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指挥相关情况的回忆

       （一）任凯旋：我参与制定了巡逻方案

       时任塔城军分区作训科参谋，铁列克提边防站恢复南段巡逻计划制定者之一。8·13战斗时在塔城军分区作战室目击了指挥全程，简介详见编委会成员介绍。

       1969 年6月10日塔斯提战斗后，根据总参谋部指示精神，塔城军分区南线边防站暂时停止巡逻。1969 年7月，根据总参和新疆军区“逐渐恢复在争议地区巡逻”的指示精神，塔城军分区向伊犁军区、新疆军区、总参谋部、外交部上报了在铁列克提巡逻预案，被批准。

       此次巡逻非同寻常，那时的作训科虽然编有七八个人，但大部分人都参加“三支两军”工作队去了，科里只剩下三四个人，主要有副科长段志刚、参谋李效智和我。领导当时指定由我拟制巡逻预案。我当时对14 个边防站的情况很熟悉，每年要跑边防很多趟，特别是在铁列克提方向，牲畜转场要通过边境争议地区，新疆军区很重视，会及时派军区首长、机关人员来打前站，建立军区前指。

       巡逻预案制定完毕，交参谋长南仲周、司令员王秀森等首长审定把关。经过上下反复研讨后上报北疆军区、新疆军区、总参谋部。巡逻之前，分区相继抽调了108名官兵到铁列克提边防站。

       由304边防营康有福营长、蒲其武政委统一指挥。要求掩护队各组于凌晨5：30 前进入易遭敌袭击的巡逻地段潜伏，预备队在铁列克提待命，巡逻队11人，其中有1名记者随队出发。巡逻队配备1挺班用机枪、两具火箭筒、两部枪榴弹、十几支冲锋枪、步枪和几十枚手榴弹，以及1部硅电台。

       8月10 日前后，我科另一名作战参谋李效智提前到达铁列克提边防站。

       我和李效智是湖南老乡，又是老同学、老战友、老同事。1959 年初中毕业时，我俩分别从岳阳和衡阳被推荐保送到乌鲁木齐工业交通建筑学校上中专，我学机械制造，他学汽车制造专业，1962年毕业前，发生“伊塔事件”，边界形势骤然紧张，我俩放弃分配到工厂任技术员的机会，同时选择报名参军到新组建的塔城军分区独立连。1965年，我和李效智又一起提干到新疆军区步校参谋队上学，第二年毕业后同时被分配到塔城军分区司令部作训科工作。

       8月12 日晚，根据分区王秀森司令的指示，第二天要我陪同他一起到铁列克提边防站指挥巡逻，我连夜准备了地图、指北针、望远镜等必备物品。

       当天晚上，我基本整夜未眠，就是在想着铁列克提，想着能不能像东北珍宝岛那样打一场胜仗。因为铁列克提巡逻行动，相关准备工作在分区历史上是空前的，调动100多号人，配备那么多的武器装备，这些情况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8月13 日清晨5点多，天刚蒙蒙亮，我陪同分区司令员王秀森乘坐北京吉普车出发，准备到铁列克提指挥巡逻，车上只有王司令、我和驾驶员三个人。

       7点多钟行至托里县时，遇到通信线路维护站几名战士拦车，传达新疆军区首长指示：“考虑到分区参谋长南仲周已从博乐分区赶至铁列克提指挥，王秀森司令员立即回到塔城军分区作战指挥位置。”

       军令不可违，王司令员的小车当即调头沿原路高速返回，到塔城时已经8点多钟，直接进入分区作战室，此时，伊犁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后任乌鲁木齐军区参谋长）已在分区作战室，分区的赵副司令员等人也在现场。

       任书田副司令指示接通铁列克提前沿指挥所的电话，询问苏军、敌情有什么变化，当前线报告的苏军情况：7时许发现苏方直升机在边境低空盘旋，并发现纵深有装甲、坦克和大批苏军在埋伏，情况十分异常。任副司令员立即指示：“现在老虎已经把嘴张开了，形势对我非常不利，我的意见是请示军区，立即停止巡逻。”我们当即向伊犁军区汇报了任副司令员的意见。

