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星员工宿舍在公司后边，走过去大概十分钟，是宋姐给员工们租的一套两室一厅的老房子。我到长沙没有带被子，刘燕发来短信：“哥，我有一床被子还在马栏山西湖楼，你有空可以自己去拿一下，我把我同事小云的电话号码给你，你到那儿找她就可以了。”我向宋姐请了半天假，坐公交车到开福区马栏山西湖楼，到了那儿拨通小云的电话：喂，你好，小云，我是皮皮。

    “嗯，皮皮你好，刘燕已经跟我说过了，你到了吗？现在在哪？”

    “噢，我就在你们楼下。”

    “你在那等一下，我马上过来”，一会儿，小云穿着一身旗袍（西湖楼酒店员工的工作服）走过来问我，“你是刘燕的皮皮哥吗”？

    “是的，你好，小云。”

    “走吧，跟我一起到我家，我把她的被子拿给你。”

    “这样不好吧，你男朋友看见要误会的。”

    “没事儿，他不在家，而且，他不会多想的。”

     小云开了门，让我进屋坐下，把刘燕的被子拿给我。我接了被子说：小云，谢谢你，我回去上班了，我只请了半天假。小云说，不用客气。她锁上房门，把我送到楼下，她也去上班了。我站在那儿等公交车，忽然发现西湖楼酒店的斜对面就是湖南卫视所在的金鹰大厦。回想2005年夏天，我在长沙流浪街头，却不知刘燕在马栏山西湖楼，她也不知我在德雅路兄弟食堂，直到2006年冬天，我们才有缘在网络相识，真应了一句老话：“无缘对面不相逢，有缘千里来相会！”

     2007年春天，我回到长沙巨星广告公司，用实际表现证明了自己。“眼镜哥”刘迪平也回去了，宋姐却没再给他机会，而是选择留用我，因此，心存感恩的我更加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然而繁忙的体力劳动，让我再也无暇顾及最初的梦想。沉沦苦海无尽的挣扎，深度抑郁，严重失眠，话说这些年，我又何曾安然入眠？一人花开，一人花落，这些年从头到尾，无人问津。那年４月初的一天傍晚下班后，我给养父母打电话，听到了令我感到不安的消息——聊着聊着，养父母说：你那个满集的娃舅到长沙去了，你知道吗？

    “啊，他到长沙干啥去了？”

    “他家有个邻居在长沙做建材生意，叫他去帮忙。”

     满集，与皮家所在的瓦关相距５公里；娃舅，养母雷氏的表弟，生于50年代一个老头儿，小名一个“娃”字，所以称之为“娃舅”。2002年夏，那年16岁的我被皮二姐夫暴打后，娃舅到皮家走亲戚，听说了这件事，作为长辈，没我说一句公道话，反而恶言相加。因此我才被迫离开皮家，到县城小饭店当童工，自力更生。听说娃舅也在长沙，这一消息带给我的并不是亲切感，反而更忐忑：娃舅若听说我在长沙寻亲的事情再对养父母说……我心里乱如麻，却又不能问，越想越害怕，我决定离开长沙，虽然逃避并不是办法。坚持到劳动节放假，５月１号黎明，我悄悄的搬出员工宿舍，住在火车站附近的旅馆。想起刘燕也在长沙，在她姐姐的理发店里帮忙。那晚，我拨通了刘燕的电话说：“燕子，我来看你了，你有没有时间来接我一下？”

     刘燕问：“哥，你在哪啊？”

     我说：“我在汽车南站，我记得你好像说过，姐姐的理发店在长沙汽车南站附近啊。”

    “你怎么去那了啊？那地方拆迁了，理发店现在搬到别的地方了，这离那儿远着呢！”

    “那你在哪啊？我明天就要走了，去北京，走之前，我想来看看你。”

    “什么？你在长沙做的不是好好的吗？干嘛要走啊……那你坐个摩的，告诉摩的师傅，到湖南钢材大市场，到了给我打电话，我叫人去接你。”

