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备战整编 

　　随着中苏关系不断恶化，外交争端和边界摩擦不断升级，为应对中苏边境的巨大军事压力，从1968 年开始，我国进入了部队换防的高峰期，整营换防、整团换防、整师换防都不稀奇，有的甚至还相当频繁。中央提出了备战口号，明确了迎战方向，做好了中苏开战的准备。

　　（一）全国超常的战备动员

　　从全国看，叫响了备战口号，摆开了中苏开战的架式。1969 年，文革进入第三个年头，当时的苏联公开发出了对我国的战争威胁。按照毛主席“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全国进入了“深挖洞、广积粮”， “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异常紧张状态。

　　1.毛泽东主席多次强调加强战备。3月15 日，毛主席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首先谈了打仗问题：“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大县三个营，中县两个营，小县一个营。平时坚持地方，战争起来了就补充野战军。”

　　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又提出：“就是要准备打仗。只要造手榴弹都由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的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

　　2. 建立全国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警报系统。为防范苏军突袭特别是对北京等大城市的突袭，军委办事组经请示毛泽东、林彪同意后，决定建立全国防空袭警报系统，并明确规定了发布相关警报的权限：向全国范围发出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的权力，必须集中于伟大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在紧急情况下，可授权军委办事组决定，由总参谋部组织实施。局部地区的防突袭警报，授权大军区首长决定，同时上报、下发。

　　3. 召开“三北”地区作战会议。为落实毛主席的指示，6月20 日— 7月4日，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三北” （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沈阳、北京、兰州、新疆4个军区主管作战的领导和各军兵种、三总部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研究了防止苏军突然袭击的作战思想准备、作战设想、部署调整和边防斗争等问题。

　　4. 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报告提议，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军委办事组负责人并吸收军队和地方有关单位、部门的领导人组成。在领导小组之下，在总参谋部设立精干的办事机构，根据领导小组的意图，对全国人防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并对各省、市、自治区，省（自治区）地辖大中城市以至各大中厂矿、企业人防领导小组的建立、健全提出了具体意见。

　　5. 对内蒙实行全面军管。中央通过了关于对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决定，在北京军区前指的统一指挥下，包头市、巴盟、锡盟、乌盟、呼和浩特市、伊盟等地区的革命委员会和军分区（警备区），分别由63军、65军、69军、27军组成前指，实行分区全面军管，责令“所有军管单位，均以战备为纲，抓好革命和生产”。

　　6. 加快成立各省生产建设兵团。随即，中央决定成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划归沈阳军区建制。此后，又先后成立了安徽、江苏、云南、江西、山东、浙江等生产建设兵团，并划归各军区建制。还大幅度扩编了全国各地的民兵预备役队伍，初步形成了“全民皆兵”，“陷侵略者于人民战争海洋之中”的局面。

　　（二）全军明确了迎战方向

　　“珍宝岛战斗”爆发后，苏联开始全面加紧反华备战，把中苏关系推向战争的边缘，我军被迫进入临战状态。特别是面对苏军机械化程度高、武器装备精良，并有大量的坦克、装甲车、导弹陈兵于边境线上的现实威胁，也为了在作战中形成局部优势，特别为防止和阻击苏军机械化部队对首都北京的突袭，全军野战部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大幅度调整。

　　1. 增援和加强北京军区。军委任命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副政委陈先瑞为北京军区政委，结束了北京军区自1967 年2月以来没有正职司令员的不正常局面。为了防止苏联突然袭击，加强张家口地区的兵力部署，军委决定调27 军进驻宣化、张家口地区，归北京军区指挥；命令陆军第28 军由福建调往山西地区，归北京军区建制。同日，军委命令坦克第9师、高炮第67 师分别由江苏、山东调往山西地区，归北京军区建制领导；命令陆军第24 军由河北唐秦地区移防承德地区；陆军第63军从河北移防山西，接替陆军第69 军防区。

　　除了调防之外，还立足部队自身进行了新建和扩编。6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同意北京军区组建守备第33、34 师，分别归陆军第69 军和内蒙古军区领导，后依次改称守备第1、2师；将陆军第38 军改编为摩托化军，军部辖3个摩托化师；令北京军区所属的陆军第24、63、65、66、69 军各新建1个步兵师。

