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爹爹的临终遗言

在喜得孙子的好心情中，爹爹的生命之火不久就燃到了尽头。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公社的医生们想尽了抢救的办法，但是仍然没有能挽救爹爹的生命。爹爹临终前说了最后的一句话：“我呀，不能给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了。”

也许就象人们常说的那样“乐极生悲”。在爹爹特别高兴的为刚降生的小孙孙做这个椅子做那个车子的时候，死神已经悄悄的向爹爹走来了。

新年前爹爹得了一次感冒。妈妈和我陪着爹爹到公社卫生院进行一次详细检查，还对胸部透了视。医生说没有大问题，打几针就行了。

那天由于白天停电，胸部透视晚了一些。我用手推车拉爹爹回家时天已经大黑了。在回家的路上妈妈还说了爹爹一句：“你平时就看不上老二。真是偏儿不得偏儿济呀。”

爹爹见妈妈这样说，接着说了一句：“这不已经得了铭德的济吗?”

我说：“现在，那哥几个没在老人跟前，我和文香应该为老人多做点事。再说你们也没用我们花什么钱。”

从卫生院回来，我给爹爹打了几天青霉素。看爹爹的身体见强了，我和文香就到二龙屯拉烧材。那些年家里的烧材就靠在假期自己去拉，从来不买。爹爹把我们拉回的烧材垛的齐齐整整的，人见人夸。

可是。我俩到二龙屯还不到两天，家里就打来电话，说爹爹的病重了，让赶紧回去。电话是午间打来的，下午两点来钟，我和文香就赶回家了。

我赶紧请来大队的大夫给爹爹看病，打针。爹爹的病情和以往差不多，就是比过去咳嗽的厉害，喘的不容空。

吃完晚饭，我借了一辆自行车跑了20多里地把在加信镇建设大队下乡的三弟铭志找了回来。那天晚上，爹爹对我和铭志说：“工作要干好，还要注意身体，这是血的教训哪。”

2月7日凌晨 4点钟，妈妈把我召唤起来。我急忙到东屋。爹爹一边喘着气，一边和我说：“铭德，你赶紧上安山卫生院把医生请来。就是给他们下跪，也要请来！”

我看爹爹说话很困难，就不让爹爹接着说了。我骑上家里那辆旧自行车顶着寒风向公社赶去。

我摸黑找到公社卫生院长李永光的家。见他家已经亮起了灯。我敲了门进去。原来那天李院长家里拉烧材。这工夫正请车老板和帮工的人吃饭。

我三言两语说明了情况，恳请李院长到家里给爹爹看看病。李院长听我说明情况，叫我别着急，先回去，他随后就到。我十分感谢的向李院长和他的妻子张大夫告了别，就赶回适中大队。

我告诉爹爹一会儿李院长就到。爹爹听了放了心。李永光院长是文革前黑龙江中医学院毕业的，医术很好，服务态度也好。听说他能来，家里的人都觉得爹爹的病有了希望。

我站在公路边上等候李院长。不到 7点钟，李院长骑自行车赶来了。这时天才放亮不久。我把他领到家里。李院长一面向着爹爹问着病情，一面测量血压、体温和脉搏。同时又检查了舌苔，之后李院长拿出笔来写下了几种药名，要我们快去弄来。

我把李院长送到公路边，问了爹的病情，李院长看着我，缓缓的说了一句，准备后事吧。这真把我给惊呆了。

李院长接着说：“你父亲的病是肺哮喘，现在海底都开了。人到了这种程度就无望了。”

“什么是海底？”我又追问了一句。

李院长指了指下巴颏底下说，就是这儿。

我拉着李院长的手感动说：“不管爹爹的病能不能好转，我们全家都感谢您，包括我的爹爹。以后我要好好的答谢您呀。”

李院长笑着说，这说那去了，我们当大夫的就应当这样，你快回去作些准备吧。

我和李院长告了别，将信将疑的回到家里。妈妈和铭志都问李院长怎么说的？我如实讲了李院长的话。大家都不相信。

我赶紧给在县客运站当站长的表叔从庆打电话，请他快点把那几种药和氧气稍来。因为这样能够争取时间。

上午十点左右，丛庆表叔乘公交车赶来。李院长说的青霉素，肾上腺素等药品和氧气全部带来了。爹爹看到丛庆表叔来也很高兴。按照李院长的要求，大队赤脚医生和李景和姐夫等人紧张的为爹爹打肌肉针和输液。这时爹爹的呼吸明显困难，于是就开始输氧。我和铭志轮流用氧气袋给爹爹输氧。抢救工作有秩序的进行着。