     我坐摩的到了湖南钢材大市场大门口，给刘燕打电话，一位大男孩来接我，那男孩就是刘燕的新男友，家里给她介绍的，两情相悦，已订婚。我跟着刘燕的未婚夫到了理发店，刘燕正在用电吹风给一女顾客吹头发，姐姐给我倒了一杯开水，姐夫让我在店里等一会儿，等下班后一起去唱歌。湖南人除了爱嚼槟榔，还很爱唱歌。夜晚走在长沙街头，铿锵有力的歌声就响彻在四面八方的大小歌厅。理发店对面的歌厅在二楼，刘燕的未婚夫背着她上楼梯，我走在后边，打心里为妹妹高兴。我和刘燕的家人在歌厅欢唱到午夜１２点，回到住所休息。

     那一夜，我独自睡一房间，刘燕和她男友在对面房间。天亮后，我早早起来，匆匆赶赴长沙火车站，都没来得及告别。开往北京的火车缓缓驶出长沙，到了北京西站，我打电话到雷小楼的三舅家里，三舅妈接的电话。三舅在北京昌平，他很忙，三舅妈把安姐的手机号码告诉我。我和安姐已十年没见，平时也几乎没通联，接到我的电话，安姐有一点惊讶，她说要到车站接我。我说，姐，你对我说我坐几路车，我自己坐车来就行了。

     我坐673路到了姚家园，终于见到阔别十多年的安姐，已经是两个男孩儿的妈妈，他俩儿子都在北京上小学。安姐晒黑了，变胖了，再也不是我童年记忆中的模样了。安姐和安姐夫每天踩着三轮在北京街头卖水果，起早摸黑的挣钱供孩子们上学。一家四口租房住在姚家园一间不足十五平的简陋出租房，屋里堆满了杂物和批发的水果，还有一张上下铺的床。

     第二天早晨，我带着俩小孩儿吃了早餐，就坐公交车去应聘广告公司的工作。安姐和安姐夫去卖水果。我去了几家广告公司应聘，都不太顺利，夜晚回到安姐家，又在那儿住了一夜。想起两个表哥在海淀，我跟安姐说，想到海淀去看看他们。我到北京的第三天，安姐夫正好要到海淀水果批发市场去进水果，我坐在电动三轮车后边，就跟着安姐夫一起到了海淀。

    表哥表嫂们，也有好多年没见，都热情招待。振威哥让我跟他帮忙卖水果，香蕉一块五一斤，西瓜也很便宜，顾客络绎不绝。早上装满一车的香蕉和西瓜，到傍晚就卖完了。振威哥每天开着面包车，来往于水果摊和出租房。我在振威哥那帮忙卖了几天水果，还是一心想回到广告行业，因此决定回杭州找工作。好不容易去趟北京，没去故宫、天安门，也没去长城，鸟巢、水立方正在建设中，Ｏｎｅ　ｎｉｇｈｔｉｎ北京，来去匆匆似枫叶飘零。表姐表哥表嫂都很忙，我独自拉着行李箱到北京西站坐上开往杭州的列车。回到杭州后，我在新塘路百能广告公司求职成功。心中枷锁没解除，到哪儿又能安之若素？这一次，我选择了南京。

     2007年７月20号，我在南京天龙广告公司求职成功。天龙公司厂房的门口有一副壁画，壁画中有一双手从一个幽深的湖面托起一个婴儿，百思不得不知其解。宿舍在凤凰街84号一栋老房子，与公司厂房之间隔着一条秦淮河，我每天上下班都从秦淮河的小桥上经过。

     小桥上有位大叔在摆摊卖旧书，我买两本：《安徒生传》和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草房子》，读的津津有味，爱不释手。后来，《草房子》借给天龙公司的一女客户阅读，一直未还。下班后，同事们都在宿舍看电视，而我在写作，没人知道我在写什么，别人不问，我也不说。我在报刊亭买了一本《知音》杂志，看着杂志里刊登的那些社会百态、触动人心的故事，我迫切希望和知音杂志的编辑取得联系，讲述自己的亲历故事和年少的梦。时任武汉《知音》杂志编辑的李玉申在办公室接了我在南京拨打的电话。当电话接通，我又不知从何说起。我每天都往李编辑的办公室打电话，从我语无伦次的叙诉中，李编辑也似懂非懂，他劝我安心工作，不要胡思乱想。可当时李编辑的话又如何能够挽救流浪少年那脆弱不堪的心灵？

