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谁在幕后掌控大局

       1969 年中苏边境的军事摩擦，看起来像两列迎头而行的高速列车，在世人都认为已经失控并最终迎头相撞的时候，两列火车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紧急刹车，并最终避免了重大悲剧发生。

       （一）中苏双方最高领导人掌控着大局

       最高领导人自然与普通民众不同。无论是发生在黑龙江还是新疆方向的边境冲突，无论是珍宝岛战斗还是铁列克提战斗，事后，在中苏两国民众情绪激昂、边界对峙看起来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双方最高领导人自始至终都没有表态，中方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苏方是以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为首的苏共主席团。当时的报刊电台找不到他们二人公开发表的只言片语。

       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实质却是符合世界形势、符合两国国情，也符合双方利益。他们共同选择沉默这一历史事实恰恰说明，作为幕后决策者的高明，拿捏和把握分寸的高超。

       一是收着打，适可而止。是这两场战斗的基本特征。有时候是点到为止，意在试探对方反应、揣测对方底线；有时候是针锋相对，表明本方的态度，亮出自己的立场；有时候是敲山震虎，迫使对方回到政治谈判的轨道上来。

       二是总体可控，不一味扩大规模。是双方决策者的共同出发点。有度，不一味呈强，也不一味示弱，把握分寸比较得当；有节，行为不过于出格，举止不过于偏激，掌握火候比较恰当；有效，坚持军事行动服从服务于政治路线，或直接联络，或间接传话，双方一直没有关闭沟通的大门。

       在1969 年之前，中苏双方虽然都加紧备战和在边界屯兵，小的军事冲突也时有发生，但总的是“动口不动手”，由此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战争”，即双方史学界各自出版许多书籍和发表大量文章来支持本国政府的观点、攻击对方。

       珍宝岛战斗和铁列克提战斗后，激起了两国的空前敌对，这是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是长期以来边界问题和边界冲突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度将中苏两国带到战争一触即发的境地。此后，两党、两国关系虽然降至谷底，双方甚至各有百万以上的军队集结在边境地区。但两国政府之间进行最激烈的对抗依然是以“打嘴仗式”交锋为主，发表抗议声明、照会和攻击性的文章。

       历史发展的结果也可以印证这种判断，中苏之间的军事冲突非但没有演化成大规模的战争，相反迅速地缓和下来，边界谈判也随之重开。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苏双方最高决策者都能以现实的眼光来看待对方。

       （二）中苏双方都不想把问题推向失控

       从苏联方面讲，并不希望中苏两国最终走到全面战争的境地。既对中国在珍宝岛战斗中的奋勇反击和事后的强烈反应始料不及，进而发现中国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可以一夜占领，中国并非军事压力所能征服的；又不愿意在亚洲东部再树一个强大的敌人，影响自己一直坚持突出重点的欧洲战略，即发展与欧洲、北美的关系，控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等等。

       珍宝岛战斗后的3 月21日，柯西金提出要与中国领导人通电话。中国政府次日以备忘录形式告诉苏方：“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29 日，苏联政府就中苏边界问题发表一份声明，提出两国尽快恢复边界谈判以便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建议。4月11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提出15 日在莫斯科举行“协商”。4月26 日，苏联正式提议重开边境河流航行问题的会谈。

       5月24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而反对诉诸武力的一贯主张，建议双方保证维持现状，不以任何方式将边界实际控制线向前推进。在以河流为界的地段，双方边防人员不得越过主航道和主河道的中心线，在任何情况下，双方边防人员不向对方射击，双方边境居民按照惯例进行的正常活动不受干扰。

       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苏联主要是从外部环境着眼，想尽快地通过协商或谈判摆脱珍宝岛战斗发生后所处的被动局面；而中国主要是从内部着眼，由于当时“反修”的调子很高，至少在表面上似乎还不急于协商或谈判。

       铁列克提方向达到成功报复目的后，苏联选择了退让和不再刺激受伤的中国。战斗结束后，作为胜利的一方，苏军于9个月后（1970 年5月7日），才秘密颁布了嘉奖命令，根据战斗结果，褒奖有功人员，2人获得列宁勋章，6人获得红旗勋章，牺牲的人被追授红旗勋章。还有2人获三级光荣勋章，10 人获勇敢勋章。

       1969 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去世。苏联方面提出利用柯西金率团赴河内参加葬礼之机举行两国总理会晤，中方接受了这个建议。

