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长达36年的军旅生涯中，军务科长占据了整整十年的黄金年华，从1968年父亲奉命出任南京军区守备第一师司令部军务科科长起，四十刚出头的父亲把最宝贵的人生献给了人民军队的军务事业，留下深深地烙印和足迹。

       1944年参军的父亲，原是新四军军部特务团的警卫战士，从“皖南事变”后重新组建新四军起，从新四军到山东野战军，从华东野战军到第三野战军，父亲一直跟随着陈毅军长和司令员转战南北，亲身参加和经历了枣庄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南麻战疫、临驹战役、沙土集战役、睢杞战役、开封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著名战役。

       解放后父亲先后荣获解放华中南纪念章、渡江胜利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奖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荣誉奖章、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纪念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等荣誉勋章。

       1968年身为守备一师四团三营营长的父亲，提升为师军务科科长，这在该师历史是罕见的，正是父亲第三公安军干部学校战术系教官的学院派背景，加上从营作战参谋到团作战参谋、从副营长到营长的完整基层部队履历，是父亲从一名营长直接到师军务科长重要岗位的关键因素。

       军务部门是部队最繁杂的部门，主要负责检查部队官兵的军容风纪、纠正不安全行为、管理司令部机关警卫部队、督导安全训练和工作落实，负责新兵入伍、老兵复退、学兵选送及给士兵颁发士兵证和退伍证等等。总之一句话，就是一个管理兵的部门，凡是军人从穿上军装那一刻直到脱掉军装最后时间，期间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归这个部门管理。因此这是一个容易得罪人、且事无巨细的部门，按照父亲的原话说，是：“军务科算是部队的不管部，但凡其他部门不管的军务科都得管。”

       对于为什么会选择自己出任师军务科长，父亲给出的解释是：正因为这是一个不好管理的部门，因此首长要求选择一名自身军事素养高、作风强悍且擅长协调沟通的人出任此职，在众多的候选人中，唯独父亲是一名基层一线部队的营长，且拥有军校专业教育和担任战术教官的独特优势，更重要的是，父亲曾经六十年代是闻名全国的南京军区大比武战术裁判组成员，这些出众的履历使得父亲最终脱颖而出，得以任命。

       在十年的军务科长工作中，因为那个特殊的时期，父亲曾经被挂职派驻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军代表，负责维稳工作长达三年时间，完成任务后又重返军务科长岗位继续履职。

       在父亲的回忆录手稿里，曾经记载着他担任军务科长期间影响最深的几件事：

       一是他刚上任后不久，随师首长前往崇明四团和横沙五团视察部队海防防务备战情况。期间，父亲受命担当本次视察的现场讲解和紧急拉动演练指挥员，以全面的战术理论素养、深刻的海岛防务体系思考和果断有利的指挥处置能力，赢得了一致好评。

       二是根据警备区年度训练安排，父亲所在守备一师将开展全师各部队野外综合拉练见学，父亲被指定参加由师副参谋长马敬云、五团团长王德成和他组成的三人指挥组，负责这次全师规模的拉练见学活动，父亲的任务是组织指挥与协调各部队拉练行军路线与时间安排，包括各部队行军路线、中途休息地点以及宿营地等各种繁杂事务。父亲习惯地打起背包一头扎进师指挥部，日夜不停地忙碌着，对整个部队行军路线与时间衔接作了周密与详尽的计划。野外拉练见学开始后，父亲他们三人指挥组按照行动预案全程协调指挥全师各部队以连环套方式进行循环交叉驻训，圆满完成了任务，无重大伤亡事故。

       三是师首长曾经两次点名要父亲出任教导队教官。一次是在南汇县潘家泓训练基地对全师连排长进行集中住训，由师参谋长刘守本出任队长，政治部主任李振江任教导员，而身为军务科长的父亲却出人意料地被刘守本参谋长钦点担任副队长兼任战术主教官。另一次是举办全师优秀班长集训队，父亲不仅出任总教官，而且集训队驻地就放在他曾经担任营长的崇明四团三营营区。之所以多次选择父亲，还是与他曾经的军校战术系教官和大比武战术组裁判员以及营长出身的出色带兵能力有关。父亲以扎实的军事技战术、深厚的军事理论素养和谦和的为人风格赢得了教导队和集训队学员的广泛赞誉。

       四是1977年9月5日，铁托总统率124人的庞大访问团，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外交部长姬鹏飞陪同下来到南汇县周浦人民公社参观，当时还没有武警部队，军委总部把保卫铁托总统的任务交给了师部及其直属部队集中在附近的守备一师。师党委经过研究，决定成立安全保卫工作领导小组，沈斌副师长和马敬云副参谋长分别担任正副组长，父亲也是小组成员。原本这与军务科长的父亲没有多大业务关系，然而父亲曾经是陈毅司令员身边警卫战士，又在军校系统学习和研究过军事保卫工作的优势而无人能及，于是父亲全力以赴配合沈副师长和马副参谋长精心布防、周密安排，确保铁托总统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父亲这个军务科长最牛的就是拥有征兵和分配的权力。六七十年代，那时候部队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但凡部队子弟要参军都优先考虑，而且手续简单，很多时候往往都是父亲一个电话，就把人用吉普车送去，即使不在征兵季节也没关系，人先去部队，军装和装备发好就开始军营生活了，手续可以在征兵的时候补上。那时候我经常眼睁睁地看着比我们大十多岁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穿着军装坐上吉普车就走了，几年一过又穿着四个兜的干部装回来探亲，那叫一个牛啊。