　　2. 及时扩编作战部队。除北京军区之外，其他战略方向、军种、兵种也相应进行了战备扩编。海军紧急组建了广州、上海、烟台3个基地，空军新组建了2个军部、6个歼击机师、2个高射炮兵师；陆军的动作更大，组建了三个陆军军部：同意将闽北指挥部改编为陆军第29 军，辖陆军第84、85（独立第1师改称）和守备第7师；同意兰州军区组建陆军第19 军，将陆军第55师、守备第32师和步兵第3团划归该军建制领导；同意在滇西地区组建陆军第11军，辖陆军第49师和新建的第32师。至此，全军陆军军部达到36 个，为自1952年全军精简整编以来最高峰。

　　3. 建立全军战略预备队。经毛泽东主席批准，1969 年秋，军委向有关军区和空军下达建立全军战略预备队的命令。战略预备队由若干个陆军军、空降军和坦克师、地炮师、高炮师组成。同日，军委命令，调陆军第43、47 军编入战略预备队序列。第43军进驻郑州、洛阳地区，归武汉军区指挥；第47 军进驻灵宝、潼关、渭南地区，归兰州军区指挥。这支部队建成后，增加了全军战略行动和战役行动的厚度和弹性，为军委在紧急情况进行战略调整提供了坚实保证。

　　4. 裁减军校，压缩机关。2月19日，军委办事组以军委〔69〕1号文件，发出关于军队院校调整方案的通知，军队现有学校（含飞行学校）125所，全军拟保留学校43所，减少82所，占65.6％。6月13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军委办事组公布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机关的精简方案。据此，三总部机关进行了精简整编。随后，根据军委办事组公布的《大军区机关精简方案》、 《军委各兵种机关精简方案》和《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构的精简方案》，各大军区机关进行精简整编，统一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海、空军机关及直属部队也进行了精简整编，军委各兵种机关和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同样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精简整编。

　　（三）新疆军区强化了作战准备

　　1966年5月以前，新疆的作战部队兵力较少，特别是野战步兵师屈指可数，在苏联大军压境、咄咄逼人的情况下，要巩固边防、保卫边疆，新疆的兵力明显不足。自1968 年起，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新疆军区陆续扩编、进驻、换防了一批野战部队、直属团（队）和地方、守备、边防部队。

　　1. 野战部队的扩编。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和命令，1968 年3月，新疆军区按通知要求组建了陆军第6师（高原师），于当年5月正式成立；1968 年5月，济南军区在山东莱阳为新疆军区组建了陆军第5师，并于当年7月进疆；1969 年1月，由总参谋部、北京军区、沈阳军区为新疆军区组建了陆军3师，当年8月进疆；1969 年3 — 5月间，新疆独立师与青海独立师对调换防。随后，又组建了炮兵第73师。

　　2. 直属团（队）的组建。在对新疆进行师级规模部队加强和扩编的同时，一些团级单位的组建和加强也在同步进行，一批归军区直属的作战团、特种团应运而生。比如，根据1966年7月总参谋部指示，装甲兵第1坦克学校教练团改编为坦克独立团，调归新疆军区建制；1967 年3月，组建了某高炮团；1969 年年初，生产建设兵团第6团改编为独立步兵团。

　　3. 地方部队的改编。除了内地兵力增援新疆之外，疆内的兵力调整也加紧进行。1966年6月，新疆军区接收了原属自治区公安厅建制的全部公安部队，并整编为独立师；各专区（地、州）公安分队与所在军分区警卫分队合编为独立营（连）。1969 年3月，中央军委批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建50 个现役连队，不列入军队定额，经费由生产建设兵团自负。

　　（四）塔城边防站仓促整编

　　在全国战备、全军调动、全疆增兵的大背景下，塔城军分区也进行紧张换防和单位整编之中。进入1969 年夏季，塔城军分区所属部队主要忙于两件大事：一是忙着筹备恢复边防巡逻有关事宜；二是忙着对部队进行整编调整。这也是当时铁列克提边防站的实际情况。