尽管我们对李院长说的爹爹的病情发展情况有些不相信，但是为了防备万一，我就请几位邻居帮助给爹爹做终老被褥和衣服。我还打电话让大舅哥孙文耀在四合大队借口棺材运来。

这些工作进行的都很顺利。特别要感激适中供销社的同志。那时情况特别紧张，用什么物品就先记个帐，不用掏现钱。

尽管抢救工作有秩序的进行，但爹爹的病情仍不见好转。打静脉针从胳膊推不进去了，就从脚后跟上往里打。那时为了输液方便，我把天棚的纸捅了个窟窿，挂上了药瓶。爹爹还不高兴地扫了我一眼。

中午时分，公交车返回。我们和丛庆表叔商量了是否将爹爹转到县医院治疗的问题。根据爹爹那时的病情，就是到了县城的医院也就是这样的治法。何况爹爹那时一动就有生命的危险。于是决定就地进行抢救。丛庆表叔随机乘车回县城，在我家连口饭也没吃。

到了下午一两点钟，爹爹的病情明显加重，打针的频率加快了，可是不见效果。这时我才真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由于爹爹特别喜欢大喜这个孙子，我就让文香把大喜抱来。爹爹看到心爱的孙子来了，就要伸手去抱。但是，由于打针和输氧的限制，爹爹抱不了。爹爹就用手紧紧的握住大喜的手不放。大喜看见爷爷一个劲的笑个不停。这时，我和文香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哗哗的流了出来。 妈妈这时也感到爹爹的生命很难保住了，就一面流着泪一面和来的亲戚给爹爹换上了终老的衣服。这时，文耀大哥把借的那口棺材也运到了。

此刻，我感到应该和爹爹说最后的话了。我和文香跪在爹爹身旁，哭着和爹爹说：“爹要是您真的不行了，您就放心的走吧。我们一定能好好的孝顺妈妈的，一定能养妈妈的老。”

爹爹听了点了点头，大口喘着气说：“这个我放心哪。”

停了一会儿，爹爹费力的说了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我呀不能给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了。”

这以后爹爹就一口接一口的哮喘起来。这时给爹爹注射药水都推不进去了。看到爹爹这么痛苦的样子，我觉得不能让他老人家再遭罪了，就建议别给爹爹输氧了。妈妈也同意了我的这个意见，这样我就拔掉了给爹爹输氧的管子。

我和几位亲属用被褥把穿好终老衣服的爹爹抬到了外屋木板上。我跪在爹爹的身旁，紧紧地握着爹爹的手。我看到爹爹闭着眼睛在不断的喘气，渐渐的喘的不那么厉害了，再过一会儿爹爹就不喘气了。最后看到爹爹的喉咙往外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之后爹爹就平静下来。

妈妈和我、文香、铭志见状都大哭了起来。这时是1977年2月7日下午3时45分。这一天是大喜降生的113天，有人给爹爹的脸上蒙上了一张黄纸。

我跪在爹爹的身旁还不起来，我握着爹爹的手，希望他能够醒过来。可是爹爹的手渐渐的凉了。在别人的劝说下，我哭着从爹爹的身边站了起来。

尽管感情上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但是也必须接受。于是我同亲戚们一起商量给爹爹办丧事的问题。

正象俗话说的那样，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啊。妈妈一生凡事都有主见，这次可真的不行了。可能是由于没有精神准备，爹爹的突然去世给她的打击太大了的缘故吧。

这时，我就是家里拿主意的人了。我和亲戚们一块商量怎样给爹爹办理后事。好在他们都有些经验。我们决定第二天就将爹爹遗体安葬。

妈妈让连夜给三个在外地的儿子拍电报。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奔丧。

我的父亲周相臣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57周岁。这一天是1977年2月7日，农历腊月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