       父亲的军务科办公室在师部机关大院司令部大楼四楼的最西头的几间，门口分别挂着白底红字的军务科1、军务科2、机要室、打字室和副科长、科长等门牌。

       当年父亲的军务科应该算司令部最大的科室，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们家还特批安装了一部手摇的电话机，父亲严格约束母亲和我们子女禁止使用他的工作电话，因此只要电话一响，肯定父亲又要忙开了，而我们都从来没有、也不敢用父亲的电话。

       科里的人员除了父亲和副科长外，还有十几位参谋，两三名保密员和两名打字员。总计大约有二十多人。

       一直想写写父亲的军务科，可惜没有第一手资料，父亲留下的回忆录手稿也很少提及他科里的人员和工作。然而巧的是， 十多年前我任职宝山区机关党工委，去参加全市各区县机关党工委工作会议，用餐时与我相邻的是当时黄浦区机关党工委的副书记季玉圻，聊着聊着竟然他是守备一师师部机关的，我兴奋地握着他的手说：“我父亲也是守备一师的，你在师部应该认识。”他满脸期待地问：“你说吧，只要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应该都认识。”

       当我报上父亲名字后，他一愣，激动地拿起酒瓶对我说：“咱俩走一个。”

       我疑惑地问：“你认识我父亲？”

     “什么认识，我就是你父亲手下的兵，你咋不记得我了呢？我是当年的保密员小季。”他一下子提高了嗓门，引起了其他桌的注意，纷纷向这里张望。

       这回轮到我愣住了，脑子里快速闪现父亲科里一张张熟悉的脸，总算是有点印象，于是我们越聊越热乎，其他桌的都过来向我们俩祝贺，实在是世界太小。

       几天后老季如约驾车赶到宝山父亲居住的宝钢红十字老年护理院，看望了父亲，我们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当得知我要写一师军务科时，老季就联系了他们军务科老战友微信群的所有老战友，帮助我一起回忆，提供了以下名单，令我倍感亲切和激动，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顿时又把我带回到五十年前的那个火红的年代。

       六十多年至七十年代，曾经与父亲共同在守备一师军务科工作过的人员有：

      科   长： 黄国平

      副科长： 华福广、叶德余、李某某。

      参   谋：任振生、孙宪彬(宾〉、成锡康、蔡光裕、吴汉文、杨洪宝、李云喜、侯成义、张帮良、王习好、叶德余、周桂莲、尤志久、朱维忠。

       保密员：周荣才、何承贵、季玉圻、闻春勤、张洪忠。

       打字员：王卸金、王帮明、彭文灿、李有先、宋有成、闻春勤、徐效连、张洪忠。

      其中徐效连、张洪忠和一位小王从打字员提干为保密员，叶德余从保密员提为参谋、副科长。

      这里面大部分的名字都记忆犹新，有很多还记得起模样，其中较为熟悉的有以下几位：

       朱维忠：一位老资格的军务参谋，后提升为师管理科副科长，1978年第二批大规模转业中被异地安置，原本是山东人的他，被分配到安徽省滁州，习惯于服从组织的他，带领全家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扎下了根。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父亲第三批转业，虽然没有分到外地，但却去了崇明农场，也把我们一家带到了崇明农场。这就是他们这一代军人的品德，从战火硝烟中走来，一切都听党和组织的安排，印证了“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庄重诺言。他儿子朱军华和我中学同学，我们是特别要好的好哥们，一起住师部家属大院，从分别开始我们就一直保持联系。当我看到“朱维忠”名字后，马上就想起了军华，从1978年至今，我们已经有整整四十二年没有见面了，无法想象岁月给我们留下的有多少沧桑，再相见定当紧紧拥抱。

       徐效连：当年军务科的打字员，是我最熟悉的军务科人员，在父亲受命派驻华师大军代表参加维稳工作的三年中，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和另一名打字员小王（王帮明还是王卸金忘了），来我家帮忙。后他俩陆续提干，担任保密员，徐效连还曾下到川沙六团基层连队任职，后又调回师部管理科任参谋。巧事又来了，他后与师后勤部政委徐东升二女儿结婚，而徐叔叔儿子徐志平与我哥哥黄建宏同学，又先后进入部队服役。当他们退役后，与哥哥另外两名大院子弟王德勇、张雁一起到崇明前进农场我们家看望我父母，拍了好多照片寄到我的部队，让我尤为亲切。徐叔叔转业至江苏省金坛市，徐效连以后也转业到那里，与徐叔叔一家相伴一生，这世界兜兜转转原来都是熟悉的你和我。

       蔡光裕：蔡参谋是我印象较深的一位，红红的脸庞，快人快语，为人热情。他后调任崇明四团军务股长，后转业在崇明县公安局，曾经担任过分局后保科科长。父亲转业到崇明农场工作后，他经常来看父亲，我从部队退役后也曾经去县公安局看望过他，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应该有七十多岁月了。

      不得不提的还有一个人，茅永成。他是从四团军务股股长任上提拔接替父亲军务科长的，而接替他担任军务股长的又恰巧是蔡光裕参谋。当初父亲和茅科长交接的时候我已经长大，记得很清楚，我当兵的时候，茅科长还为我送行。我退役时回崇明，父亲来吴淞码头接我，巧的是在船上竟然与他相遇，那时候他已经调任横沙五团副团长。茅科长转业后出任崇明县工商局局长，后转任公安局局长。八十年代末上海公安招人，身为退役军人的我和哥哥都成为他们看中的入选，茅局长还亲自给父亲打电话，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最终哥哥通过全面考核被正式录取，成为父亲老战友手下的兵。以后，当父亲离休时，希望子女能够到他居住的宝山工作，便于照顾，又是茅局亲自批准，哥哥调回宝山工作。以后茅永成又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后保部二处处长，当属军务科中优秀代表之一，我为父亲的这些老战友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