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思想准备与“M计划”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曼德拉作为“蔑视运动”的总指挥，精心策划、成功组织和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历时半年的非暴力反抗运动。这场运动教育了人民，锻炼了队伍。也换来了白人统治者更加严酷的法律规定和镇压手段。

　　“蔑视运动”开展一个月后，七月三十日，警察带着《逮捕证》到曼德拉工作的律师事务所逮捕了曼德拉，罪名是违反了《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在各大城市，许多“蔑视运动”的领导人同时被逮捕。当年九月，在约翰内斯堡被指控的反抗运动领导人有二十一名，其中包括莫罗卡、西苏鲁、曼德拉、马科斯等非国大领导人和几位印度人大会的领导人。

　　当这些反抗运动领导人出现在法庭时，法庭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政治集会。大批示威群众穿过约翰内斯堡大街，聚集到法院来。法院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黑人、白人、印度人、有色人，各种年龄和肤色的人都有，还有曼德拉母校威特大学的白人学生。审判大厅里挤满了人，“再回来！”“非洲！”此起彼伏，不时打断审判进程。

　　将这次审判变成一次显示决心和团结的机会是在非国大计划内的。广大群众的热烈响应也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可是，做为非国大主席、反抗运动的头面人物莫罗卡的表现却让这次机会大打了折扣。

　　非国大的领导人们计划是一起被审判，不采取单独行动。当曼德拉找莫罗卡商量时，莫罗卡明确表示反对，他不愿意和非国大的同志们一起行动，因为那样他就会被和共产党扯上关系，那样他就会去坐牢，他是富人，他不想坐牢。

　　莫罗卡自己单独聘请了律师。在法庭上，他当着证人的面正式同意放弃非国大的原则。律师问他反抗运动领导人中是否有共产主义者时，莫罗卡真的用手指向了很多人。

　　在这个审判中，莫罗卡的表现基本就是个叛徒或者是变节者。莫罗卡个人的去留无关大局，但他做为非国大主席，如此表现对非国大是个严重打击，非国大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大受影响。

　　这次审判的法官还算公正。判了所有被告“法定共产主义罪”，说他们策划的行动“公开不遵守法律并达到了与叛国罪相等的程度”，但也承认被告一贯坚持要求会员“遵守和平行动原则，避免任何形式的暴力”。所有被告被判九个月参加重体力劳动的监禁，缓期两年执行。

　　随着非国大组织的群众运动越来越频繁，政府的镇压力度也逐渐加大。曼德拉意识到，政府为了防止再次发生“蔑视运动”那样的反抗运动，将会而且正在采取更加严密的措施。非国大通过发动“蔑视运动”壮大了自己，具有了更大力量动员广大工人、农民投入到同一个运动之中，形成能够推翻白人压迫的足够强大的力量。但政府决不会束手就擒，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使一切合法地表示抗议的方式都变得不可能。

　　在九月份的审判后，曼德拉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坦博那个预言越来越接近于现实。政府会禁止反抗政府的人以合法组织开展工作，他们将很快宣布非国大和印度人大会为非法组织，就像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一样。曼德拉建议非国大全国执委会必须准备一个应付不测情况发生的方案。作为人民群众的领导机关，没有这样一个方案是不负责任的。

　　实际上，即使政府没有宣布非国大为非法组织，曼德拉等非国大领导人也经常无法公开开展工作。因为政府经常用“禁止”的手段对付他们。

　　所谓“禁止”，就是强制被禁止人脱离某些组织，严格禁止被禁止人参加任何形式的集会。“禁止”具有监外关押的性质，既从肉体上限制人的自由，也对人的精神进行禁锢。政府采用这种手段不需要证据，不需要起诉，司法部长发个通知就行。被禁止人别说参加斗争，和一个以上的人说话都不可以，离开本地也要报告。如果违反了禁止令，就意味着坐牢。

　　曼德拉当选德兰士瓦省非国大主席，起因就是前任主席马科斯被禁止，无法履行职务。一九五二年底，曼德拉第一次被禁止，他当选非国大全国副主席的那次全国年会也无法参加，连自己儿子的生日舞会也不能参加。那次非国大全国年会有五十二位非国大领导人因为被禁止而无法参加。

　　所以，即使在组织合法的情况下，非国大领导人也经常要采取地下工作的方式进行政治活动。建立一套适合地下工作的组织系统对非国大是必要的。

　　一九五二年底的非国大全国年会上，非国大纳塔尔省主席鲁图利酋长被选为非国大全国主席，曼德拉被选为第一副主席。非国大进入了新的、更积极的鲁图利时代。

　　鲁图利酋长是一位牧师的儿子，接受过高等教育。鲁图利是一位有实力、有影响力的酋长。鲁图利酋长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也是一位虔诚的“甘地主义”者。但是，鲁图利酋长的斗争精神是毋庸置疑的。鲁图利酋长更是一个坚定献身反抗种族隔离斗争的斗士。

