道了。现在我嘴皮上面和眼睛下面的伤疤里面还有弹片，就是当时炮弹爆炸以及爆飞的石块给炸的。

       等我醒来时，已经在在苏联的火车站，这里离他们的边防哨所很近。我们负伤共有四个人，裴映章、温炳林、景长雄和我。当时我们都非常渴，景长雄向苏方要水喝，温炳林那时也不知道景长雄的名字，就说：“小战士，坚强些，宁可死，也不能向敌人求什么，不能要水喝。”景长雄就不再要水喝了。

       我们四人一起在车站停了一个小时后，由于苏军没有进行救护，裴映章、温炳林、景长雄先后牺牲被抬走。我在天黑后才被他们的一辆小吉普车拉到一个在戈壁滩上的简易飞机场，在飞机场停留了约20 多分钟后，被抬上了直升飞机。

       那时我受伤很重，被苏军抬上飞机后，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在迷迷糊糊的潜意识中看到了一座灯火通明的城市（后来才得知是哈萨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图），我被送进阿拉木图的一家苏军医院，他们剪开我的衣服，给我做了手术。

       第二天，我住的那个病房里来了很多记者、军官、卫兵等，从房间到走廊，都挤满了人。他们问我叫什么？为什么要当兵？那时我们上战场前首长教育，假如被苏军强行绑架了，不能暴露自己的名字，不能泄露机密。我是个从农村入伍的新兵，不知道啥叫机密，咱们的边防站情况还是知道的，但我什么也没有说。

       那时我们每人身上都带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八一电影制片厂记者李连祥对战士很好，就在我的语录本第一页上写了“向袁国孝致敬”一行字。我住的病房有两张床，中间有个小桌，房间不到20 平米，后面有个窗户。第三天凌晨，突然有人在窗外喊“袁国孝！袁国孝！”我认为我一生中脑子反应最快的就是那时。在那样一种地方，突然有人喊我的名字，是何等的激动，但我一想，不对，这里怎么有人知道我的姓名？肯定是从语录本上看到后来试探我的。我就用被子蒙住头始终没动。

       那几天，苏联的记者、军官、翻译天天要给我照相，我向国家保证，向部队首长保证，我没有一张照片丢在苏联。我的办法是天天蒙着头，睡觉也蒙着头，要睡着了就用头把被子压着，防止他们给我照个丑像发出去，我就是不给他们照相的机会。虽然我是一个才17 岁的新兵，可我不能让他们毁坏中国人的形象。

       有一天来了个苏联军官，问我叫啥？非要和我照相，我就举起手，摆出要打他的架势，这样的照片是不能发表的，我说我叫理通道直，后来他们就叫我李道直。

       苏联士兵中也有同情心的人，那个监视我的士兵每天拿个方凳坐在门口，有一天他用两手在头两边支着，说“嚓，嚓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一次还拿几块糖给我吃，我就是不吃，他见我不吃，又比划“嚓，嚓嚓”。接着有个苏联军官拿着照相机进来了，我才明白有人要来照相，原来那位士兵是要我蒙头的意思。

       我在苏联整整41天，8月13 日到苏联，9月22日回来。也受过拷打，我是农村人，犟脾气，不论苏联人问啥？咱就是什么也不说，他们急了就打我，打呗，咱也没有办法的事，不管是谁？到了这个份上，那只能随便他们摆布了。

       后来又换了一个翻译，不带苏联口音，是从中国东北过去的，说他老家是山东人，姓张，和我口音差不多，他和我相处有两个星期左右。

       之后又换个苏联翻译，说的话似懂非懂，他问我：“想爸爸吗？”“想！” “你那么小，家里你妈妈一定很难过，想妈妈吗？”我说：“我想妈妈，想也没用。”问我：“想不想回去？”我说：“想，可是你们得许我几个条件，给国家献丑了，回去也没意思。”

       他说：“你有什么条件？说吧”我说：“一是还我的毛主席语录；二是我要见我的战友，我们同时在火车站的那三名战友，我们要见一面；三是还我军装；四是还我……”我这四个条件苏联人一个没答复。以后再问我什么也不说了。

       有一天还来了很多各国的记者，其中一人问我：“你到底是红卫兵，还是边防兵？”我说：“我当然是红卫兵，也是边防兵。红卫兵是年轻人，边防兵也是年轻人。”回来后听说，当时在场一名日本记者，之后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我是红卫兵的报道。

       万万没想到，有一天下午，苏联翻译突然告诉我：“你明天可以回去了。”我说：“不回去，起码你得还我军装。”回国以后我才知道这一天是1969 年9月20 日。在苏联的那些日子里，我是黑了白，白了黑的，根本就不知道是何时何日？

       1969 年9月22日，苏联翻译拿来衣服，强行让我穿上后用车把我送到飞机场，飞机起飞时间不长就落地了，之后又上汽车，每次坐上车前面都用毛毯挂着，我什么也看不到。当汽车再一次停稳，我下车后眼前一亮，这里是我国塔城巴克图边防站。我看到了我们鲜艳的五星红旗，看到了我们的国门，看到了对面的老首长，看到了我的战友们，我飞快地跑了过去……就在刚要跨越国界时，我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不对，就全都脱了下来，只留下一个短裤头，全身精光的跑回祖国。

       当我跑过了国界线，上了在此等待的分区卫生所救护车，接我的同志给准备了新军装和衬衣，我坐上救护车就换上新军装，精神和心情一下子就好了。从巴克图到塔城有约8公里路，两边有欢迎的人群，我请求驾驶员把车开的慢些，我说40多天来，我又见到了祖国的亲人，让我好好看看。

       把我送到军分区卫生所住进病房后，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徐国贤过来看望我，还有《解放军报》社记者，我向首长汇报了在苏联41天经历的情况。

       9月27 日，塔城军分区举办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两名战友搀扶着我走上主席台，全场鼓掌； 9月30 日到乌鲁木齐参加国庆观礼；10 月20 日在乌鲁木齐参加了新疆军区第三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