    回想2005年夏天在杭州与女记者程洁、在长沙与《真情》栏目组工作人员，我当面都未曾说清，更何况我与李编辑只是在长途电话里沟通！我想起杭州那位持枪抢劫犯在逃亡两年后终于不堪承受压力遂而联系了女记者程洁引导他投案自首，最终打开心中的枷锁。而我没违法犯罪，更是一个受害者，却为何还要如此惶恐不安的逃亡？难道一定要等悲剧发生，我才能引起关注和重视吗？天龙喷绘公司有个做平面设计员的女孩名叫马莹，喜欢音乐，常常带着耳机听ＭＰ３，她曾把ＭＰ３借给也喜欢音乐的我听。可是精神已在崩溃边缘的我试图亲酿悲剧以敲响社会警钟。那天夜晚，马莹在公司加班，我就躲在她下班回宿舍的必经之处．，漆黑的楼道里，我带着耳机单曲循环《等一分钟》，也许以后就没机会听了．．．．．．我准备杀了马莹，然后去公安局自首。

     就在马莹快下班的时候，我的理智也逐渐清醒，我终于觉悟：再苦再难也不可行凶杀人，更何况那女孩与我无冤无仇。想到这里，我没再冲动做傻事，马莹也平安躲过一劫。第二天上班，马莹说她在夜里梦见自己老家的房子着火，这位好姑娘却浑然不知，自己差一点儿就香消玉损在我的心魔之中。时光荏苒，一晃好多年，也许马莹姑娘早已忘了我们曾经同在屋檐下，我却依然记得那位差点儿被我伤害的女孩，她最近还好吗？无从知晓，但愿她幸福平安。

     2007年中秋前夕，我在天龙公司的工作已经完全不在状态，上班时间躺在厂里的水泥地上哭喊，同事问我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却说不出来。等他们都下班，深夜，我写了遗书贴在厂房的大门上，然后走到秦淮河那座小桥上，我想纵身跳河以求解脱，却没勇气涅槃重生。凌晨４点，我在宿舍起床下楼，拿着喷绘布条系在最高的单杠上边，准备自缢，没想到那喷绘布竟然断开了，我跌落到地上，没死成。我又拿着一盒新刀片，走在南京虎踞路的大街上，想找个地方割腕。我蹲在一家理发店门口望着天空，乌云密布。我拿出新刀片……就在这时，一位阳光男孩，天龙广告公司的同事邓云路过，正好看见我把刀片放在自己的左手腕。

     邓云问我：“小皮你怎么了？”他把我从地上扶起来，撑着雨伞，一起走向天龙公司。我们走上小桥那一瞬间，天空中的雨点就像断了线的珠子落进秦淮河。大雨一直下到中午才停歇，我的心情并没有好一点儿，等到傍晚下班，我坐公交车到了南京长江大桥，夜幕降临，正是交通晚高峰，身旁车水马龙，还有运沙的大船在桥下穿梭。我爬上桥栏，徘徊在生死边缘犹豫不决，直到路人报了警，并拨打新闻热线，称“有一男子要跳江，你们赶快过来。”

     等到记者赶来，一把将我从桥栏上拽下来。１１０警车来了，把我带到派出所，耐心的问询和劝导，我还是一言难尽地说不清自己到底怎么了，民警叔叔为我泡了一桶方便面，我也不想吃。我想让警察放了我，就假装自己想通了，保证不再跳江，不会再轻生、不再做傻事了。

     民警叔叔问我住在哪里，说可以开车把我送回去。我说我住在凤凰街８　４号，那离这太远了，我想去网吧上网，明天天亮再回去。民警叔叔听到我说想去网吧，就以为我只是个痴迷网络的问题少年，只要有网上，就没有危险。于是，民警叔叔骑着电动车带我到了一个网吧门口，说道“小伙子，你可别再想不开了啊！”