       11日，周恩来在北京机场同柯西金举行了长达3 个半小时的会谈。两国总理在会谈中虽然在过去的条约是不是“平等的”、两国边界是否存在“有争议的地区”、谁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问题上有分歧、有争论，但还是在两国之间的原则性争论应当不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化，边界争端应当通过谈判方式加以解决，采取措施避免军事冲突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会谈后，双方一条简短的消息：“1969 年9月11日根据双方协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借从越南返回莫斯科的机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举行了会晤。”两国总理北京机场会谈，最直接的结果有两个：一是缓和了双方边界军事冲突，  “以往几个月里中苏边界每天都发生的事件几乎停止了”；二是中苏边界谈判很快又重新开始。

       从中国方面讲，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压力，中国除了加紧备战、全民皆兵以抗衡苏联之外，也感到与苏联进行军事方面的彻底摊牌不仅无助于边界问题的解决，而且会进一步恶化自己的国际环境。所以，在经毛泽东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关于当前中苏边境地区主要情况和措施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我边境巡逻应严密组织，加强领导，选择有利时机实施并予有应变措施，做到既不主动惹事，也不吃亏”。铁列克提战斗失利后，尽管中方增派某步兵团增援边防站，甚至准备“对苏方哨所发动袭击”，“抓一把回来”，但最终选择了克制。

       （三）中央高层以高超的智慧维护国家利益

       作为最高统率的毛泽东主席对中苏矛盾冲突非常在意。1969 年3 月15 日珍宝岛第二次战斗结束，毛主席听取汇报时很高兴，一再讲：“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了。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但同时也明确提出“到此为止，不要打了”。随着双方在岛上布置了大量地雷，加上冰雪开始融化，于是，就真的不打了。整个战斗结束后，毛泽东主席要求“九大”政治报告“对这次边界冲突，不要讲得那么严重”。很显然，毛主席并不想扩大事态，惹怒苏联。

       不想扩大事态，不等于不关注。1969 年4月1日至24 日，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珍宝岛战斗英雄孙玉国临时被增补为“九大”代表，在大会上汇报珍宝岛战斗的情况后，毛泽东主动站起来为他鼓掌，同他握手，并发表即席讲话。

       4月3 日，毛泽东主席批阅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4月3 日凌晨苏联边防军炮击我国珍宝岛情况的报告和周恩来就此事如何处理的报告。周恩来的报告建议：我边防站暂不理对方边防站的招呼，待敌人连续炮击几日后，采取突然回击一次，给以重创，并发表抗议文件。毛泽东批示：“可以。”

       5月中旬，审阅外交部答复苏联外交部5月4日照会的复照稿，中方复照稿揭露苏方5月2日至3 日侵入我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地区和领空的事实，对苏方的照会进行了驳斥。周恩来对复照稿批示：“拟同意。”毛泽东批示：“五月间如有新发生的事，似宜补进去。”

       5月19 日，审阅周恩来5月19 日晨7 时报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稿，毛泽东批示：“可用。略有修改。”并在声明稿最后一段中加写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声明于5月24 日发出。

       6月11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中国大使，对苏联军队侵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提出强烈抗议。

       9月24 日，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第11稿。毛泽东批示：“大致可以，下午谈一下。”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声明稿。

       10 月1日，上午10 时，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 周年庆祝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其间，会见来华访问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时，毛泽东借机向苏方隔空喊话：“我们不希望打仗。对苏修，我们不一定天天骂，有时可以停一下。天天骂不一定灵，过去苏修天天骂我们，就不灵。中苏分裂，美国高兴。中苏边境已经有十几天不打了，只要他们不打，我们巴不得，我们是不希望打的。”

       10 月3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毛泽东主席再次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中苏边界谈判问题。

       10 月6日，审阅周恩来对柯西金9月26 日来信的复信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第15 稿，批示：“同意。”

       12 月中旬，审阅周恩来关于处理中苏边界谈判因苏方代表团团长提出回国参加会议而暂时休会事的报告。毛泽东批示：“照办。”12 月15 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库兹涅佐夫等回国开会，中苏边界谈判暂时休会》。

       战争永远都是政治的手段，也从来不是最终目的。从珍宝岛到铁列克提，不仅仅是结果的不同，也不仅仅是距离的差别，是两国关系发展变化的证据，更是双边关系历史走向的根基。

       历史证明，在中苏双方最高领导人的正确决策下，这种有底线、守底线的策略是十分明智的，双方没有陷入报复与反报复的拉锯战和持久战，而是迅速脱离了接触。尽管后来的双边关系缓和有些漫长，但毕竟没有导致形势恶化、失控和不可预知。这样做的结果，符合国际斗争形势，也符合双方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