　　鲁图利酋长当选非国大全国主席之前，南非政府就给他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他必须放弃非国大的会员身份，并不再支持反抗运动，否则就免去他的酋长职务。鲁图利酋长断然拒绝，政府就免去了鲁图利的酋长职务。鲁图利发表了一份原则声明回应政府——《通向自由的道路避不开十字架》，鲁图利在声明里重申了对非暴力消极反抗运动的支持。并用那句影响深远的、诗一般的句子为自己的选择辩护：“谁会否认我三十年的生命中一直在徒劳地、耐心地、顺从地、谦让地叩响那扇紧闭且上了闩的大门？”

　　非国大的鲁图利时代是斗争的时代。鲁图利一九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在自己的甘蔗园里收甘蔗时得知获奖消息。

　　鲁图利担任了十五年非国大全国主席，是非国大的一面旗帜，直到一九六七年死于一场离奇的车祸。那时非国大已经是个“非法组织”，曼德拉、西苏鲁等非国大高层领导被关进了监狱。流亡在国外的曼德拉好友坦博接任了非国大全国主席，率领一帮战友在颠沛流离中坚持斗争。

　　一九五二年底的年会结束后，全国执委会派专人向曼德拉报告了会议的各项决议，其中一项秘密决议就是——由曼德拉负责起草一份能够使非国大在地下运转的方案。起草这样的方案也是曼德拉自己向组织提出的建议。这个方案后来被称作“曼德拉方案”，简称“M计划”。

　　曼德拉花了几个月时间，与非国大和印度人大会的领导召开了几次秘密会议，完成了这个组织系统的起草工作。“M计划”的主导思想是建立一个能使非国大上下政令畅通的组织体系，通过这个体系，最高层形成的决议不需要召开会议就可以迅速传达到整个组织。这样，一个非法组织仍可以继续开展工作，被禁止的领导人仍可继续起到领导作用。

　　曼德拉设计的这套组织系统构思很好，内容也很详细。中央、省、城市、社区，直到一条街上的十户人家。一条街上的十户人家是这个组织系统的最小单位，也就是基层组织。基层组织是这个系统的关键环节。

　　和这个系统相配套，或者说对这个系统进行测试的是一套会员培训机制。曼德拉设计这套培训机制当然有更大的意义，他希望通过理论知识讲座统一思想，把全国的非国大机构团结在一起。讲座从各地分支机构开始，一层层讲下去，直到基层会员。几个月后，培训机制有了成套的教材，《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是如何被统治的》、《变革的必要性》。曼德拉自己和其他被禁止的非国大领导人也经常在晚上秘密开授讲座。

　　“M计划”实施最好的是在曼德拉的家乡东开普省。其他地方有的领导人认为这个计划是中央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有的省级领导人认为“M计划”限制了他们的权力。也有人认为，政府的镇压还很遥远，没必要提前采取这样的措施。事后证明，当政府的铁拳落下来时，这些执行“M计划”不力的地方手足无措。

　　约翰内斯堡是个高速发展的大都市，这样的城市往往有个特点，原来的城市外围很快变成了城区，而且成了城市里的好地方，旧城改造和拆迁在所难免。索菲亚顿就面临了这样的拆迁。围绕着索菲亚顿的拆迁，非国大与政府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

　　索菲亚顿是个黑人城镇，离约翰内斯堡市中心不到七公里，生活十分方便。那里也是为数不多的黑人能够购买小块地皮的地方之一，不少黑人有产阶级在这里拥有物业。非国大前主席埃克苏玛医生也在索菲亚顿拥有一个豪华大宅和一个外科诊所。当然，这里与所有城市边缘的黑人区一样，豪华大宅是极少数，更多的黑人住在拥挤不堪的简陋小房里。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周围地区大量黑人劳工涌入这里，业主们纷纷搭起了违章建筑对外出租，房屋简陋，道路狭窄，公用设施匮乏、各路强盗横行。

　　政府将索菲亚顿列入了“旧城改造”计划。将索菲亚顿和另两个黑人区的十万黑人搬迁到离约翰内斯堡二十公里外一个新城镇去。政府的理由是清除贫民窟，同时改善贫穷黑人的居住条件。

　　这样的拆迁理由估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最常用的理由。可是对南非这个特殊的国家，这事没那么简单。索菲亚顿已经成了约翰内斯堡的一部分，政府要将整个约翰内斯堡都建设成白人区。在南非，黑人离开自己的居住地是需要《通行证》的，有些白人区直接禁止黑人进入。而居住在索菲亚顿的不少黑人拥有自己的不动产。对回自己拥有产权的家，《通行证》制度行不通。二十公里外的新城是个完全的黑人城镇，而且分了七个区域将不同部落的黑人分开安置。

　　所以，这个搬迁计划是种族隔离政策的具体落实，目的是更好地控制黑人并分而治之。索菲亚顿有些黑人在那里住了五十年，他们普遍反对搬迁。非国大决定领导黑人群众反抗政府的拆迁计划。反抗拖延了拆迁计划实施，从一九五○年拖到一九五三年。政府失去了耐心，决定实行“强拆”。

　　经过了“蔑视运动”，广大黑人群众具有了更强的斗争性。他们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高喊口号，和政府对抗。政府显然不准备退让，每次群众集会都有大批警察在周围聚集。