    “嗯，我知道了，谢谢叔叔，您放心吧”，我说完，民警叔叔就骑车回派出所了。我到网吧开了一台机子，登录榕树下文学网进入《田园》社团看了看自己发表的两首诗。一首是《寻觅》的诗和另一首《母亲》。

寻觅

我不知自己，生在几月，却最喜欢冬季，飘雪的的童话里，是谁的羽毛在飞？

不必担心满天的乌云，它还躲在春雷之后，等着夏天的狂风吹，我可能生在江南，

却从小长在华北，那苦难的岁月里，是谁的眼泪在飞？离别了十八年后，才跟着感觉寻回，

心中思念的亲人在哪里？盼望着重逢团圆的故事结尾，我不怕严寒，只怕夜太黑，

不冷的冬天里，是谁的歌声在飞？那丢了孩子的母亲，一定也在人海寻觅，

她揣着我儿时的照片，虽然颜色已褪。

母亲

你从未弃我而去，是那天边的一阵风，把我带到了噩梦里，多少年坎坷艰辛，

儿的伤痕暂且不提，你那额前的白发，是否又多了几许？原谅我那时很小，你的样子，

我记不太清，但我知道心灵感应，如果苍天感动，保佑远方的亲人，让我们早一天重逢。

     我在ＱＱ空间的留言板看到刘燕给我的留言：“哥，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你现在哪啊？过得还好吗？我和我的家人都很想你，你什么时候再来我家？”那一刻，我心中一股暖流，很想再回到湖南娄底的刘家去看看。可是那半年颠沛流离的奔波，我已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都没勇气再跟刘燕联系。精神已近崩溃边缘的我，没再给刘燕任何回应。

    网吧隔壁有家24小时营业的超市，我离开网吧，到超市买了两个红苹果、一瓶白酒和一把美工刀，然后到网吧对面的小旅馆开了一间房。在旅馆里，我吃了苹果，喝了白酒，卷起衣袖，拿着美工刀割向自己的左手。第一刀，第二刀，第三刀．．．．．．血管终于断开，鲜血流到床头地上的塑料盆中。我安静的躺在床上等死，直到血流小半盆，我坐起来，疑惑自己怎么还没死，我没看到奈何桥，也没看见黄泉路，只有四周雪白的墙壁和昏暗的灯光，照着我忧郁而苍白的脸。

     夜半三更，我用毛巾缠住伤口，短袖上衣布满血迹。脑海中响起ＳＨＥ那首《热带雨林》：“悲伤的雨不停，全身血淋淋……”。多年后，我才明白，那天夜晚之所以自杀未遂，幸好当时自己错把静脉当动脉，不然这人间，抑或我早已不在，也就不会有更精彩动人的后来。

     旅馆老板在柜台已睡着，我轻悄悄地走出旅馆，在大街上流浪，街上刮着冷飕飕的秋风。我在路边小院门口看到一个炭火炉，大概是夜市摆摊卖夜宵的炉子，炉子的主人也已收摊睡了，那炉火还在熊熊燃烧，我就走到旁边烤火取暖。凌晨５点半，我走到公交站牌，坐上最早的公交车，回到天龙广告喷绘公司的员工宿舍。我一夜未归，同事们也都不知道我去了哪儿。我的左手伤口肿了起来，也不到医院缝针包扎，只到秦淮河边的一个私人诊所里挂了一瓶盐水。

     中午回宿舍吃饭，在楼道里碰到潘老板，我把那包着毛巾的左手背在身后，不敢让潘总看见。可后来，老板还是发现了，就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他到底怎么回事，有啥想不开的。我一言难尽，说不清楚……老板耐心的劝导，也解不开我心中的枷锁。事已至此，老板也没法再挽留我，就让老板娘给我结清工资。潘总说，从明天起你不用上班了，宿舍可以暂时先住着，等你手上的伤口好了，就到别的地方再找一份工作吧。我回到员工宿舍收拾行李。那座楼一共６层，在６层楼梯有一道门通向楼顶，楼顶有铁架子焊接的遮雨棚，约有１米多高，里面堆放着一些杂物，时而有麻雀飞来飞去。我站在楼顶望着秦淮河，偶尔有白鹭飞进视野，又飞向远方。

