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2月，本来是个数九隆冬的时节，却出现了个“小阳春”，天气还挺暖和。

　　这一天，白遇阳得到消息，他被抽回市里工作了。

　　白遇阳一家，在大沙力土村插队落户整整四年，同这里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就要回城了，白遇阳两口子一商量，决定把过年猪提前杀了，请父老乡亲们吃一顿，表示一点儿心意。临搬家的头一天，他们把猪杀了，把左邻右舍、生产队干部和一些乡亲都请来了，欢欢乐乐地吃了一顿猪肉和血肠子。

　　代景春是前一天到他家帮助收拾好衣物，第二天白遇阳带着两辆大汽车回到了家。那天，乡亲们听说白遇阳要搬回城，一大早都赶来了，没用白遇阳两口子动手，就把白遇阳家的东西给装上了车。大汽车走出村口挺远了，乡亲们还站在村口望着，频频地招手，依依不舍。

　　白遇阳从大沙力土村被调回市里，先在阜新市革委会组织组搞一段农村“五七”战士情况调查，接着叫他到市革委会文教组任副组长。这时候，“四人帮”倒行逆施，上窜下跳，以“反复辟”、批“克己复礼”为幌子，大搞所谓的路线斗争。个别人打着批修正主义回潮，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旗帜，煽动学校学生“反回潮”、破“师道尊严”，猛批“智育第一”，声嘶力竭地推广“朝农经验”，把学校搞的乌烟瘴气。不幸的是，白遇阳又成了反面典型，迫使白遇阳又一度靠边站了。

　　白遇阳人靠边站了，他的心并没有靠边站。他凭着一位老共产党员的觉悟感觉到，别有用心的人搞的阴谋诡计永远不能得逞。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民族教育是重灾区，市县蒙中都被撤销停办，蓬勃发展的阜新地区蒙古族教育事业严重受挫。1973年，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古中学首先得到恢复。白遇阳看到了新曙光，便到处撺掇恢复阜新市蒙中。

　　粉碎“四人帮”后，肃清流毒，拨乱反正，这时在市政府文教办工作的白遇阳又一次崛起，开始狠抓党的民族政策再落实，想尽一切办法，恢复民族教育。他一面通过市人民代表包清福等人，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一面多次和教育局领导谈阜新市蒙中恢复的问题。1976年，白遇阳在市文教办任副主任，主任是林声，副主任还有杨彪，李汉新等人是干事。当时，代景春正在市教育局教育科工作。

　　有一天，白遇阳找到代景春，对他语重心长地说：“景春，现在党的各项政策都在落实之中，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中于1973年已经恢复，市蒙中也该恢复了。50年代初期，我抓了市蒙中的创建工作，这回市蒙中恢复的事就交给你了。你先到十六中锻炼锻炼，做一下准备。”

　　随之，市教育局领导找代景春谈话，并召开局机关全体会议，欢送代景春到市十六中任教导处副主任。老校长的话，使代景春深受感动，他做到心中有数。在1977年的一天，代景春找到原市蒙中老教师康国玉、齐树森、吴殿忱、白玉璞等人，由他起草，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国家教育部、国家民委写了上访信，强烈要求恢复市蒙中。

　　眨眼，一年过去，代景春他们写的上访信杳无音信。1978年8月份，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召开纪念自治县成立二十周年大会，党中央派国家民委陆达司长为首组成的访问团前来光顾。消息传到十六中，曾写上访信的几个人，在原蒙中老教师包明瑞、秦玉成等人的配合下前往自治县城，向陆达司长反映阜新地区广大蒙古族群众强烈要求恢复市蒙中的心声。访问团成员听后，个个都表示同情。

　　几天后，陆达司长在阜新市有关领导的陪同下，来到市十六中召开原市蒙中教师（当时，市蒙中已被砍掉，改为十六中，十六中老师绝大部分是原蒙中教师）座谈会，听取更多人的意见。白遇阳校长也陪同前来。座谈会上，群情激奋，要求强烈。有的人甚至情绪一时失控，指着市委组织部长、文教部长、教育局长等人说：“别处的民族学校已经恢复，阜新市蒙中为什么不能恢复，这里有没有民族偏见？！”

　　很快，代景春从白遇阳老师那里得到消息，说陆达司长在离开阜新前找到市委、市政府领导，要求他们尽快恢复市蒙中。不久，市政府作出了恢复市蒙中的决定。由代景春牵头，从十六中抽掉齐树森、关殿忱、白玉璞，与时任十六中革委会副主任的康国玉组成了恢复市蒙中5人小组，在十六中办公，从1978年9月起开展恢复工作。

　　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市蒙中只从市区、细河区招生，只招初中一年级两个班、初中三年级四个班。招生完毕，却一无校舍，二无教师，迟迟不能开学。白遇阳心急如焚。

　　有一天，老校长白遇阳找到代景春说：“校舍问题你考虑了吗？”没等代景春回答，他便接着说：“细河区农中黄了，在四河河东的校舍闲着，教育局的想法是在原细河区农中旧校址筹办，你看怎么样？”

　　代景春思考片刻，说：“老校长，我回去与其他成员商量商量吧。”

