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妈妈 是“豆选”的一面坡镇人大代表

    “我是选民们眼瞅着选上来的。那一粒粒黄豆可都是寻思半天才放到碗里去的。”

    妈妈曾这样骄傲的对她的五个儿子说。

    小时候，我听爷爷说日本鬼子侵占东北不几年，在二爷和三爷的一再要求下，他们老哥仨分了家。再以后，爷爷分的土地又让日本人收去了不少。这时爷爷耕种的土地不多了，加上不管年成好坏每年都必须交“出荷粮”，家里的日子难以为继。于是，爷爷把他视为命根子的耕地卖了，把家从延寿县平安乡蟠龙村搬到了珠河县街里。（珠河县即现在的尚志市）

    这时候，妈妈和爹爹在珠河街里开照相馆，在日本侵略者的欺压下，忍气吞声地过着亡国奴的日子。爹爹曾对我说过，那个时候，日本鬼子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说打就打，说抓就抓。谁家里要是吃了大米白面，让日本人知道后，就给当成经济犯抓走了。要是给按个“反满抗日”的罪名，这个人就没命了，这一家人都得遭殃。

    在日本鬼子倒台前一年中秋节，爹爹为买点白酒在商店门前排队。一个伪满警察挎着洋刀过来找病，二话没说挥手就狠狠打了爹爹一个嘴巴。爹爹一气之下，酒也不买了，酒瓶子也摔了。回家后，气呼呼地和妈妈说，照相馆不开了，咱们到下屯种地去吧。为啥这样呢？爹爹想了半天说，就因为这个警察以前来照相，收了他的钱。妈妈知道了原委，也同意了爹爹的意见。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两个人收拾收拾就把家搬到了延寿县平安乡高禄屯。当时我的大姑在那里住，转过年，为了生活爹妈把家搬到珠河县一面坡镇，继续开照相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战败无条件投降了，苦难深重的东北人民结束了14年悲惨的亡国奴的历史。一面坡是东北的老解放区，日本鬼子垮台后不久八路军就开到了这里。

    爹妈都二十几岁，正逢人生的黄金年代。一面坡镇人口不算多，但是地理位置好，物产资源丰富，通铁路，有公路，有林场，有驻军，抗美援朝时这里还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所荣军疗养院。加上当时政策制订和执行的都很好，爹妈依法经营，依法纳税，所以那几年我家的日子过得挺好。

    这时爹妈的社会活动不少，知名度也高。特别是妈妈由于勤俭持家、孝敬公婆、善待四邻、热心公益，家里外面的口碑俱佳。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选举乡镇人民代表时，被推荐为正式候选人，并以较高的票数当选。尽管乡镇人民代表不是啥官，可是妈妈却牢记“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宗旨，努力的尽着她的代表职责。那段日子是妈妈最忙碌的时候，也是她一生中最充实，最愉快的日子。

    记得有一天，我们早已吃完午饭，妈妈才赶回来。爹问妈怎么贪这么大的晌？妈说开公判大会去了。

    “判的是啥样的罪犯？”爹问。

    “今天宣判的是一个美蒋特务。这个特务趁荣军疗养院的护士外出的机会，用刀扎死了4名重伤员，还扎伤了10多名轻伤员。这些志愿军的重伤员哪，在朝鲜战场上活了下来，没想到在一面坡却让一个狗特务给害死了。真是可惜呀！这个狗特务死有余辜！”妈妈气愤的说。

    我记得妈妈一生中最为骄傲的，就是在一面坡镇参加人民代表的选举。

    那时选举和现在可大不一样。由于刚建国，受教育的人很少，选民的文化程度很底，绝大多数不识字，所以不能用现在画选票的方法进行选举。而是采取很奇特的“豆选”的方式来表达选民的心愿，由此确定当选 人。

    妈妈说：“选举时，我们这些候选人面对着街道全体选民坐在板凳上。在这些候选人的背后，放着一排长凳子，对着每个候选人在那些板凳上摆着一个空饭碗。选举几名代表，主持人就按这个数给每个选民发几粒黄豆。在分别介绍了候选人的情况后，选民们排着队依次从候选人背后走过，认为满意的，就在候选人身后的空碗里扔一粒黄豆。有人监督着，一个碗一个选民只能扔一粒黄豆，扔多不行。”