     离开南京之前，我曾在那楼顶昏睡过几天，从天亮到天黑，翻看着曾经在南京书店买的那本《新华词典》以及在秦淮桥上买的《安徒生传》。实在饿得难受了，就下楼到秦淮河边上的兰州拉面馆，吃一碗拉面，付了钱，再回去爬上楼顶，继续躺着看书。

     2007年９月22日，我的左手伤口终于自行愈合，伤疤也逐渐脱落。我去网吧上网，在百度里搜索“广告公司招聘写真机操作员、后期制作员”，这一次，我选择了厦门，我想去看海，我到南京火车站买了车票，回到宿舍楼顶，收拾行李，把那本《新华词典》永远留在了南京鼓楼区凤凰街８４号３栋那座楼的楼顶上。９月２５日，中秋节的凌晨３点，我在厦门火车站下了车，在车站附近找了家旅馆。当天下午，我退了房，拉着箱子去找工作，赶到将军祠路的百虹数码喷绘广告公司时，那里已下班，关着门，我也不打电话询问，就在楼下的电动车棚里等。为节省开支，我决定不再住旅馆，打算这一夜就凑合睡在那车棚里。任凭讨厌的蚊子围着叮咬，我也懒得再挪地方，毕竟四海无尽孤独的漂泊，我早就累了。对面那座楼一共有４层，百虹公司在第３层，第２层是一家做印刷包装的，那里还亮着灯，有位大哥站在窗户旁，看到楼下躺在车棚里的我，就下楼走到我面前问道：小兄弟，你怎么躺在这里？

    “我到百虹喷绘来应聘，楼上没开门，我就在这儿等。”

    “噢，他们已经下班了，你怎么不去住旅馆啊，这里这么多蚊子，快起来。”那位好心的大哥让我跟他一起到印刷厂的车间，聊了一会儿天。

     大哥说“百虹的员工宿舍就在４楼，我带你去看看吧，可能有人，都是我认识的朋友。”我跟着他上楼到了百虹员工宿舍门口，有个男青年正在吃泡面，大哥说：“这位小兄弟今天来你们公司应聘，我看他睡在楼下那个车棚里，估计也没钱住旅馆，就让他先在宿舍住行吗？”男青年指着对面一张床说：“行，就睡那个下铺吧。”

     第二天，百虹广告的陈总到了公司，把我叫到办公室聊了一会儿。陈总说：“我们公司是包住不包吃，但是发工资时有午餐补贴，附近有食堂和快餐厅。”

     总算有个落脚的地方，可是忧虑和恐惧像一把无形的枷锁，我越挣扎，越难解脱。因此，我上班到第四天，就开始每天躺在宿舍，不吃也不喝。陈总既不叫我起来去上班，也不赶我走，就让我在那儿住着。我每天翻看着在南京秦淮桥上买的那本《安徒生传》，看累了就昏睡一会儿，醒了继续看。我也知道自己既然不上班，就不可能一直住在那儿赖着不走。我有时候下楼到附近正在拆迁的废墟，犹豫着什么时候从百虹的员工宿舍搬出去。将军祠路有一家河南烩面馆，每天中午，我都到那烩面馆吃一碗鸡蛋面，付了钱，再回宿舍继续看书、昏睡。每天只吃一碗面，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了半个月，到了１０月中旬，陈总依然没把我赶出宿舍，我已经半个月没上班，大家都还任由我在宿舍里就那么住着，不驱赶，也不报警。

     后来，我每天傍晚到快餐店，一碗白粥一块钱，每天只喝一碗粥，因为身上的钱就快花完。百虹广告喷绘公司新来个做业务员的同事，他去食堂吃饭时帮我打了一盘菜，一盒饭，又送给我三本书：中国的《鬼谷子》和《道德经》，还有外国的《羊皮卷》。那好心大哥也才二十多岁吧，但是很阳光，他也希望我能够好起来。再后来，我连买粥的钱也都快没有了，就收拾行李，拉着箱子下楼离开，开始到处流浪。有一天，我不知不觉地就到了大海边，我终于看到大海，看到了鼓浪屿的郑成功雕像。那天夜里，我在鼓浪屿的海滩上睡着了。