　　在一次反对“强拆”的群众集会上，曼德拉发表了讲话。曼德拉在讲话中揭示了白人政府由于惧怕非洲人民的力量，对反抗运动的镇压愈演愈烈的事实。谴责了政府的残暴和不讲法律。曼德拉越讲越激动，他说：“消极反抗的时代结束了，非暴力是一种行不通的反抗策略，依靠这样的策略绝不会推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少数白人政权。暴力是唯一能够消灭种族隔离的武器，我们必须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使用这个武器。”

　　会场上的群众，尤其青年人都很激动。他们一阵阵地鼓掌和欢呼。曼德拉那天虽然受到会场上群情激昂的影响而有点头脑发热，但他的讲话决不是心血来潮。“蔑视运动”结束后的半年多来，曼德拉一直在思考这个“暴力与非暴力”的问题。曼德拉认为，一切反抗斗争，无论是否暴力，都将会变成非法行为。既然都是非法，首要考虑的就应该是哪种方式是有效的，而不是首先考虑是否暴力。非暴力不是原则，而只是策略。这是曼德拉在半年多前担任“蔑视运动”总指挥时就提出过的观点。

　　但是，曼德拉那天晚上的讲话违背了非国大的一贯原则和既定方针。非国大全国执委会中有人同情曼德拉的观点，但没人支持曼德拉面对群众发表这些观点的过激方式。全国执委会认为曼德拉宣传这样的思想不但太超前而且很危险，这将会导致敌人彻底摧毁非国大。曼德拉接受了执委会的批评。从此以后，曼德拉在公开场合都忠实地捍卫非暴力策略。但曼德拉心里明白，非暴力策略并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式。

　　几乎在曼德拉发表过激讲话的同时，西苏鲁告诉曼德拉一件事，将在布加勒斯特举办的“世界和平与友谊”青年学生节向西苏鲁发出了邀请，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向全国执委会请示。曼德拉十分支持西苏鲁去参加这个活动。西苏鲁不可能从政府那里办到正式护照，曼德拉帮助西苏鲁办了代用护照。曼德拉还建议西苏鲁设法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新中国的领导人讨论提供武器给非国大开展武装斗争的可能性。可见，这时的曼德拉已然对武装斗争念兹在兹。

　　这又是一次头脑发热的、大胆的，而且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个人行动。曼德拉在全国执委会上承担了转达西苏鲁个人辩解的任务。鲁图利主席批评这个行为无视非国大的行为规范，马修斯教授对西苏鲁出访社会主义国家感到吃惊，这将会为政府提供非国大得到共产党国家支援的证据。他们并不知道，曼德拉还向组织隐瞒了建议西苏鲁设法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如果知道了，一定会更加吃惊。当然，曼德拉当时也不知道西苏鲁是否真能去中国。

　　西苏鲁很不简单，他真的设法从罗马尼亚来到了中国，也真的和新中国的领导人讨论了武装斗争的事。西苏鲁应该是非国大第一位访问中国的高官。新中国的领导人坦诚地告诫西苏鲁，武装斗争是极端严肃的运动，没有十分把握不宜轻举妄动。一旦失败，就没有了回旋余地。

　　西苏鲁没能从中国带回枪支，他从中国带回去的只有新中国政府的热情接待、道义支持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那时的中国领导人刚刚从漫长且残酷的武装斗争中走出来，对武装斗争再熟悉不过了。中国领导人的谨慎和担心是有道理的，如果“慷慨”地向非国大提供了武器，也许在曼德拉还没被关进监狱前，非国大就被南非政府消灭了。不过，这事后来还是被举报，政府用这事来指证非国大得到了共产党国家的支援。

　　一九五三年九月，曼德拉再次遭到禁止。这是一次更严厉的、长达两年的禁止。曼德拉不得不从非国大的核心层转到外围。

　　德兰士瓦非国大的大会计划在十月份召开，做为新任主席的曼德拉已经起草了就职讲话，因为被禁止，讲话只能由他人代读。这个由他人代读的讲话被后人冠以《艰难的自由路》之名收入了曼德拉的“文集”。这是一篇反映曼德拉时下斗争思想的讲话。曼德拉在讲话中说：

　　群众现在必须准备采取新的政治斗争形式。政府出台的新法律和新策略使旧的群众抗议斗争形式，其中包括召开公共大会、发表声明、静坐等，变得特别危险，并且有自我毁灭的可能。报纸不发表我们的声明，印刷公司拒绝为我们印刷宣传册子，他们都害怕被指控违反了《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这些变化需要我们研究新的政治斗争方式。现在使用老的斗争方法无异于‘自杀’。

　　……

　　显然，曼德拉之前的一系列言行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份写在纸上的就职演说系统、准确地表达了曼德拉的斗争思想。非国大执委会批评曼德拉冒进只是他们一时没转过弯来，思想还禁锢在“合法斗争”的传统里。形势正如曼德拉分析的那样，政府已经不可能允许反抗行为继续存在，只要反抗政府，无论是否暴力都是非法。

　　所以，要么放弃斗争，做任人宰割的羔羊。要么准备拿起武器，索性做“非法之徒”。