　　1. 骑兵营换防。尽管军委办事组于1968 年4月26日发布《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明确要求：营以上部队的行动和部署变更，一律呈请毛主席、林彪副主席的审批后才能行动，并要求凡属部队调动，必须由各级党委集体讨论，主要军政首长签署文电才有效。但最高统帅不可能掌握到营级单位特别是边防部队营级单位的实际情况，还要相信和审核批准军区级的有关意见建议，于是，在龙书金的指示和努力下，新疆军区起草的伊犁骑兵营和塔城骑兵营换防报告通过了中央批准。1968 年10 月30 日，伊犁骑兵营和塔城骑兵营奉命进行对调，当时的基本要求是“只换人员、不带武器、不动马匹”。当年年底至翌年春天，伊犁骑兵营所有换防人员全部抵达塔城，大多数人员仍然被分配到骑兵营，少部分人员充实到其他单位，换防任务顺利完成。

　　这次换防与铁列克提的巡逻行动看似无关，实际上影响却非常直接。因为后来指挥铁列克提战斗的营长康有福、政委蒲其武，指挥塔斯提战斗的排长李永强以及后来牺牲在铁列克提战场的范进忠、王明远等人均为伊犁骑兵营换防而来。

　　2. 改为战斗边防编制。1969 年7月，根据军委命令，新疆军区边防体制作出大的变动，由边防工作站体制改为战斗边防体制，将原属各边境军分区直接指挥的营、连级边防站，缩编为连、排级站，并新成立军区直属边防独立营，分管各边防站，主要担负巡查边境线和边境防卫作战任务，由大军区分管边防的副司令直接指挥边防营，并在边防地区恢复民兵哨所、健全军民联防组织。

　　尽管铁列克提边防站的巡逻筹备早已展开，但部队调动是头等大事，也是军区命令，必须坚决执行，必须按时完成任务。

　　1969 年7月28 日，距离8·13 恢复巡逻还有半个月时间，塔城军分区正式下达了《关于边防站、部队整编的命令》，这份塔城军分区（69）司务字第12 号命令，公布了部队整编方案。明确指出：

　　遵照中央军委批准的将边防站体制改为边防部队体制的指示，新疆军区1969年7月12日“关于伊犁军区所属边防部队整编的命令”，将塔城所属边防站、部队整编为三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营。

　　第三营（疆字303部队）由原步兵营营部、步二连（欠四排），和卡梅斯台、阿克雀克、加曼奇、巴克图站编成，营部驻防塔城。

　　第四营（疆字304部队）由原骑兵营营部、骑三连、步一连（欠三、四排）和额敏河以南七个边防站编成。营部驻防裕民（后移防向阳沟），骑三连（欠三排）编成一连，随营部驻防；额敏河、杜拉那拉、雀干托盖站和步一连的二排编成二连，连部新建，驻防额敏河、杜拉那拉、雀干托盖三地；塔斯提、丘尔丘特站和步一连的连部及一排编成三连，驻防塔斯提、丘尔丘特两地；铁列克提、禾角克站和骑三连三排编成四连，连部新建，驻防铁列克提、禾角克两地。

　　第五营（疆字305部队）由原骑一连和库则温、巴依木札、阿吾斯奇边防站等部队编成，营部驻防乌什水。

　　炮兵营（疆字311部队）由新疆军区步校勤务连、塔城骑兵营二连，步兵营一连、三连部分人员，步兵四师、五师抽调汽车驾驶和修理人员，步兵八师炮团抽调炮兵技术骨干等人员编成，营部组建时驻塔城地区师范学校（后移防额敏县城）。

　　这就是疆字303、304、305和311部队的由来。

　　为了搞好此次整编，分区决定成立由参谋长南仲周负总责，司、政、后等部门领导共同参加的整编办公室，对分区整编工作实施组织领导。同时还明确了各个营的负责人，指出“步兵第四营由蒲其武、康有福、宋文景、汪仕成同志负责”。

　　按照此计划，军分区向所属部队明确划分了时间节点

　　8月3日至5日，军分区召开整编会议。

　　8月7日至12 日，各单位对部队进行政治动员。

　　8月13 日，开始往驻防地行动，骑兵营、步兵营及各营的营部、连队、连部、排于8月17 日前到各驻地受领任务，8月20 日前整编完毕。

　　8月12 日下午，步兵第四营新任营长康有福、政委蒲其武率领一部分官兵抵达铁列克提边防站。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他们除了支援边防站巡逻之外，更多的角色是担负着对铁列克提边防站进行接收和整编的任务。

