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文革”中记住妈妈的叮咛

打人侵犯人权，骂人污辱人格。这么简单的两句话，是老师的教诲，也是妈妈的叮咛。从小学到中学，再到那场文化大革命，我始终牢记在心。

打人侵犯人权，骂人污辱人格。从小时候起，老师就常讲这个道理，妈妈更是把这两句话经常说给我们听。于是我就注意不要违反这个纪律。同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更给我深刻的教育。

那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位叫李启德的男同学。在一次课间的活动中，为了争玩单杠，我们俩吵起来，我没有动手，他却向我的胸脯重重的出了一拳。为此他受到学校的处分。那时，妈妈还专门到学校找了领导，请求不要处分那位同学。但是学校不答应。学校不但给了李启德处分，还贴出处分布告。可见那时学校对学生管理的多么严格。

有了这次经历，再加上平时妈妈的教育，我真的在这方面很好地规范了自己。所以，不论在小学还是在中学我都严格的要求自己，从来不违反纪律。

不但如此，我还尽力的维护别人的尊严，这同时也保护了自己。“文革”中有这样的两件事至今我的记忆还很深刻。

那是1966年的8月，所谓破四旧立四新的日子。那天，我和几个同学到学校的附近街道去“经风雨见世面”，去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我们到了那里，正赶上一些造反派在批判所谓的牛鬼蛇神。大约有三四十人在大街的人行道上开批判会。

在那里，我们了解到被批斗的青年妇女有海外关系。从她家里还搜出了解放前出版的报纸，她与弟弟写的不满现实的文字。据那些造反派讲，这些东西是从她家地板下搜出来的。在那个年代，她这样的表现，免不了要挨批判的，我也举起拳头喊了几声打倒。      

可后来发生的几个事情却让我给制止了。一个走街串巷的理发师傅挤进了人群里，他拿起了剪刀就要给那位被批斗的妇女剃光头。当他把剪刀伸到这个年轻妇女头上时，让我给制止了。我说这个人不已经给剃鬼头了吗？没有必要非得剃光头。她是个女人，没有了头发还让不让她活了？所谓剃鬼头就是用剪刀把头发剪的长短不齐的。我的话得到了不少人的默许。那个理发师退下去了。

要知道我那是冒着包庇牛鬼蛇神危险的呀！

不大一会儿，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手里拿着一个纸篓挤到了被批斗的妇女跟前，他要把那个纸篓戴到她的头上。那个纸篓不大，如果让他给戴上的话，头部会勒出血来的。所以这个行为同样也被我给制止了。

那时，我的想法是这个人如果在政治上有问题可以用语言去批判她，决不能进行人格的侮辱。我看到那个被批判的年轻妇女哈着腰，一颗颗汗珠里从头发丝里涌了出来。我真的动了恻隐之心。第二天，我就不去参加所谓的破四旧立四新了。

1968年5月上旬的一天，在二十中学的校门前发生了一起武斗事件。由于我恪守着妈妈关于遵守纪律的教诲，所以我没有摊上事儿。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那时沈阳市三派群众组织经周恩来总理亲自工作，已经达成了实行倒旗大联合的协议。所谓倒旗就是哪一派也不要保留山头。这样便于新的革命委员会开展工作，也能避免群众斗群众的问题。可是不管在哪个群众组织，当时都有一些派性很强的人。在我们二十中学的大门两旁当时树立了两快标语牌，这两块标语牌是我所在的群众组织立起的。当时我们刚刚贴了庆祝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大标语。可是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几个人却把他们的大标语也贴上去了。为此发生了冲突。

我那时正领几个人在别的地方贴大标语。听说校门口出事了，就赶紧过来制止。我的手里拿着沾浆子的刷子，对正在打架的两方人员进行劝阻。一些人也不听劝，我在这边拉开，他们又跑到别的地方去打。几十个人打起了群架。我没打别人，别人也没打我。这时，有人在校园里还放了一枪。听到枪声，看热闹的人像退潮的海水一样散去了。

不大一会儿，值勤的解放军车队就开过来了。解放军下车，把两派的人分别隔离在校门内外。之后，又分别作双方的思想工作。让每派都所说自己的不足，对方的缺点让对方自己说。同时，他们又做了调查工作。虽然我那时是群众组织的头头之一，但是平时不打人，不骂人，赶上一次武斗还劝架，因此就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如果在这次武斗事件中，我起了不好的作用，那么肯定就要摊上大事的，必然要影响以后的发展。

在省市革委会快要成立的时候，大约1968年4月的一天，在沈阳二十中学真的发生了一次武斗。那次武斗，我恰巧没赶上。但是，由于和我所在的群众组织有关系，所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教训。

沈阳二十中学和沈阳市的其他单位一样，那时有三大派组织。我们和另一派群众组织都有人在学校住，这是当时自诩“造反派”的两派群众组织。我们这派是保当时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宋任穷的，被称为“保宋兵”。那时在学校住宿的有广播室和宣传队的十几位同学。我当时也常在学校住。那些日子妈妈就要我格外注意安全，能回家就回家来住，别出啥事。我听了妈妈的话，回家住了。没想到，就在我回家住的那天晚上，学校真的出了大事。我这是事后才听说的。

原来我校的第三派群众组织的人在那天晚上当内线，领着外校的造反派战友袭击我们驻地。袭击者先在一楼抓住了一名去打开水的同学，然後用他欺骗值班人员。这些不速之客用枪把值班人员逼住后，然后把广播室洗劫一空。

当时，我们驻地和后楼另一派组织有联系，有人就报了警。后楼的人鸣着枪撵了出来。在追击和撤退过程中，来帮忙的一名我的同班同学让对方给抓去，被打掉了两颗门牙。去追击的同学也抓住了袭击者中的一个人。这个人被打得很厉害。

后来，在解放军的调解下双方交换了“俘虏”。不幸的是，前来袭击，被我校两派抓住并打坏的人到医院后死了。第二天上午，解放军派人来调查时，我才知道了昨晚发生的这件事。根据解放军提供的线索，和当时在现场的人证实，查出了给死者致命伤害的同学，他本人也承认此事。根据解放军的要求，我们把那位下手很重的高三同学送到了警备卫戍区。

事后我了解到，这位同学平常非常老实，从来也不打人。可是这回他动刀下了死手，结果被判了徒刑。

我不知道如果当时我在场是会啥样？不过，我肯定不会让同学们把抓来的人往死里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凡是把事情做过了头的，最后总得自己吃苦果子。这就是经验，就是有时得了理，也不能不让人，太不让人了，反而会输了理。这些道理我是牢牢地记住。我真感谢妈妈的提醒。正是那次提醒，才使我避免了那次武斗的参与和危险。

在“文革”中，我从响应毛主席号召的角度，积极参加了学校里的运动，没当逍遥派。我只是写了文章，喊了口号，根据学校安排在大会上发过言，但从来没有骂一次老师，也没有碰老师或校领导一下，所以在后来的外调中得到了学校各方面的好评。

在这里，我也要对那些我曾错怪了的校领导和老师说声对校不起。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你们，尽管你们并没有记在心里。

1995年 9月，我回母校参加 40周年校庆时，我曾当面向教我们立体几何课程的杜西林老师表示了歉意；还与这位白发老人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