       约半小时，新疆军区指示：按既定方案执行。

       任书田副司令员听到按既定方案执行这条指示后骂道：“这种官僚主义瞎指挥，今天非打败仗不可。”我看到首长都非常气愤，就到作训科我的办公室给伊犁军区作战处吴银平处长打电话，请求他能否给新疆军区作战部打电话，我说：“今天如果不按任副司令员停止巡逻的指示肯定会吃亏”。吴处长说：“官大一级压死人，我们都知道任副司令员的决断是正确的，让人更加气愤的是我们有的首长还说，任书田是分管协助解决塔城地区两派群众大联合的问题，铁列克提巡逻作战由赵衍庆副司令员分管，我给你讲的话千万要保密（因为我和吴处长都属于保王恩茂派）”。在那个文革的特殊年代里，我只能把吴处长讲的话烂到肚子里。

       约9点50 分，战斗打响的消息传到分区作战室，大家都很着急。在场的王秀森司令员很少说话，也很少表态，主要是听从任书田副司令员安排工作，向上报告情况，向下询问情况。

       期间因巡逻组报话员曹新龙牺牲，又出现了与铁列克提前线指挥所通讯中断的情况，急得首长破口大骂。后来，前沿指挥所请求新疆军区重火力支援，上级指示：“坚持到晚上九点，炮兵部队就能赶到。”

       在我巡逻队遭到重创后，连长肖法刚带领战士发起了3次进攻，蒲政委命令肖法刚一定要炸掉苏军坦克，肖连长携带枪榴弹和捆绑的手榴弹向坦克前进时，右腿中弹，苏军火力密集猛烈，我军无法接近苏军坦克，战斗至13 时左右结束。

       一直到前线指挥所电话报告“打完了”，在作战值班室的人员都没有吃饭，紧接着，首长又催着收集情况，当时只知道676高地被敌人占领了，人员伤亡和武器装备损失的具体情况还是不太了解。

       在文革背景下，分区领导大部分属于“保王（王恩茂）派”，本身就对龙书金不够信任和支持，思想上有抵触情绪和看法。现在面对战斗的失利，尽管当时的言论还没有现在放得开，可是大家背地里对龙书金很气愤，有人在作战室现场就开始埋怨龙书金抓战备工作不落实，埋怨新疆军区对是否巡逻不敢做主。

       仗打完之后，大家都开始抱怨上级，特别是副站长裴映章牺牲的消息传来后，我心里非常难过。战前，当听到他亲自带队巡逻的消息时，我心里很感动，没想到，最终的结果是他把生命永远留在了祖国的边防线上。

       战后，在追查责任上部队基本没有进行，因是败仗不像珍宝岛那样大规模宣传报道，也没有作为战例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也有关系。

       战后李效智调到北疆军区司令部工作。1974年转业复员回到衡阳。回乡后，他曾经让我给他寄过一次新疆的莫合烟。后来，我们两人失去了联系。

       1975年4月13 日，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视察塔城边防战备到巴克图边防检查站时，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要我（1971年时任作训科副科长）和他向杨司令员汇报铁列克提战斗实况，重点汇报了四条教训：

       一是战备不落实。1968 年已经部署在铁列克提边境的炮兵连，在8·13 战斗以前撤离边境300多公里的纵深，当前线请求炮火支援时，军区的回答是：“坚持9小时就可以赶到”，实际战斗只有4小时左右。

       二是敌我力量悬殊。苏军出动了直升机、装甲、坦克、大炮和几倍于我的兵力，浅近纵深还部署了大批部队，我方装备的是轻型武器，通讯和侦察器材都很落后，边防站平时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和巡逻，缺乏军事训练，参加巡逻的士兵很多是1969 年3月刚入伍的新兵，配备的枪榴弹在战时还不会使用。

       三是地形利敌不利我。铁列克提边境地形平坦开阔，无山林杂草隐蔽，苏军使用的带有炮塔和14.5毫米机枪的BTD一6011BG轮式装甲车，我方预备队用枪榴弹、炸药包、集束手榴弹等数次冲锋无法接近，伤亡惨重。

       四是用生搬硬套的政治口号代替敌变我变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如果当时采纳停止巡逻的建议，完全可以避免这场战斗。由于在当时政治斗争高于一切的情况下，从上到下都高喊“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谁也不敢讲真话，当巡逻队员一个个被苏军打死打伤时，现场指挥员和上级指挥员谁都不敢下达停止巡逻撤出战斗的指令，好像坚持在那一天巡逻就是寸土必争，为国争光，改日巡逻就是丧权辱国，结果造成战斗失利，这也是战斗失败最根本的原因。

       杨勇司令员听了汇报后说：“你们讲的很真实，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没有训练、没有武器、没有兵法、没有指挥、就没有胜利，教训极其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