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守备一师直属部队中，通信营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建制单位，属于师部机关直属部队的一个专业兵种。通信兵在军队序列中主要担负通信联络任务，是部队训练和作战科学性、有效性、及时性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是部队首长管理和指挥的耳目，是部队一切行动的中枢神经。

       当年一师直属通信营营区也在周浦师部北面，俗称“北营房”，营区门口一眼可以看到有一座那个年代标志性的平房中间的尖顶建筑，上面有一个被油漆涂成鲜红色的五角星，这就是当年的通信营营部所在地。与炮团、侦察连、防化连、通信营、工兵营以及师医院、汽车连、司训队、修理所等直属连队连成一大片颇具规模的部队营区。

       通信营长年担任上传下达战备执勤训练任务，负责师部机关与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一师所部各团、独立营以及各团级单位的上情下达联络，确保从师部到各所属部队的通信保障畅通，与上级各机关的军事通信联络，对于确保部队军令、政令畅通无阻，完成好各项任务具有重大使命。

       六七十年代的师直通信营规模较为庞大。编制在鼎盛时期时，拥有无线电连、通信连、架线连、教导队等连级建制和营部组成，几乎是一个加强营的框架，体现了时任师长贾德发的通信强军的战略思维，因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贾师长就是晋冀鲁豫边区军区刘邓所属军分区的通信排长，当年抗战胜利的电讯还是由他亲自接收后报给首长签阅通报全军区的，因此贾师长对建设一只具有较高专业化水平和较强通信保障能力的通信部队十分重视，在他的亲自主持下，通信营得到大力加强。

       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经过整编后的通信营缩编为通信连，无线电连二个连队，分别对接监听台、情报哨和二瓦班。每天分五班，实行24小时全天候轮班制度。
       无线电连建制分六个值班台和连直属。分别是：电一台至电六台，这是无线电连的主要单元，每个台的配置3—5人，社台长、报务主任各一名以及若干名战士报务员，车载电台配备1名司机。连直属包括报话班、防空哨、炊事班和连部班。

       相对一般的步兵连队都是按照各自的防区安排的，连队与连队之间相距较远，而通信营因为其专业的特殊性，全营都在一个营区里，一侧是篮球场和食堂，由北向南几排平房就依次是各连队宿舍。这样的好处是各连之间按照分工可以相互有效衔接，沟通及时，一旦需要拉动和执行任务，营部可以快速指挥全营反应，布局有其严格的科学性。 一般被分配到无线电连的战士都是经过筛选的，大多数城市兵或者是知青出身的战士，毕竟学习无线电发报需要熟记密码和敲击键盘，因此要考虑到战士的接受能力和反应能力。

       在无线电连还有报话班和电台，是两种不同的通信方式。电台是通过击打键盘来接收和发送由密码组成的电报，而报话班使用的是电台俗称报话机，可以通过语言密码直接与对方通话，这是部队在野外训练和战争中普遍使用的一种通信设备或通信工具。

       通信连的主要任务一是转接电话，收接报务、加密文件转接等；二是负责部队军用线路维护与维修道，包括维护班，接力班等，这也是部队中有女兵的少数部队之一，一般的总机话务台都有女兵完成。

       相比之下最艰苦的要数架线连。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全师各部队军用线路的架设和日常保养、维护，连队战士常年在野外架设电线和维修电话、架设军用线路等，新兵下到架线连后首先要解决爬电杆这个头号“拦路虎”，就是足蹬带弯型的不锈钢刀攀登工具，身上绑着保险带，沿着木头的电线杆艰难地攀爬至顶端，像去年非常火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里黄渤扮演的工程师林治远攀爬旗杆一样。过了这一难关后剩下的就轻松多了，像什么线路架设、攀登固定、综合作业等架线兵专业科目都不在话下，因而非常辛苦。记得每年师部都会举行全师军事技能打比武，其中就有通信兵的架线和收放线比赛，不仅有男兵，也同样有女兵。

       工作作业时，他们都身背数盘黑色的电线，迈着沉重的步伐快速向前，到达指定区域后进行线路检修、维护保养，夏天热得浑身湿透，冬天冻得浑身发抖，一天几十公里下来，腿抬都抬不起来。架线兵是陆军在那个年代最苦的兵之一。

       通信营六十年代的营长是常德芝，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前期的营长是张兰佩，七十年代后期的营长是李连杰，最后一任应该是韩云章营长。担任过营首长的还有早期的营政委王光富，后改为营教导员， 教导员孙祥珍、副营长张义泉、营参谋长孙玉田。

      这其中我最熟悉的当属李连杰营长和张义泉副营长。李叔叔是父亲较为亲密的战友，他们家也住我们师部家属大院，因为与著名演员李连杰同名同姓又特别好记。他后出任守备一师通信科科长和上海市虹口区武装部副部长。他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李军军是一名医护人员，二女儿李萍萍曾经是我的海军战友，最小的李卫东和我是好朋友，经常保持联系。九十年代初我曾经陪同父亲去过周浦大院，父亲就在李叔叔家吃晚饭，而我被崔卫国、沈举鹏等一帮同学拉走了。晚饭后我去李叔叔家接父亲，那时的他虽然头发白了，但却精神矍铄，与父亲聊得非常开心。临走时两位几十年的老战友都依依不舍，紧紧握着的手使劲晃动着，久久不愿松开，那一幕清晰地印刻在脑海里，难以忘怀。

       张叔叔与我更有着不解之缘，讲张义泉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然而只要一提起原“守备一师”五七制药厂厂长张副营长，但凡那个时期守备一师的人都应该不会忘记。张叔叔是一位抗日战争时期的老革命，1944年参加县大队地方武装，1947随部队转入华野主力部队，同年加入共产党。在守备一师，张叔叔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一直在通信营担任副营长一职，1975年调任药厂担任厂长直至1978年转业，由于他早期是吴淞独立营出身，家一直安置在吴淞独立营部队家属大院，因而对于很多周浦大院的人来说会有些陌生。

       转业后张叔叔安排在上海钢铁研究所担任综合科科长，巧的是我和他儿子张炳宜曾经是海军东海舰队一个师级单位的战友，部队番号仅一字之差，后来当我出任区房产局建筑材料总公司书记后，给我当司机的就是炳宜。而总公司的副总朱冠德转业前就是守备一师炮团的营长，那一次他邀请我回他的老部队，给我们俩开车的就是张叔叔的儿子炳宜，我们三个有着守备一师深厚情缘的人去周浦部队感触颇多。当我得知张叔叔因病去世的消息后，在炳宜陪同下，专程赶赴设在南汇周浦墓园看望张叔叔，告诉他，炳宜在总公司干的非常出色，从一名小车司机起步，陆续走上了总公司下属的装卸储运公司副经理、经理、总公司副总经理，成为一名国企的领导。面对父亲和张叔叔肩并肩灿烂的笑脸，我们欣慰地说：父亲，儿子没有给您二老丢脸，没有给守备一师丢脸，我们无愧于军人子弟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