    所有选民把豆扔完了，工作人员就分别数碗里的豆粒，按选举名额，以得豆粒多少为序确定当选人员。

    妈妈曾骄傲地对我们说：“妈妈得的豆粒还真不少呢！”

    现在看来这样的选举方法似乎挺可笑，但在当时确实是从实际出发，确实是人民群众的一个创造，确实真正地发扬了民主。我为妈妈能在新中国第一次乡镇人民代表民主选举中光荣当选而骄傲。我也对新中国初期这样智慧的选举方式而欣慰。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似乎从这时起妈妈显得格外忙碌。每天上午，妈妈还是在楼下收款和付片，爹爹在楼上的摄影室里拍照，营业场所是租来的，价钱还不算贵。那时电力供应不足，只能在光线好的白天拍照。我还记得曾偷偷地溜到楼上看爹爹照相。见到爹爹用很长的杆子把蒙在天棚上的布帘跳开，明亮的光线就透过天窗射进来。顿时摄影室里就亮堂多了。爹爹耐心和蔼地指导顾客摆好姿势，轻声地说：“好了，不要动。”然后就把头伸到一个红黑两色的口袋里看一会儿。之后，爹爹把头从布袋收回来，拿着一个扁盒子往布袋里一放，一只手举起一个连着长线的气球在半空。不一会儿，又听爹爹说一声:“好了，别动，要照了。”

    往往爹爹的话音还没落，随着爹爹的手一捏，只听“咔”的一声，像就照完了。这时爹爹和顾客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看了爹爹照像的情景，我感到很好玩，对照像有了很亲近的感情。但是爹妈不让我看照像，我也就没偷看几回。

    妈妈那时一般在晚上洗照片。她在一个只有暗暗红光的小黑屋里忙个不停。我躺在炕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看到小屋里的灯一会一闪，闪的时候还听到咔咔声，我几次想偷着看都没行。小屋门不但锁着推不开，里面还有黑门帘挡着，我对这小屋充满了神秘感。

    那时候，每到下午家里就很少看到妈妈的身影。直到天快黑时，她才回家做饭。那段时间妈妈忙的就是人民代表的事儿。虽然她没有进过学校，但是非常聪明，心灵手巧。在爹爹的帮助下，妈妈学会了写百家姓，写大写的十个数字的汉字和阿拉伯数字。

    妈妈曾自豪地说：“看了我开的票子，谁也想不到是没进校门的人写的。”

    妈妈口齿伶俐，记忆力好，待人热情，处事大度，办事果断。妈妈的素质在解放初期的乡镇人民代表中应该是比较高的。如果妈妈继续在一面坡街道上工作下去的话，那么肯定会在政治上有较大的作为，能够为社会做出较大的贡献，但是她为了孩子们的身体健康放弃了这个机会。

    原来，一面坡哪都好，当时就是水土不好，得甲状腺肿病的人很多。当时这一带曾流传这么一句顺口溜“大骨节、粗脖根，一看就是一面坡的人儿。”得上这种病，不但相貌欠佳，腿脚不便，轻者病痛难忍，重者丧失劳动能力，甚至还危及生命。

    我是喝一面坡的水长大的。1955年我八岁时两只手十个指头关节都出现了明显的大骨节病的症状。从当时看，如果不改变生活环境的话，那么不但我的大骨节病将越来越严重，而且我的三个弟弟也摆脱不了这种灾难。怎么办？我不知道爹妈是如何商量的，但是我的看法是在搬家的问题上，妈妈的态度一定是非常坚决的。

    因为自从我记事以来，家里的大事小情没有一件不是妈妈做主的。我不知道这是由于爹爹缺乏决断能力，还是不愿意在家里的事情上操心的缘故。搬家的事儿定了，往哪里搬？为这事儿大人们不能不好好花费一番心思。

    1955年我们的家搬到沈阳市里， 1969年为了孩子们能更好的生活和进步爹妈又主动退职把家搬回延寿县农村务农。在沈阳市生活的15年里却是爹妈一生中工作最累，付出最多，生活最苦，精神压力最大的阶段。那15年，高兴的日子少，犯愁的日子多。

    对妈妈和爹爹来说，上有两位老人，下有五个孩子生活的担子实在不轻。但那时整个国家在这个时期的大环境，不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基本上决定了许许多多的家庭，当时也只能如此。

    回顾这段历史，我不但理解妈妈的良苦用心，更感激妈妈无私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