    2007年12月15日早晨，我在鼓浪屿海滩醒来，继续行尸走肉般流浪。到了环岛路，我走累了，就在马路边的草地里，裹着毛毯蒙着头，继续昏睡。这时有个男青年牵着两条泰迪，在海边遛狗，发现了我。那男青年问道：“喂，你怎么了？”我没回答。

     “我是海峡导报的记者吴成贵，你遇到什么事了？为何流浪到这里？可以跟我说说吗？”我一听对方是记者，就立刻坐起来打开箱子，把我曾经在杭州给女记者程洁看过的文件，又拿出来给这位吴记者看，他也没看懂，但他从我语无伦次的叙述中，似乎明白了我那不堪回首的童年。吴记者拿出手机给他的同事们打电话。过了一会儿，又来一男一女，都是海峡导报的记者。他们把面包给老我，我不吃。对当时的我而言，真正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身世问题，而不是眼前的温饱问题。倘若一直不知自己来自何方、情归何处去，那么，我宁肯饿死。记者们给我拍照片，然后苦口婆心的相劝，把我带到了厦门市收容救助站，记者们就离开了。第二天傍晚，有一位大个子男青年赶到救助站，对站里的工作人员说：“我叫张作仁，是厦门建筑工地的民工，今天在报上看到一河南男孩在海边被记者送到救助站的新闻，我们是老乡，我想帮帮他。”

     救助站的人带着张作仁和我见了面。我站在铁栅门里，望着门外的张作仁，这位陌生的大哥。张作仁对我说，我也是淮阳的，咱俩一个县，我也很多年没回家了，你若不想回家，就跟我一起到建筑工地吧。救助站里的工作人员问我，你是跟他一起走呢，还是等明天我们给你买票把你送回家？我选择了跟张作仁一起走。工作人员对张作仁说，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登记一下。

     张作仁一摸口袋说，哦，我忘记带了。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说，那可不行，没带身份证，怎么证明你是他的老乡？万一你是坏人呢？张作仁说，好好好，我回去拿身份证。过了一个多小时，张作仁带着身份证赶到救助站，救助站的人检查了他的身份证，同意他带我走。我跟着张作仁，坐公交车到了一个叫“钟宅”的地方，张作仁的出租屋里，放着一张床，地上堆满凌乱的报纸，门口的地上放着一个电饭锅。张作仁三十多岁，到厦门已经快十年，几乎没回家过。张大哥为何不回家？看来张大哥也是有故事的人啊！张大哥说：“今天没来得及买菜，我们在楼下的小饭馆吃饭吧。”饭后回到出租屋，一轮明月照窗前，我和张大哥分头而睡。第二天黎明，天还没亮，张大哥就起床到建筑工地去干活了，我独自在出租屋里昏睡一天。到了傍晚，张大哥买了菜回来，把半斤五花肉和几片青菜叶子一起丢到电饭锅里，洒点盐，煮熟了就开吃。

     我每天在出租屋昏睡到天黑，张大哥每天早出晚归，带着猪肉、馒头、青菜和一份海峡导报回来。直到一天早上，张大哥上班走后，我起床了，翻着地上那一堆报纸，看到了海峡导报那篇关于我在海边流浪，被记者发现之后，送到救助站的新闻。我目瞪口呆地看完那篇新闻报道，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些记者仅凭流浪少年难以启齿的诉说，在没有经过调查取证的前提下，就胡编乱写，添油加醋的杜撰。虽然能被媒体关注报道是我心中渴望已久的夙愿，可是这样的报道，我实在难以接受，“怎么把我写成这样子？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捶胸顿足的懊悔当初不该语无伦次的向那些记者叙诉自己的身世。直到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打开百度搜索我那不愿提起的名字“皮精义”，依然能看到这篇新闻，百度“皮精义”搜出的相关结果第一条就是。　