　　作为营主要领导之一的营长康有福是1949 年入伍并从国民党部队起义而来，而政委蒲其武1950 年入伍，两人均为1968年底从伊犁昭苏骑兵营换防而来。从骑兵营到步兵营（严格意义上应为边防营）同样都是营级建制，同样都是营长政委，但两个单位的职能、编成、战法却有很大不同。

　　3. 调整方案范围广、力度大。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中方最明显的感受是来自对方越来越大的压力，苏方步步进逼，态度野蛮强横，对中方领土的蚕食动作频频，边防事件和边界冲突呈急速上升趋势，现实威胁不断增大。面对来自苏方的巨大压力，打破旧的建制，调整部队驻防，既能在战术上迷惑对手，也能理顺指挥关系，增加战斗人员数量，从而强化和提高部队战斗力。

　　部队调整目的是防范入侵，管边控边，但塔城边防这次大范围强力度的调整，几乎把塔城军分区原有的建制营连全部打乱后重新分配，牵扯到几乎全部的单位和人员。在这次整编之前，塔城军分区的大部分边防站均为正营级站，编有站长、政委、副站长、军医、翻译等岗位，很多干部从边防站组建第一天起就在站上工作，资历老、职务高、年龄大，对边界的情况熟，边防斗争经验足。可是，根据1969 年的整编命令，大多数边防站一下子从营级站变成了连级站甚至排级站，一次性下降了两三个档次。那些在边防站生活时间较长的老同志、老边防没有了工作岗位要下山，年轻的干部要补上来，部队习惯于层次领导，讲究的是按级负责，领导力量上也需要一个熟悉和理顺的过程。因为原有的领导体系和管理体系被彻底打乱，基层官兵特别是干部的变动数量太大，对人员思想的稳定有一定的影响。完成部队的日常管理和训练，特别是铁列克提这样带有生死考验和涉外性质的急难险重任务，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4. 勿忙进行调整与当时文革背景下的新疆特殊形势相关。随着文革的进行和中苏边界矛盾的激化，军队的调整和调动问题越发敏感。1969 年1 月10 日，军委办事组重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八条规定，指出调动2个连以上的兵力，一律报请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批准。1月11日，军委办事组对1968 年4月26 日下发的《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作出补充，要求执行各种任务的陆、海、空军部队，营（相当于营）以上部队的行动和部署变更，一律呈请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审批后才能行动；随后，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名义颁发《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规定指出，部队执行生产、施工、训练、助民劳动任务和正常部署调整的调动，营以下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报总参谋部备案；团（不含）以下由军委办事组批准；团以上报毛泽东及林彪审批。部队执行抢险救灾任务，仍按以前规定执行。师、团机关离驻地野营训练，一周以内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报军委办事组备案；一周以上报军委办事组审批。对中苏、中印边境地区，无论大小部队的作战行动，均报毛泽东及林彪或中央常委批准后方可行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塔城边境是名副其实的有边无防。“伊塔边民外逃事件”发生后，才于1962年和1963年紧急组建边防站，在巡逻、执勤的同时，还要抽出相当大的精力建设营房、改善生活条件，人员的流动相对迟缓，有的官兵从建站之初就守在同一个边防站，多年来一直没有挪窝，加上当时边防上的兵力总体较少，管边控边力不从心，适当利用调整之机加强一线部队实力，既有临阵磨枪之意，也是加强边境管控的有效措施。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时机的把握上不够妥当，导致巡逻行动特别是临战训练受到了影响干扰。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其中调整整编又是考验军人忠诚度的最佳时机和特殊考场。无论当时是何目的，基层部队只有不折不扣地执行落实。对于新疆部队特别是塔城军分区来说，既要有禁则止，也要依令而行，面对军区发布的整编命令，除了落实，别无选择，必须不折不扣、原原本本地执行。反映到塔城军分区，反映到铁列克提边防站，中间还要加上一场充满风险和变数的恢复性巡逻，要面对磨刀霍霍的苏联边防军，面对对方已经悄然张开的血盆大嘴，我们却浑然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