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高层看到了现实危机   国家进入全面备战

       从珍宝岛战斗到铁列克提战斗，中间经历了不到半年时间，但中央决策层对中苏边界军事冲突的看法却在极速变化，从一开始认为是偶发事件，到后来断定苏联有可能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并因此而进入全面备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曾指出，“中苏抗衡态势产生变化的原因就是珍宝岛战斗发生后，苏联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将边界东段的冲突向西段扩散，不断制造流血事件，特别是8月13日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有计划地进攻中国边防部队，造成严重的流血冲突。同时苏联领导人和舆论工具不断进行战争威胁，并对中国发出核战争恫吓。”

       在摸清了苏联的底牌，评估了中苏边境的压力后，中共中央做出了中苏之间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判断，并随即进行了相应的准备。

       （一）“八·二八”命令，全国转入临战状态

       1969 年8月28 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主席签发了一份适用范围更广、措辞更加严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史称“八·二八”命令）。

       “八·二八”命令的主要内容是：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要求边疆地区革委会、人民解放军驻边疆地区部队，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命令还要求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实行归口大联合，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要求山西省部分地区制止武斗、惩办坏人，恢复生产与工作），大力支持前线，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9月20 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军兵种司令员、政委。会议研究了苏联的战争动向和对付苏军突然袭击的措施。会议开至月底，因国庆在即，决定休会，各军区负责人即返回各地。休会期间，军委办事组为检查战备工作落实情况，于11月15 日至21日，组织北京、兰州、新疆军区和华北、西北8省、市、自治区以及空军、总参、总后领导人赴东北参观见学落实战备的经验。

       12 月11日至23 日，会议继续在京召开。与会人员认真分析形势，检查了战备落实情况，交流了战备工作等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今后的战备工作任务。

       会议期间，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会议最后产生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纪要，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于翌年1月7日印发全军。

       （二）“第一号号令” 掀起全军备战高潮

       在中央领导人大面积集体疏散的同时，随着苏联谈判代表团即将于10 月20日到达北京，已疏散到苏州的林彪打电话给留守的中央军委办事组，提出“苏军百万大军压境，亡我之心不死”，要求“提防苏修谈判代表团搞欺骗、搞偷袭”。

       其实早在1969 年9月11日，苏联总理柯西金来北京机场会谈时，中方曾经严重怀疑柯西金专机上可能运载着苏联特种兵，准备夺占北京机场，就像1968 年8月苏联袭击捷克之初发生的那种情况。当柯西金的专机仍在空中飞行时，中央军委调动接受过特种训练的几个营保卫北京机场，还挑选了—批会武功的官兵驻守在机场跑道和大楼的周围。最后证明只是一场虚惊而已。但是，在特殊时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早已成为人们的心理防备底线。

       1969 年10 月18 日，军委办事组根据林彪的电话指示，整理成书面战备命令后向全军发布。因为这是军委前指开设之后发出的第一个指示，值班参谋将其编为“第一号号令”。全文如下：1969 年10 月18 日21 时半

林副主席指示：

       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20日应特别注意。

       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

       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40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85反坦克炮）。

       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参谋人员考虑第一个号令是发给全军的协同号令，有一条是针对二炮（战略导弹部队）的指示，根据二炮的性质，不便向全军传达，便另写了一个指示，编为第二号号令。随后，又向总部机关和情报部门分别发出了第三号、第四号号令。

       10月19日，苏联代表团抵京谈判。由于双方立场差距太大，谈判从一开始便陷入僵局。而“一号号令”在被全军认认真真地执行了半年多之后，也逐渐作了调整。

       10 月23 日，总参向各军区、海、空军和北京卫戍区传达了军委办事组《做好疏散部队工作，继续保持良好战备状态》的指示。

       （三）推动了全民性的备战

       1969 年8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响亮口号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国人民防空工作领导小组。全国各大中城市，立即掀起了一场“深挖洞”的群众运动。首先确定了70多个重要的大中城市要“大修防空洞”，后来全面备战，一些作为后方基地的城市也被纳入人防城市之列。

       “深挖洞”是一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运动。人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用锄头、铁锹和斧子，挖出了一个个深洞。边境地区要挖，内地也要挖；城市要挖，农村也要挖；单位要挖，企业也要挖；学校要挖，家里也要挖。上班时在单位挖，下班回家挖。不光挖自家的，街道上还有公用工程也要挖。

       1972年12 月10 日，《中共中央转发的批语》正式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推动了全民性备战。该批语是毛主席关于大修防空洞最著名的指示。

       全民“深挖洞”运动造就了一个地下长城。但这种过度的战备行动，也让中国付出了巨大代价。尽管中国处于防御地位，从来没有打算主动挑起对苏战争，但是这种长期过分紧张的战备，对国家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在上世纪70年代前期，中国的国家财政支出有四分之一以上用于军费和与军队直接有关的项目，如再加上民间的备战费用，这一比例高达三分一。同时，国内经济建设又偏重于“大小三线”，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