     那时“周正龙发现华南虎”成了热搜，报纸也每天都在报道。张大哥说：“快来吃点饭吧，这附近有很多工厂，明天你去工厂找个活儿干，也不能天天睡在这儿，工地你就别去了，就你这小体格，到工地也吃不消。”第二天上午，张大哥带着我在附近工厂找活儿干。那有一家很大的印刷厂，我跟着一个切纸的师傅打杂。我在印刷厂上班，晚上下班回到张大哥那儿。出租屋里又多了一位刚满１８岁的男孩，名叫梁建平，梁建平幼年时就跟着父母一起在建筑工地生活，他的父母和张大哥关系很好，常在一个工地干活。张大哥下班后到网吧上网，我也跟着去。张大哥最喜欢看新闻，我登录榕树下文学网《田园》社团看自己发表的诗歌文章。

     2007年的腊月二十六左右，建筑工地放寒假，梁建平跟着父母回老家过年去了，张大哥要去北京，没法再照顾我。工地上还有一些留守的民工，张大哥带我到建筑工地上的宿舍活动房，跟工友们商量，却没人帮他照顾我，张大哥只好又带着我回到出租屋。

    望了望窗外阴沉的天空，张大哥从口袋里拿出有零有整的几百元递给我说：“我要去北京了，这些钱给你留着过年，你照顾好自己，年后去找份工作好好干，别再流浪了。”

    张大哥走后，我又开始流浪街头。除夕夜，我在一家商店门口看春节晚会。湖里区的马路边停着很多报废的僵尸车，我晚上就睡在“僵尸车”里，白天醒了继续流浪。我有时候会走到人烟稀少的荒凉地带，那里杂草丛生，断壁残垣的废墟中，饱经风霜的人物雕像，周围寂静得像极了惊悚悬疑电影里的场景。后来，我流浪到一个工地，看见渣土车的车门没有锁。我爬到渣土车的驾驶室里，盖着渣土车司机的军大衣。天亮了，我从车上下来继续流浪，不觉到了厦门高崎机场附近，我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曾经那么勤奋好学的自己，怎么变成这样？我越想越悲伤，捡起路边的白酒瓶子，狠狠的朝自己头上砸。

     正月十五元宵节，我流浪到铁路边坐在铁轨上。一个聋哑少年走过来，“咿咿呀呀”比划着，让我赶快起来。我知道他是好心好意，可我已生无可恋，远处的火车已经鸣笛，越来越近。哑巴少年急忙把我从铁轨上拽下来……火车过去后，我又坐在铁轨上不肯动，等待下一趟火车。然后治安管理员就来了，推推搡搡地把我赶开。我继续流浪，到了一座山上，昏睡在山顶，被人发现报了警。当警察赶到山上，拿手电筒照着我，又把我带到救助站。两天后，救助站的工作人员问我：“厦门没有到周口的火车，只有许昌和商丘，你是在商丘下车还是在许昌下车？”

     我想都没想就说“到许昌吧”。其实我根本没打算回家，所以在哪下车都一样。救助站的人把我送到厦门火车站。那天夜晚，轰轰隆隆的火车，从中国东南，一路向西北开去。我倚在车厢门口昏睡着，茶饭不思，救助站的叔叔给我买的方便面也没吃。火车开了一天一夜，听到乘务员说“终点站西安到了”，所有乘客都下车，我也跟着走出车站，那时天还没亮。

     我开始在西安流浪，沿着古城墙，晚上就睡在马路边的车厢里。古城二月，春寒陡峭，天气依然很冷，西安城中一片拆迁房的废墟里，住着几个流浪者，我和他们一起烤火。有一天，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叫住路过她家门口却不曾乞讨的我，转身进屋拿了两个馒头出来递给他。早已饿得头昏眼花的我，连说几句“谢谢奶奶”。2008年的整个春天，我在西安城里东游西荡，直到看见街上的行人们开始穿着短袖上衣，才知春已走，花又落。

凤凰街 84 号                                                  秦淮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