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这篇反应守备一师和部队大院的纪实报告文学发表后，没有想到会引起较为广泛的反响，让我深感意外。

       这两天我陆续接到许许多多大院子女和同为军人子女的来信或留言，诉说对曾经的大院生活的点点滴滴，讲述许多曾经发生过的人和事情，还有的热心纠正我的文章里的过错，我为此十分感激。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继续叙述我的守备一师和大院的回忆录，并诚恳地接受所有批评和指正。

       这几天通过许多与我联系和留言的大院子女交谈中，我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愿意与大家分享。生活在六七十年代的我们这一代人，时代的烙印给我们留下了深深地印记，最为明显的就是我们的名字。瞧瞧这些名字多么亲切：

       海斌、海东、海渠、海洲、海生、海泉、长海、陆海、耀海、海明、海凤、海英、海红；建忠、建红、建宁、护宁、建国、国庆、建设、建新；卫国、卫东、卫兵、爱国、爱民、爱红、爱斌；援朝、跃进、军华、孝忠、孝诚、孝英、军军、远征、凯旋、凯歌……呵呵，还有很多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敬请原谅。

       近些天，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大院的精神实质究竟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追忆那段失去的青春岁月？或许是一种浓浓的怀旧情怀？其实不然。

       我的理解是，部队家属大院作为解放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特殊群体存在着，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过无数感人的故事，这里所发生过的许多难忘的往事，早已成为一段永恒的主题，必将被后人所珍藏。因而有幸作为一名曾经的大院子女，我们见证了这段特殊历史中特殊群体的半军事化、半集体化和半封闭化的生活轨迹，无疑是很幸福的。

       正因为我们从小就生活在部队大院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父辈们都是一起出生入死从战场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生死战友，因而我们所有大院人家的关系完全超过了现在邻里间每天相见却不相识的尴尬局面。那时候我们家家户户的大门都不用上锁，门对门吃饭时，我们这些孩子们可以端着饭碗毫不顾忌地拉开对门家门，一屁股坐下后就用筷子夹菜吃。

       每当楼上楼下邻里间谁家包饺子、包包子、做酒酿、包粽子什么的，不用说，都会端上一盆给彼此尝尝。当家中男孩当兵去了或者只有女孩的时候，那些母亲们会毫不客气地喊着我们这些男孩的名字，让我们帮助干些搬运煤饼、大米等体力活。家与家之间的概念是模糊的，看上去整个大院就是一个大大的家庭，那种温馨无比的日子真地太让人怀念了。

      六十年代我们家刚搬到师部大院的时候，这里还非常荒芜和简陋，完全没有想象中部队家属大院的气派威严。

       那时的大院虽然面积不小，但是房屋并不多，只有北端两排二层楼和东侧四排平房，正大门是一个小小的过门，门口有当时常见的用铁管焊接的大门，里面靠左面还有一个可以打开的单人小门。进入大院后一眼望去是一大片开阔的空地，地上长满了高低不等的野草，看上去显得荒凉而杂乱。

       那时候国家还很贫困，连部队也节衣缩食过紧日子，而那时没有计划生育的规定，提倡的多生多育、儿孙满堂，因此各家各户都是一大帮孩子，再加上躲避灾荒到部队投亲靠友的亲属们，因此哪家都是一大家子，而全部的收入完全依靠我们的父亲们的那点工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吃饭填饱肚子就成了头等大事。

       眼见孩子们一天天长大，胃口也越来越大，这可难坏了我们的那些母亲们。然而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一路跟随父亲们从刀光血影中拼杀过来的伟大母亲们，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也号召全国人民“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吗？于是，不知是谁，先开了个头，在院里种上了蔬菜，很快就在整个大院蔓延开来，几乎所有的犄角旮旯都被母亲们种上了各式的蔬菜，有点还不知从哪儿搞来了玉米、高粱等种子，一场不可思议的开荒种地运动在大院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别看我们的母亲们没几个有文化的，然而这些来自山南海北的母亲们可都是种植蔬菜的好手，这样既能吃上新鲜的蔬菜，又让庄稼人有了用武之地，何乐而不为。

       那时我才七八岁，看见别人家都抢着种地，赶紧回家向母亲通报，可是我的母亲从小就被送到南京城里给人当佣人，压根不会农活，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家抢占土地种庄稼，幸好我们家人少，只有我们哥俩，还不算困难户。

      清晰地记得那时候每天天还没亮，父亲们去师部出早操了，而母亲们就带着各家的男男女女一起上阵，给自家的庄稼浇水施肥。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些能干的母亲为了让自家的自留地菜长得肥沃些，到处去挑粪施肥，搞得大院臭气熏天。

       矛盾接踵而来，像我们家这样不种地的人家对那些施肥的人家肯定是怨声载道，更大的矛盾是种地的人多了，土地资源就显得稀缺了，时常会有几名家属，甚至带上儿女一起上阵，为了争夺菜地发生激烈争吵，还屡屡闹到师部去，找师首长评理，弄得身为军队干部的父亲们很没面子，而师首长面对这些鸡飞狗跳的事情也显得颇为无奈，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