　　白遇阳催促说：“越快越好。”

　　代景春回来后与其他人一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四河离市区较远，市蒙中学生大多数住宿，学校从市内粮库、菜市场购物，一是远，二无交通工具，十分不便，困难无法解决。

　　当代景春把这个意见汇报给老校长后，老校长说：“原蒙中校舍现由十六中占用，如果新建校舍再开学，那可是遥遥无期呀。蒙中被砍掉十年了，如果再让孩子们晚上一天学，我觉得都是对民族的犯罪呀！”

　　代景春说：“大家的意见是，既恢复就要彻底，就在原校址恢复，给广大蒙古族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白遇阳老校长考虑到蒙中与十六中之间的校际关系，皱着眉头，为难地说：“那十六中怎么办？”

　　代景春的双眼闪动了一会儿说：“白老师，您看这样行不行？让十六中二部制，一年级14个班的学生分上、下午，这样，他们占用的原蒙中女生宿舍楼可以腾出来一半，从中间隔开，蒙中占用一半，明年招生也这样过渡。如此，十六中建新校舍，也有了充裕的时间。”

　　代景春的建议得到了老校长白遇阳的赞扬，他拍着代景春的肩膀说：“景春，你这个主意好，既解决了蒙中开学难的问题，又不影响民族团结，这很好。”

　　几天过去，没有一点儿消息。代景春又去找老校长白遇阳。老校长告诉他：“局里认为实行二部制会使群众有意见。”

　　代景春生气地说：“如不同意，让局里另请高明，我不干了。”

　　老校长白遇阳用心良苦，十六中终于实行二部制，房子虽然腾出来了，却空空如也，面临的困难实在是太多了。代景春他们一面向市教育局争取大力支持，一面开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当时教育局把新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吴玉华、邢玉珍、韩淑芳、钟淑芬等人分到蒙中任教。新老同志配合在一起修缮房屋、购物，每天劳动到八、九点钟，没有一个人叫苦，也没要过一分钱补助。新教师报道了，连个像样的宿舍都没有，只好把原有的洗手间改成临时的简陋宿舍；没有食堂，也只好找个小屋，大家轮流做饭，凑合着过。

　　1978年9月份招生完毕，但校舍问题拖了很久才得到解决，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此时，学生家长不了解学校当时的困难情况，纷纷前来催促学校开学。为了让学生家长能理解、宽容学校，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并请示老校长，召开了尚未报到的学生家长座谈会。家长们听到实际情况汇报后，表示全力支持。随之，阜新市二院大夫杨宝石（应招生杨小梅的父亲），靠个人关系从其他单位借来四吨大汽车，帮助拉木材；工作在市政处的原蒙中老毕业生王国政，从市政处借来拖拉机，为学校拉桌椅、玻璃；还有几位家长做木工、瓦工、力工活……更为棘手的是因校舍不够用，教育局有关领导让本次招收的四个初三班压缩成两个班，以缓解各方面的困难。本次座谈会上，家长们对此反感很大。他们当场推选参加座谈会的全国人大代表——细河区的沙古拉、海州矿的李玉田为代表，到主管文教的副市长李汝舟那里反映情况，要求教育局撤回意见，照顾、支持市蒙中开学。李副市长听到人大代表的合理意见，当场给市教育局有关领导打电话，沟通情况，解决了这一难题。

　　难题解决了，老校长白遇阳和做具体工作的人员，才松了一口气。后来白遇阳老校长解释说：“这件事，只好由人大代表出面解决，我不好再三开口啊！”人们十分理解老校长的难处。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经过老校长的关心，新老教师的艰苦努力、辛勤劳动，市蒙中在1978年11月终于开学了。后来，十六中建了新校舍，市蒙中逐渐过渡，才独占了原来的校舍。

　　春夏秋冬，斗转星移。时隔多年，当事者回忆往昔，甚感欣慰。同志们评价说，老校长的心没有白费，赞扬代景春、康国玉、齐树森、吴殿忱、白玉璞、韩景林等人以及新参加工作的同志为恢复蒙中付出了辛劳，作出了贡献。当年的青年教师邢玉珍（后任阜新市公安医院党委书记）提起此事深有感触。她说：为了发展本民族的教育事业，我们作为蒙古族教师付出辛劳是应该的。老教师给我们做出的榜样，使我们干劲十足。我到市蒙中报到，一下火车，是代景春老师推着手推车把我从阜新火车站接来的，至今难忘。开学后，有一次《阜新日报》社的记者前来采访，谈到当时的情况，记者问：“你们哪来的那么大干劲？”新老师不约而同地回答：“是党的民族政策给我们的民族精神！”

　　十六中搬走了，老市蒙中完璧归赵，老校长白遇阳听到这个消息后，乐得一夜也没有睡好觉！市蒙中恢复之后，相继将二层教学楼改造成四层，两栋平房改建成四层男生宿舍楼，将二层女生宿舍楼改建成四层楼，前几年又建了小学，现在正在建综合楼与体育馆。到目前，市蒙中以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形式，成为市区民族教育的示范学校。人们每当谈起蒙中发展的新成绩，无不怀念老校长白遇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